区域史研究十篇-9游会真人第一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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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史研究

区域史研究篇1

[关键词]区域史;东亚史;区域识别;区域划分;历史分期;区域互动

长期以来,有关东亚史的研究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各种版本的东亚史、远东史、东洋史著作纷纷问世[1]3―5,但不可讳言的是,这些著作,或按照国别史排列,体现不出东亚作为一个地区的共同性和特殊性[2]2;或出于特殊的政治目的,存在对历史事实的曲解[1]4―5;甚至对东亚应该包括哪些国家和地区的看法都很不一致[1]3。2006年,由长春出版社出版的《东亚史:从史前至20世纪末》一书,首次采用区域史视角,将东亚作为一个单位进行研究[1]5,在东亚史研究方面作出了新的有益的尝试。捧读之后,获益良多,突出地感到该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东亚史》一书在编纂体例上最大的特点,在于“打破了传统的按国别叙述的编纂方法,把东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叙述”[2]2,即首次将东亚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区域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对区域的识别,作为区域史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一个能自我说明问题的单位”。因此,“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的区域的空间范围,不能是对自然地理空间的任意切分,而必须是一个能自我说明问题的单位所覆盖的地域”。而所谓“自我说明问题”,是指其历史具有特殊性、连续性与完整性。“自我说明问题的单位”,至少应该在自然地理、文化要素、历史进程等三个大的方面具有特殊性、连续性与完整性,这是识别区域的三个基准[3]3。

《东亚史》一书,开宗明义在“绪论”中对东亚的范围进行界定:涵盖中国大陆与海岛以及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15个国家和一个地区,即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蒙古、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外加亚洲俄罗斯地区[1]3。这种“15 1”所构成的东亚地区,在自然地理上构成了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单位。“大体上讲,东亚的自然地势是以青藏高原为中心,向北部、东部与南部展开,形成一个扇形结构,扇面的内环是二级台地地区,中环区是三级台地地区,外环区是海岛区。正是作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与其北部中国新疆地区的沙漠带一起,构成早期人类非常难于穿越的地理阻隔,将东亚与亚欧大陆的其他部分分隔开来,形成相对封闭的区域地理环境,这是东亚历史发展具有特殊性的重要原因”[1]7。

文化要素方面,上述“15 1”所构成的东亚地区,在长时段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东亚文化圈。“也许我们可以将文化理解为人类的存在方式。生存方式上具有特殊性、连续性与完整性的人群所活动的地域,也就构成了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的区域。由于生存方式几乎包括人类社会的全部内容,无法以之作为可操作性的标准,在研究中我们不得不从中选取若干种文化的重要方面即‘文化的要素’作为识别区域的标准”[3]4。日本学者西攵ㄉ最早提出,东亚文化圈的要素或文化特征主要是:汉字、儒学、佛教、律令制度。中国学者多数支持这种观点,只不过在术语上,有些中国学者是把律令制度称为中国式的典章制度。秦汉以后,以册封和朝贡贸易为媒介,中国与东亚其他民族和地区一直进行文化的互动。7―8世纪,在大量吸收中华文明的基础上,东亚各国的文化开始趋同,东亚文化圈最终形成[1]146。

此外,上述东亚地区的发展具有独特的历史进程: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发展不具备同步性与同质性、内部的互动频率远高于与区域之外的互动频率。“作为当代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并列的世界三大文明之一,东亚文明走过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进程。在古代,东亚各国曾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封贡体系、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在欧美势力进入以前,东亚内部也早已形成了半封闭的贸易圈,作为一个独特的世界,东亚各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并具有相当大的共性”[1]5。同时东亚地区内部的人种、语言也具有一致性。因此上述东亚地区完全符合识别区域的各项基准,将东亚作为一个单位进行研究,完全符合历史和现实的情况,进而可以正确、深刻地理解东亚各国的历史,对东亚的历史进行整体的把握。

《东亚史》一书不仅首次将东亚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而且首次将东亚内部划分为七个亚区,并进一步识别了其中的核心区与过渡区。依照区域史研究理论,区域是分为不同层级的,不同层级的区域识别要从自然地理、文化要素、历史进程这区域识别三大要素出发[3]5。区域史的研究,首先要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确定进行哪一层级区域的研究,然后再依据这一层级上的自然地理、文化要素与历史进程这三大要素识别出不同的区域,然后才可以开始对特定区域的研究或对若干区域组成的结构的研究[3]6。《东亚史》一书,正是从区域史的角度出发,将东亚视为一个整体,作为最高一级的区域,并依照区域识别三大要素,将东亚内部划分成七个不同的亚区,即黄河流域区、长江流域区、蒙古草原区、青藏高原区、天山南北区、东北亚区与东南亚区[1]7―9。

上述七个亚区中,黄河流域区、长江流域区与东北亚区三个区域的文化共性更为明显,共同构成东亚文化圈的核心地带。而其他四个区都是东亚文化圈的核心区与其他文化圈的接触地带,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在文化上具有过渡性。天山南北是东亚文化与中亚、西亚文化的过渡地区,青藏高原是东亚与南亚文化的过渡地区,东南亚早期是东亚文化与南亚文化的过渡地区,14世纪以后,逐渐变为东亚文化与西亚伊斯兰文化的过渡地区,蒙古草原则是游牧文化的代表,但一直深受东亚文化的影响[1]9。

一般认为,划分核心区与过渡区的方法,最早由文化人类学家威斯勒提出,其在《人与文化》中系统地阐释了“文化区”的观点。认为“文化区”是指一个地理上的空间单位,即该处可见到的相似的一种文化或多种文化。威斯勒认为,文化是由各个层次的单元所组成的一种完整的结构,包括多种层次,分为“文化特质”、“文化丛”、“文化型”、“文化带”、“文化区”等。所谓“文化特质”,也就是文化的最小单元,是指一个部落成员的“生活模式”或思想与行为的“集合体”;比“文化特质”高一层的单元叫做“文化丛”,它是由一系列相关的“文化特质”组成;比“文化丛”更高一层的单元则是“文化型”,它是由“文化丛”在中心观念的内聚力作用下,在时空中凝结成的一个持续存在的“型式”;所谓的“文化带”,是指一个文化区内依文化特质标准的不断减少而划分成的许多不同的地理范围,它是以一系列相关的“文化丛”互相结合,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并且占有一定的地域;而在一个“文化区”内则有诸多个相关联的“文化丛”,并且在其“文化中心”地区,文化特质标准最显著,在“边缘文化”或“离心文化”区,文化特质较淡薄[4]44―45。

在威斯勒“文化区”的观点中,“文化丛”是识别“文化中心”地区与“边缘文化”或“离心文化”区的标准。在此我们借用西攵ㄉ提出的东亚文化圈的四要素(汉字、儒学、汉传佛教、律令制国家)作为识别东亚核心区与过渡区的“文化丛”,各个“文化丛”皆可以解析为若干个“文化特质”。如“汉字”可以解析为建立在汉字基础上的文学、人名、地名等,“律令制国家”可以解析为国家体制、司法体制、税收体制等。即“汉字”作为一个“文化丛”包含所有文学相关的“文化特质”,“儒学”作为一个“文化丛”包含所有统治思想相关的“文化特质”,“汉传佛教”作为一个“文化丛”包含所有宗教相关的“文化特质”,“律令制国家”作为一个“文化丛”包含所有和政治相关的“文化特质”。黄河流域区、长江流域区与东北亚区三个区域自身的文化特质显然与上述“文化丛”相重合,其余四个亚区,以蒙古草原区为例,从历史上看,蒙古草原的民族主要分为匈奴、突厥、东胡三大族系,各民族使用本民族文字,对儒学的受容程度明显不及黄河、长江流域以及东北亚地区,信仰的佛教亦不是汉传佛教而是藏传佛教,同时匈奴、突厥、蒙古等民族在步入国家形态后,不是仿照中原建立律令制国家,而是采用“两翼制”建立草原帝国。同理,青藏高原区、天山南北区的文化特质基本与上述“文化丛”不重合,东南亚区虽使用汉字、提倡儒学,但早期信奉印度宗教,后期信奉伊斯兰教,且较少建立律令制国家,文化特质亦与黄河、长江流域以及东北亚地区不尽相同。

综上,《东亚史》对于内部七个亚区的划分以及对核心区与过渡区的识别是完全正确且有着重要意义的。识别核心区与过渡区的重要意义在于,我们所要研究的区域的核心部分,区域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连续性与完整性在核心区有着明确而充分的体现,区域史研究的重要任务――研究特定地区的历史发展规律和该地区的特殊性,主要靠对核心区的研究来完成。而研究区域间的互动关系,则需要靠对过渡区的研究来完成[3]7。这就为我们从事超越国别史的区域史研究、思考区域与国家究竟是什么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由于中国在长时段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整合了上述七个亚区中的黄河流域区、长江流域区、蒙古草原区、青藏高原区、天山南北区的全部,以及东北亚区与东南亚区的各一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在政治上成为“联结东亚七区的国家”,又因中国在文化上的核心地位,使得东亚文化呈现出“核心―外缘双重环状区域结构”[1]9。因此,中国的历史进程必将对东亚的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东亚史》一书实际上是一部集通史和区域史研究优点于一身的创新之作,其内容既包括五千年来东亚整体区域与各个具体区域的历史,也包括各个区域之间互动的历史。该书匠心独运,首次以东亚区域结构的变化特点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将东亚史划分为七个时期:①早期东亚世界(远古―公元前3世纪末),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东亚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这一时期只有中国与其他地区的互动,还谈不到国家之间的互动[5]95。中国领有东亚核心地区,“经历战国时代的扩张后,华夏先民的势力东达大海,西限青藏高原、新疆沙漠,向东西两个方向的发展已达到地理环境的极限”[6]37。②区域结构形成时期(公元前3世纪末―8世纪末),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出现了中国之外的东亚其他国家。东亚在中国之外第一个形成的国家是匈奴帝国,而且匈奴帝国作为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自形成之日起就与农耕帝国秦、汉相对峙[1]10,秦朝向北的发展受到了蒙古草原游牧文化的拒斥,不得不以长城划定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界线[6]37,而这一农耕―游牧明确界线的出现,使得核心区与过渡区的差距不断扩大,这条分界线成为影响东亚格局、影响东亚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随后,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中南半岛以及东南亚各主要岛屿上,逐渐形成了中国之外的成熟国家,盛唐时期,中国采用羁縻统治的方法,确立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封贡关系,建立了一种东亚古代国家之间的粗略的秩序[1]10。③多族多国竞相发展时期(8世纪末―13世纪末),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东亚各族各国取得了大发展,各族各国自树意识增强,东亚文化开始呈现出多元的特点[1]11。辽中期以后,辽金与高丽之间的封贡关系在册封、使节往来频度、交往礼仪等方面都已经出现了制度化的规定,标志着辽金与高丽之间的关系已经由之前的简单的封贡关系(羁縻统治)步入到制度化封贡体系的模式之内。“作为古代东亚世界国际关系模式的封贡体系,其起源可以上溯至辽中期,或者准确地说,可以上溯至11世纪初”[7]117―124。但是,由于这一时期东亚处于大分裂时期,决定了制度化的封贡体系无法在整个东亚地区得到实行,但辽金与高丽间封贡关系的制度化,为东亚封贡体系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④封贡体系时期(13世纪末―1874年),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东亚古代特殊的国际体系――封贡体系的最终形成,并以封贡体系为标志,东亚形成了新的区域结构和新的国际秩序[1]11。封贡体系既顾全了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又照顾到中国无法将东亚纳入一体统治的政治实际,使中国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一个切合点。同时,面对中国实力的威慑和朝贡贸易的利益以及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心理认同,名义上的从属关系对东亚各国来说也是容易接受的[6]38。直到近代,东亚封贡体系同时面临内、外两个方面的冲击,逐渐走向全面瓦解,之后东亚进入到⑤条约体系时期(1874―1945年)、⑥二战后冷战时期(1945―1992年)、⑦后冷战时代(1992―)[1]11。

该书“从东亚地区整体的视角出发,按照分期和分区,从古至今、由近及远、先后有序地叙述东亚各时期的历史,即采取分区叙述与分国叙述相结合,以分区叙述为主的编纂方法;以地区内国家和民族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为侧重点”[2]2。书中既有核心区及核心区之下各地区发展状况的精到论述,又有过渡区及过渡区之下各地区发展状况的展示;既有核心区内部各地区互动的论述,又有边缘区内部各地区之间的互动以及核心区与边缘区互动等问题的研究。更有将东亚作为一个整体,论述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关系的章节。如第六章东亚与世界关系的滥觞、第十章东亚与世界关系的发展等。从而最终完成了以核心区与过渡区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为基础,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核心―外缘双重环状区域结构,以东亚区域内部互动以及东亚与外部世界互动为发展模式的东亚整体史的建构。限于文章篇幅,书中其它独到新见之处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东亚史》首创区域史视角下的东亚史研究体系,在区域识别、区域划分、历史分期、整体区域研究及各部分具体区域研究、区域内部互动及外部互动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新的独到的见解。正如朱寰先生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东亚史》是我国学术界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东亚地区的历史专著,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2]1。又如陈景彦先生所言,“作为国内第一部东亚通史,作为区域历史编纂方法的一种新的尝试,该书对编写东亚史乃至其他区域史都是有借鉴意义的。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在东亚区域化进程涉入‘深水区’的今天,中国的学人们在东亚通史的研究方面走出的这一步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5]95。

参考文献:

[1]杨军,张乃和.东亚史[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6.

[2]杨军,张乃和.东亚史.序[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6.

[3]杨军.区域中国:中国区域发展历程[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7.

[4]杨军.文化人类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5]陈景彦.可贵的创新,明显的缺憾――评《东亚史》[j].史学集刊,2006(5).

[6]杨军.中国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2).

区域史研究篇2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高潮,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八大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区域史研究篇3

凌兴珍教授著《清末新政与教育转型——清季四川师范教育研究》一书,是近年区域教育史研究领域不可多见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成果。精细化研究是该书最大特色。该书综合运用教育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理论方法,既立足四川,又放眼全国,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视角,对清季四川师范教育做了翔实论述。凌著对包括各级官绅对师范教育的认知、提倡、规划与举措,传习师范、简易师范、初级师范、优级师范、女子师范、职业与专科师范以及川边民族师范等各种类型师范教育,涉及师资、生源、经费、设施、学科、课程、教材、学时、成绩等教育“内部”的具体内容,都进行了分类研究和动态考察。

作者研究视野较为广阔,不是拘泥于四川谈四川,而是特设一章“清季师范教育概论”,论述了中国传统教育与教化之儒的演化,并对清季师范教育发展概况及其分期、学制类型等进行了梳理,为全书聚焦四川师范教育的诸多细部问题提供了大的“语境”,也为后文四川师范教育的发展及其特点提供时代的注脚。在具体的阐述过程中,作者在“就事论事”方面做到了细致入微,文中的大量注解、表格,浸透着作者在文献检阅和档案爬梳过程中的点滴心血。不惟如此,作者还对清季四川师范教育的师资、教材、课程、学生等办学诸多要素及相关原因及影响都有所论述。

凌兴珍教授的研究表明,清季四川师范教育从发展速度和规模来看,可以说是起步较晚却后来居上;从内部结构演变来看,各层次、各类型师范教育经历了多头并进、此消彼长的动态变连过程;从办学特点来看,新旧杂糅的转型特征较为鲜明。这些结论多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作者广泛搜集、梳理考校清季民国四川地方档案、报刊、方志及各类公私历史文献,尤其是四川、重庆等地档案馆及四川大学档案馆所藏档案,清季民初的四川地方报刊以及民国刊印的部分师范学校的校史、校刊等大量史料,使得该书资料丰富,结论可靠。

清季四川师范教育并非平地青云,整齐划一。作者注意到清季四川师范教育不仅受到西方尤其是日本现代教育的影响,也有着本土文化资源及地域文化的诸多影响,从中体现着传统教育的演变及向现代教育的转型。教育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国家政治、地方文化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作者敏锐地注意到所有这些因素,且都有所论列,使得本书不是单薄的教育史,而且也是那一时代多种面相的深入揭示。

区域史研究篇4

关键词 比较研究法;科学研究纲领;硬核;保护带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3)88-0008-02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鉴别才能有真知灼见。

比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常用的一种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最重要最普遍的手段。比较研究方法,是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或对象加以对比,以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一种分析方法。研究不同区域内特定学科的发展史,往往也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相结合,探索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促进学科纲领地科学发展。其中,横向比较是比较特定国家或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学科发展情况;纵向比较是比较不同区域内特定时期的学科发展状况。

在比较对象确定的基础上,选取科学的方法论分析理论的进化和退化至关重要。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继承了逻辑实证主义,把实验观察事务作为检验科学知识的基础理性主义观点。根据拉卡托斯的理论,在进行学科理论比较环节中,应围绕科学纲领的硬核、保护带、反面启示规则和正面启示规则为比较层面,系统性比较分析不同纲领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学科判定纲领的进化和退化。通过编写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特定学科的发展史,得到有价值有意义的启示,促进学科未来的发展。

1 比较研究法概述

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著的《雅典政制》最早出现关于比较研究的运用记录。上世纪60年代之后,比较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常见的科学研究方法,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偏重质性研究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而是同时采用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手段,用定性与定量手段相结合深入分析研究资料,构建研究对象结构,确定比较研究对象各组成因素的整体性作用。比较研究方法可应用于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的各研究领域,定性分析进行研究对象“质”方面的分析;定量分析是对数量特征、数量关系与数量变化的分析。

无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比较研究法的应用都非常广泛,在大量实践应用的基础上,根据比较研究对象的不同,一些学者已经总结出一些原则,将比较分为区域性比较和问题性比较两类。区域性比较是指,比较某一特定区域内,如某一国家、地区或有明显区划划分的区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多领域问题的研究;而问题性比较与区域性比较不同,比较是围绕相关问题展开的,选取的是两个国家或地区,或是多个国家或地区内的固定问题。研究数据或资料是开展比较研究的前提和保障,使用区域性比较研究在研究数据或资料的收集上应遵循基本的前提或原则。由于区域性比较研究是以特定国家或地区的众多领域进行整体性比较,所以,研究开展的前提条件是研究者要对所研究区域的相关问题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研究者往往需要实际进入该区域,有针对性地开展参观、访问与调查,以便在适当的时间和环境下获得第一手资料。这种实地调查的方法,有时也被称为现场研究法。但一般情况下,很少有研究者能获得机会去其他地区尤其是国外单纯进行学术研究活动,即使有也可能是短期的访问调研,一手资料收集非常有限。限于客观条件制约,大部分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会采用另一种研究途径,即文献研究法,通过查阅大量外文文献,来间接地获取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2 科学地运用比较研究法

为了科学地运用比较研究法,应当明确运用比较研究法的步骤及注意的事宜。

实施比较研究法的环节

不同学科、专业、领域内对于比较研究法的使用具有多样性,在实施环节方面,各国学者都有不同的见解。例如,美国学者乔治·贝雷迪和德国学者希克尔共同将比较研究划分为实录、诠释、连接、比较四个实施阶段。虽然比较研究法在应用领域具有多样性,不同专业在应用时有不同的侧重点,还未形成一种固定的研究模式。但一般来说,任何比较都必须确定比较问题、明确比较目的、选定比较方法、选取比较标准、聚焦研究内容等,这就是比较研究法的一般性步骤。

第一,明确比较的根本性问题,建立比较的逻辑起点。本文已将比较的对象确定为不同区域内特定学科的发展史,是对于不同区域的特定学科的科学发展史的比较研究。

第二,制定比较标准,是进行比较研究的依据。学科发展史的比较研究,往往需要着眼于该学科不同时期的典型性学派、理论、理念、事件的研究,并以科学哲学为指导,运用编史学的方式系统地整理比较。进步的科学哲学思想,便是比较研究的标准和依据。文章就是试图探索以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分析手段,构建起比较学科发展理论的研究思路和框架。

第三,收集、整理资料并加以分类、解析、提取、重构,完成资料数据的收集与整合。

第四,实施比较,即比较的具体实施环节。如何科学合理地以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指导,构建研究框架体系,是比较研究的核心环节。在该环节中,需要明确学科发展理论的硬核、保护带、反面启示规则和正面启示规则,提出理论系列的进步和退化的划界问题。

第五,形成比较研究报告,按照比较研究的预期目标,从中获得有价值的借鉴或启示。通过编写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特定学科的发展史,力图得到有价值有意义的启示,促进我国特定学科未来的发展。

3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主要内容

拉卡托斯的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受到了波普尔和库恩的两种哲学思想的影响,是在这两种思想相互作用下产生的。其哲学思想中既有波普尔批评理性主义哲学的痕迹,也从某些层面表现了库恩哲学思想的精髓。拉卡托斯的哲学思想吸取了库恩哲学中的合理因素,原则性地修改了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即朴素否证论,从而创立了自己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科学哲学。

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前提假设,是“硬核”理论的提出,其是整个理论体系的最基本的原理。“硬核”决定着科学研究纲领的性质,不同科学研究纲领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相互之间的“硬核”的不同。由于“硬核”在整个系统中的决定性作用,拉卡托斯在思想体系建立之初,就限定了一个根本性假设,即“硬核”是不可反驳的,也是不可修改的。这一根本性假设可以保证研究纲领,即某一理论,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和不可置疑性。但应该明确,“硬核”本身并非一成不变,它只是一种阶段性的稳定,长期来看,“硬核”本身也具备一个发展过程。一个研究纲领的“硬核”,实际上是通过预备性的试误方式发展的,发展进程是长期的、缓慢的过程,是一种螺旋上升的结构。判定一个科学纲领的进化与退化有判断标准,如果理论“硬核”不能再指明事物的发展方向,引导事实的发展,出现理论落后于事实,呈现理论衰退的迹象,就必须放弃该“硬核”。

在科学研究纲领的理论内部结构中,支撑“硬核”的是围绕“硬核”的“保护带”,由一系列辅助假设构成,是支持“硬核”成立的理论预设。“保护带”的建立就是通过逻辑严密的辅助假设,保护“硬核”不受反驳,体现了理论体系的严谨性和适应性。“保护带”的工作机制是,当实验结果与理论发生矛盾,出现反例和反常时,触发“保护带”要利用内部的辅助假设来解释异常情况,将指向“硬核”的反驳经验的矛头主动指向自身,以规避对于“硬核”的反驳,保证“硬核”的不可置疑性。为了实现“保护带”的功能,就必须对其中的辅助假设不断地修正、完善,增加其复杂性和严密性。完善“保护带”有两种途径:一是对原有的辅助假设重新定义与解释,扩大假设的内涵与外延;二是提出新的辅助假设,借鉴与吸纳反例中出现的经验反驳,避免理论被淘汰。当然,对于“保护带”的调整并不是不加以限定的,否则,无休止地强化“保护带”中的辅助假设就很难与诡辩区分开来。判断辅助假设的修正是科学的还是伪科学的,理论体系的演变是进化还是退化,拉卡托斯在理论建立时提出了相应的判定标准,以保证理论的科学性。其认为判断“保护带”调整的进化标准与判断客观经验进步的标准是辩证统一的,有助于理论进步的辅助假设不应是特设性假说,以特设性假说驳斥反例无科学性。另外,“保护带”的科学调整的经验进步是断续显示的,并不能在立即观察到调整后的新事实的出现,因此,在调整后的理论面对反驳经验时,应留有合理的缓冲时间。

科学研究纲领内部又由一些方法论规则构成:一些规则告诉我们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反面启发法),另一些告诉我们要寻求哪些道路(正面启发法)。反面启发法是一种指导“保护带”工作的禁止性规定,禁止任何指向“硬核”的经验反驳,转而通过不断科学化调整和修改的“保护带”中的辅助假设来保护“硬核”。反面启发法从方法论的层面规定了“保护带”的性质和工作机制,实现了理论对于反例的驳斥与同化,增强了纲领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延长了纲领的生命周期。正面启发法是一种积极的鼓励规定,指示应该寻求哪些道路,规定了理论发展的长期方针,表明了理论科学的自主性,从理论的自我调节和完善的功能来发展整个科学研究纲领。

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思想的形成,是建立在对自然科学发展史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在深入研究分析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历程的过程中,拉卡托斯汲取了波普尔和库恩哲学思想精华,创立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提出了一个新的科学发展动态模型。他认为,科学研究纲领表现为进化和退化两种形式。与判定“保护带”中辅助假设修正的科学性标准一致,衡量一个纲领是进化还是退化的标准,在于其客观经验的进步性。如果一个科学研究纲领调整了辅助假设后,增加了经验内容,并且能够合理地解释出现的反常和反例,预见新颖的事实,则表明这是个进步或进化的研究纲领,反之,则是一个退化的纲领。科学史表明:一个研究纲领就是在进化时期也常常有一个或多个其他研究纲领与它竞争。

拉卡托斯的科学发展动态模型表明,任何一种研究纲领都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是不可能永远进步的。理论进化到一定程度,必然会转向退化,随着抛弃“硬核”,建立新的理论体系,形成新“硬核”下的辅助假设,再次恢复到进步阶段。因而,历史上的任何成功的科学研究纲领都只能是暂时的成功,它们都有一个从进化到退化的发展或演变过程。否定或证伪一个退化的研究纲领的决不是观察和实验中的反常,而是一个比它更进步的研究纲领。整个科学的发展模式是:科学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科学研究纲领的退化阶段新的研究纲领证伪并取代退化的研究纲领新的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以及其它阶段。

参考文献

[1]林聚任,刘玉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11.

区域史研究篇5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高潮,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区域史研究篇6

[摘 要]作为历史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迄今未引起学术界的充分关注。围绕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理论体系进行建构,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我们对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对象、具体内容、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并提出了开创中国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建议,主张对先秦以来中国货币制度中长期存在的货币地域性问题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on history monetary geography theory

key words: history; monetary geography; theory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historical economic geography, the study in monetary geography of history has not been given due attention by the academia so far.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monetary geography of history is a very significant endeavour. we have delineated the object, concrete cont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this study with other related studies of the monetary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history, and have carried on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with such problems as the interreaction of other disciplineses, research approach, etc. and put forward the suggestion of establis- hing monetary geography in successive dynasties of china, of carrying on the regional problem of the currency that the system of the chinese currency existed in medium or long term since the pre-qin period overallly and systematically.

一 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对象

历史货币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经济活动的媒介——货币,因流通而产生的空间分布状态及其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

货币在人类经济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自它产生以来,就成为人类经济活动正常运转的润滑剂。特别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其作用更为显著。作为流通手段,可以说货币的流通覆盖了人类商品经济活动的任何一个行业环节和人类商品经济活动所依托的所有地域单元,因此凡是有货币流通和货币经济活动所贯穿覆盖的任何地域单元都可以被视为货币区域,而这一区域普遍地存在于商品经济生产和交换的任何空间之中。

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作为历史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它与地理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探索货币的地理性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最本质的特征,也是这项研究最直接的对象。探索货币的地理性就是以历史时期中货币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具体研究中,把对任何货币问题的讨论都放在地理环境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其研究的出发点就是把货币及其流通与一定的地理空间相联系,把由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综合构成的整体地理环境视为影响和制约人类社会货币和货币流通的空间状态的最基本的因素,以研究空间背景下的货币为内容,发现由综合因素构成的整体地理环境与货币及货币流通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春秋战国时代,黄河流域青铜布币的流通和使用就明显地受到地理环境因素的制约。目前春秋战国时期最早的布币是在今山西南部地区汾涑流域一带出土的,这证明,这一地区应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布钱流通区域。为什么汾涑流域会成为布钱流通和使用的最早地区,这显然与这一地区由综合因素构成的整体地理环境有关。这里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农耕条件优越,作为农具耒是此区人们劳动生产不可缺少的工具。由耒为取象而铸造的耸肩尖足布成为农耕经济类型为主的地理环境中流通使用的货币,适应了人们对农具的依赖心理,显示了在农耕区域综合环境条件下,地理因素与货币及其流通区域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样的情况还见之于长江流域的楚国。楚人生活在南方产龟地区,龟在楚人生活区内用途极广,且属楚国征赋之物。《国语·楚语下》记载楚王孙圉聘于晋时称:“龟、珠、角、齿、皮革、羽毛所以备赋,以戒不虞者。”[1](p210)而楚国的金币多是龟形,龟形金币在此区域的流通使用正显示了地理环境与货币流通之间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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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到郑州大学十五·211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国古代文明与考古学课题资助。

除了上述对货币的地理性探讨以外,在历史货币地理的研究对象中,货币流通区域的整体结构,与区域演变相关的货币流通方向以及货币流通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等问题,也应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所在。一种类型的货币流通区域实际上就是某一层次的货币经济地域系统。不同类型的货币经济地域系统由于其内部结构和相互关联的程度不同,表现出来的整体结构特征也就千差万别、各具特色。如同为刀币流通区域的燕刀流通区域与齐刀流通区域的整体结构特征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燕刀流通区域之内生活着众多的游牧民族,燕人受游牧民族日月崇拜习俗的影响非常深刻,铸造了反映北方游牧民族宗教信仰特点的燕日月刀币。这种刀币广泛地分布于燕国北部的游牧地区,反映在流通区域内的整体结构特征上,即是使燕刀的流通主要集中在北方燕赵长城南北的民族错居之地。而齐国刀币流通区域的形成与齐人对海洋的开发有关,故其流通区域内的货币流通多集中在齐国的沿海地区,呈现出浓郁的海洋风貌。因此尽管燕刀与齐刀同为刀币系统铸币,但其流通区域内地理环境不同,使货币流通区域所呈现出的整体结构特征也大相径庭.这种因货币流通而产生的地域分异现象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主要对象。

货币流通区域内的整体结构差异也可以通过不同区域内货币流通的空间拓展方向表现出来。货币的空间拓展的流通方向,基本上代表了货币流通区域演变的发展过程。我们仍以燕刀、齐刀流通区域为例,说明货币流通区域的演变过程与货币流通拓展方向之间的密切关系。譬如燕国刀币流通区域内货币的流通方向受政治环境因素影响较强,在流通方向上呈现出由南而北,从易水流域的“易燕”逐渐向北发展,在占据燕山南北地区之后并继之向东北地区扩展的态势。而齐国刀币流通区域内的流通方向则截然不同,今莱州湾沿岸地区是齐国刀币最早流通的区域,也是齐刀流通的原生区域所在,此区刀币的铸行与齐人在此最早的经济开发活动有关。随着齐国货币经济的发展,齐国的货币经济区开始从最早的以.临淄为中心的莱州湾沿岸地区向其东的沿海和环胶州湾地区扩展,齐刀币的流通也随之而东,呈现出与燕刀流通截然不同的流通方向。形成货币在流通过程中空间拓展的因素尽管较为复杂,但其确应是货币流通区域内整体结构差异的重要表现之一,同时也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重要范畴。

除了上述对货币流通区域的整体结构和货币流通方向的研究以外,货币流通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货币流通区域的空间相互作用,是指任何层面上货币流通区域由于空间或地理的缘故都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所谓的依存与影响关系其实是指由于地域邻近的缘故,在一定区域内不同类型的货币往往出现相互影响、相互使用的现象。这方面刀币的渊源承继关系与刀布复合流通区域的产生就是典型的例证。春秋战国时期,最早流通使用的刀币是由太行山以西的戎狄族在接受晋南汾涑流域的农耕货币文化——布币的影响后而铸造并投入使用的。后来随着游牧民族的迁徙而在太行山以东的戎狄中山国境内(即今石家庄、保定)一带形成了最早的刀币流通区域——戎狄尖首刀流通区域。由于地域相邻而形成的空间上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使戎狄尖首刀币很快影响到了东南的齐国刀币系统和其东北的燕国刀币系统,使齐国铸造了具有海洋风格的齐刀币,使燕国铸造了具有北方游牧民族风格的日月刀币。因此齐国的刀币与燕国的刀币都是受戎狄尖首刀币影响而流通使用的货币类型,而他们各自相应的流通区域也是在受到尖首刀流通区域的影响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因此,我们说尖首刀流通区域、齐刀流通区域与燕刀流通区域三种不同类型的货币流通区域之间存在着空间上的相互作用的关系。而货币流通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样应被视为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对象的重要范畴之一。

在这里还应强调指出的是,在地理环境影响和制约人类货币经济活动的同时,人类的货币经济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反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古代货币的铸造首先要选择有铜矿资源分布的地区,之后的开山采矿,伐薪引水,架炉铸币会给地理环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种货币经济活动究竟能否为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所承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货币的流通往往会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而人文地理的环境因素对货币政策的制定不言而喻有着重大的影响。货币政策一经作出就要付出实施,而其实施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地理环境施加影响的过程,在适宜的货币政策引导下的人类货币经济活动对地理环境所产生的影响是正面的和积极的,而竭泽而渔式的货币政策引导下的人类货币经济活动对地理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则是负面的和消极的。因此,这种人类特定空间条件下的货币经济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反作用,也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诸多对象中所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总之,人类社会的货币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就是以这种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货币流通的空间分析,探讨地理环境对人类货币经济活动的影响,研究人类货币经济活动对于地理环境的反作用,为实现货币流通在空间配置上的最佳布局,获致人类货币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提供借鉴与帮助。

二 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具体内容

根据上述对历史货币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畴的界定,我们可以把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具体内容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谨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铸造与流通为例说明之:

1 对货币铸造区域的研究

对中国历代货币铸造区域的研究在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对历代货币铸造区域演变的研究,复原出历代货币铸造的地域分布格局;而且可进一步探析铸造区域、货币流通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货币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影响。在这方面有很多工作值得去做。我们根据春秋战国时代货币币范的考古和发掘情况,以此为标准复原了这一时期青铜货币铸造区域内近30处的货币铸造地点,并进一步研究了与货币铸造密切相关的铜矿资源的自然分布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复原了春秋战国时期货币铸造区域的空间扩展过程,总结了货币铸造区域的演迁规律。

2 对货币流通区域形成和演变的研究

历史上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不论是工业、农业或是交通运输业以及商品流通等,都必须落实到一定的地区和地点,并在当地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即自然、技术、经济条件的影响下,形成特殊的地区组合。[2](p55)从属于经济活动的货币流通自然也不例外。对于历史货币地理而言,如果没有地理学所必备的空间分析和区域研究方法,就等于失去了地理学研究的特色和价值。因此,在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中,对于货币流通的空间分析和区域研究应成为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基本内容和出发点,同时也是货币地理区别于货币史、钱币学的重要标志。春秋战国时期,流通货币的种类非常之繁多,几乎每一种特定的币形都有其相应的流通区域。我们择取其中影响最大和流通区域最广的刀、布、圜三种青铜铸币的流通区域进行了综合考察。我们以币形的一致性原则、区域发展的动态性原则和区域界线的相对性原则为基本标准,对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铸币中的布钱的原生流通区域、次生流通区域和刀币流通区域中尖首刀、燕刀和齐刀流通区域内的空间差异状态,以及区域的空间范围、区域发展演变的过程进行了全面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货币流通区域的两种不同类型:单一货币流通区域和复合货币流通区域。我们对复合货币流通区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依据考古学中的共存关系制定了确定复合货币流通区域的标准,并对刀布复合流通区域产生的自然条件,区域的空间范围,区域形成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作了详细的讨论。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使我们大体上明晰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黄河流域农耕与游牧民族经济活动的重要空间——货币流通区域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区域分异规律。

3 探讨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地理基础

地理环境是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基础。由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综合构成的整体地理环境,[3](p47)必然成为影响和制约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基本因素。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影响春秋战国时期诸货币流通区域的地理基础因素是多种多样的,综合的。一种类型的货币流通区域的形成与演变往往是在上述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产生的,我们只是为了表述的简便,而仅将影响某一类型的货币流通区域的主导因素加以概括和总结。我们共归纳出影响春秋战国时期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六种主要的地理基础因素:自然地理因素、经济地理因素、民族和人口地理因素、政治地理因素、军事地理因素、宗教习俗地理因素。上述诸种自然环境条件与经济社会人文因素综合作用,相互叠加,共同影响和改变了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货币流通区域的空间面貌,形成了各个货币流通区域之内的空间差异状况。

4 对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关系的研究

对中国历代货币经济区的研究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此方面需要做的工作也很多。在这里我们对春秋战国时期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做了初步的讨论,并进一步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经济区,是指在地域分工基础上形成的,以货币经济中心城市(或经济都会)为依托,通过货币的流通纽带联接起来的,由具有区域经济差异特色的货币流通区域共同组成的地域经济的综合体。货币的流通区域,货币经济的中心城市以及货币流通网络是其空间结构的基本要素。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就是要对这一时期货币经济的地域系统进行宏观的、综合的、多层次的考察,通过对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诸要素的整体考察,从历史货币地理的角度,揭示和探索统一时代到来之际当时中国社会业已具备的经济地理基础,以期对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社会各方面所发生的重大转变,从历史货币地理的角度做出一种全面和合理的诠释。

5 探讨空间背景下的货币和货币经济如何反作用于社会环境的,即研究货币的地理性,在特定的时段下它们是怎样影响和改变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政治诸领域的问题。

货币与货币经济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马克思把它称之为“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但货币与货币经济如何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属于历史货币地理直接研究的范畴。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货币和货币经济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问题是通过对货币与货币经济同空间的结合关系体现出来的,这应是探讨空间背景下货币及货币经济对社会环境反作用的内涵所在。鉴于此,我们在讨论春秋战国时期货币的地理性给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所带来的影响时,以这一时期各类货币及其相应的流通区域为主要对象,探讨了货币的流通及其相应的流通区域是如何改变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社会的整体环境条件的问题,揭示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及其流通区域给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具体地讲就是货币及其流通区域的相互作用消融了生活在黄河流域从事农耕经济的华夏族和从事游牧经济的戎狄族之间基于经济生产方式的差异而形成的互相对立,实现了两大民族的融合,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诞生创造了民族融合的条件;货币及其流通区域内的统一趋势催生了战国后期货币经济区内的统一萌芽和各货币区之间的经济融合,建构了统一货币经济区;货币在空间的集聚改变了春秋战国之际城市空间的面貌,使城市内部集聚了活跃货币经济因素,这为秦汉封建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6 总结历史经验,服务现实需要,充分发挥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有用于世”的学科功能,为当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作为一个崭新的学科领域,尽管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其研究的终极目标确是相当清楚的。那就是通过研究历史时期,货币在空间的地域分布和流通的变化,包括地域空间货币的存量、流量、流向、流动范围、流通渠道的变化,对地域间的货币结构、经济结构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出彼此之间经济发展的联系和差异,为建立合理的货币系统,安排经济布局,制定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提供灵敏信息和科学依据。[4](p146)鉴于此,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国历代货币空间地域分布和流通状况的研究,进一步探索历史时期我国地域间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联系与差异,总结出历代货币经济合理布局的基本经验,探索货币地域流通的基本规律,为今天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献计献策。总之,如何发挥历史货币地理有用于世的学科功能,应是我们在今后学习和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区域史研究篇7

一、地理学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其规律,这个地理环境既指自然、也包括人文地理环境,所以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就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和方法而言,它又具有历史学科的属性。所以有人说历史地理学“它是在两个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学科”。

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着重说明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今天的地理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是从以往不同时代的地理中发展演变而来的,今天地理上的一切现象都植根在过去的地理中,且有它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存在,因此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景观的形成和特点。

谭其骧、史念海两位对侯仁之阐述的观点均表示赞同。谭其骧承认:“就学科的性质而言,历史地理学并不属于历史学,而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史念海则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曾明确地表示:“中国历史地理学应该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也可以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他在别的论文中,系统而又概括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悠久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充分肯定了历史地理工作者对国家建设所做出的成绩,鼓励大家继续发扬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以期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壮大。韩光辉回顾了中国、欧美、俄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得出全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均存在沿革地理研究、近代历史地理和现代历史地理学三个阶段的结论,与侯仁之的观点殊途同归。

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虽然在基本理论问题已取得共识,但面临的新形势对学科理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侯仁之的《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就是对此作出的回答。他认为,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必须扩展到地质史的最后时期,也就是随着人类的活动能力逐渐加强,并开始在自然环境上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以后的时期,指出目前我国地理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革,而且是极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他科学地倡议开展系统的“区域链”研究,对整个历史地理学科都具有指导意义。90年代初,他又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他的这一系列论文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而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历史学分支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中的沿革地理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地理主要是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更易,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它的成果长期被视为给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按过去的四部分类法,地理著作一般都归入史部,沿革地理自然属历史学范畴,历史地理学科从而也属于历史学,所以以前有的学者将它作为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但是至今还有学者将历史地理学狭隘地理解为考证古地名方位的。

现在学界多数人赞成侯仁之的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两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

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作《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学术报告。他针对那种认为研究历史地理只需要多做野外考察、只需要学会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的片面认识,指出就研究方法而言,历史学的方法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地理学的方法。事实证明,离开了文献资料,不仅历史经济地理、人文地理无法研究,就是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也不能取得应有的结果。

历史地理学界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研究时段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这一状况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因而邹逸麟、吴松弟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的确,历史地理学在边界谈判、政区改革、地区差异、经济开发、城市规划、生态保护、减灾防灾、人口与移民、民族分布、国土整治等很多方面都能提供决策咨询,可以“古为今用”,所以他们的呼吁是十分中肯的。

三、异彩纷呈的新说

历史地理学属地理学也好、属历史学也好,都有各自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新说,认为它是边缘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社会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独立学科者有之,有学者还引进、介绍、总结国外的历史地理学理论。

最早提出历史地理学是边缘学科观点的是黄盛璋。还在20世纪60年代,他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任务和作用、学科性质、研究方向等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分类说,是地理科学的一部分,就其学科性质说,则既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又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提出无论从学科的研究规律或学科的研究特点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心都必须放在人类改造自然的问题上。钮仲勋也认为它是一门新的边缘学科。后来黄盛璋发表《论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再次强调“历史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一个分支,也是历史科学与地理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他在《历史地理刍议》一文中,极力反对把历史地理学分属于自然和社会两个不同科学范畴,他认为研究历史上自然地理环境变化的只“应属于古地理学或自然史的领域”,而历史地理学应该“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发展变化和地区分布的规律和特点的科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青年学者尹国蔚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学科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李令福也认为,历史地理学今后可能走向独立,成为一门既不属于历史学、也不属于地理学,而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综合性独立学科。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也许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四、学科体系及各分支学科理论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地理学科理论的探索已不限于学科整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深入到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各个分支领域。

编绘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有讨论,《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分别是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术单位的代表作,因此历史地图编绘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历史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黄盛璋《编制历史地图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上初探》对历代疆域、政区、交通、产业分布地图的绘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做法。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在全面总结《北京历史地图集》方面连续发表三篇论文,就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内容、性质、理论基础、历史地图(集)与读史地图(集)的本质区别等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地图(集)的总体设计和技术处理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这对促进我国城市和区域历史地图(集)的研究编制将有所裨益。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历史地图为国家制定长远规划提供宏观趋势图幅的设想。不过,总体上对这方面的理论性研究还相当缺乏,对已有历史地图的评论也很不够。

若说在编绘的方法上有所新的突破,则要数20世纪末开始的chgis项目。葛剑雄认为:理想的数字化历史地图集不仅将基本解决《中国历史地图集》这类印刷地图所难以解决的矛盾,而且汇时间、空间、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于一体,成为一套具备各种不同层次的检索手段和链接、完全开放的、具有无限开发潜力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成为各类历史地理信息可靠的空间平台。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筹备,“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shistoricalgeographyinformationsystem,缩写为chgis)项目已于2000年启动。

关于自然环境演变的研究,过去主要局限在有文字记载的近三、四千年的时期以内,极少涉及到“史前”时代。侯仁之指出最近研究的趋势已开始上溯到地质时代最后阶段的全新世,从而与古地理学的研究直接衔接起来,即从未经人类干预的原始地理景观的形成开始,去逐步复原在历史时期内由于人类活动而发生变化的整个过程。这必将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活动如何一步又一步改变了大地的自然面貌,并为进一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张修桂认为:作为全新世环境研究的中坚力量的历史自然地理工作者,除了继续发挥本学科在晚全新世研究的优势、深入发掘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研究之外,应当努力吸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如侯仁之所倡导的拓宽自己的时空研究领域,更好地研究历史自然地理演变的全过程,为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领域中最具生命力、最为繁荣的一个分支学科”。毛曦从人地关系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对象、历史文化发展连续性等方面论证了旧石器时代纳入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朱士光曾预言:“历史自然地理学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生机、最富社会价值的分支之一。历史自然地理学家应更加积极努力,把握当前的大好时机,大力进取,使历史自然地理学得以屹立于当今现代科学之林,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

随着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历史自然地理学逐渐与某些分支学科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派生出新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历史地貌学”。曾昭璇《我国某些历史地貌学问题的刍议》,指出历史地貌学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貌的变迁,不但复原过去时代地貌情况,并且要寻找地貌变化规律性,说明目前地貌形成的过程和特点。他从理论高度提出独立框架,创建了历史地貌学这一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支学科,填补了学科的理论空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曾昭璇、曾宪姗合著《历史地貌学浅论》是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书中明确指出:历史地貌学是研究历史时代地貌的变迁即第四纪全新世以来的地貌发育,有两个具体任务:第一个是古代地貌的复原,第二个任务是地貌年代的确定。正是由于历史地貌学可对地貌发育过程的规律性进行科学的研究,人们便可根据其规律提出对生产实践的意见,这就反映了历史地貌学为生产建设服务的重要价值,展示了这个新兴学科发展的光辉前景。张修桂则提出了中国历史地貌学性质、对象、内容、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构想。历史地貌学的创立,是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大事,更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沙漠化是全球中纬度地带受到的共同威胁,中国的沙漠地貌面积广阔,沙漠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侯仁之开创了历史沙漠地理研究领域,成就斐然。李并成以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探讨了历史沙漠地理的有关理论问题,总结了沙漠化的四种途径(沙漠化发生的地域、沙漠化作用的途径,沙漠化发展的趋势、沙漠化土地的逆转),认为因绿洲水资源的移动和重新分布而导致绿洲的转移过程,并不一定意味着绿洲的缩小或消失,沙漠化土地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逆转的。后来,李并成又探讨了人口因素在沙漠化历史过程中的作用。这是对历史地貌学理论的深化。

沿革地理研究中,历代疆域与政区的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方法最为完善,但还没发展到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程度。为此,周振鹤在《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观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可以从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政治家的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三方面着眼,指出政治地理学“对国家尺度而言,则有疆域的伸缩、与邻国的地缘关系,有边疆区与核心区的变迁,有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等等。对地方尺度而言,重点则是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所以在他眼里,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在行政区划方面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应该仍以复原疆域政区历史变迁的全过程为目的。第二,应该是就疆域政区本身的要素来进行分解式的以及政治学角度的研究。第三,工作的重点在于研究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作者因此倡议,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从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去研究,“从而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政治地理理论建构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不远的将来,“历史政治地理学”有望取代传统的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马正林阐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认为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活跃分支的城市地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地理实体的城市,所谓地理实体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其研究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规划、建设服务。李孝聪认为,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不能总局限于单一城市的描述,应从历代区域中心城市入手,阐明区域城市体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同时,加强历史城市地域结构和文化分异的对比研究,将是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和开展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的一条途径。严艳等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及其研究内容。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先民的主要生产部门,所以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可惜目前重视程度不够。最近20年来,在史念海倡导之下,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王社教探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认为它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王社教《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几点思考》分析了现有的巨大成绩和在内容、理论、水平三方面的不足,指出了今后应加强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整体研究、积极开展对西部内陆地区的研究等四个努力方向。同样,李令福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萧正洪系史念海高足,其专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历史文化地理是新兴领域,近年的成果很多,但对于其理论探讨稍显不足。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一文,论述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指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时期文化的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域、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并同时提出了六大研究任务。毛曦对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学科界定、学科属性、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历史宗教地理学”是介永强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历史宗教地理学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研究历史时期宗教形成、传播和发展的区域性特征及其分布变迁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包括理论、部门、区域三大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历史时期宗教源地的形成、宗教传播的途径、宗教景观的分布、宗教的区域性特征以及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宗教发展的相互关系等,除历史学、地理学方法之外还需要借鉴民族学、文化学、考古学等成果和方法。

中国的古典文学发达,胡阿祥提出了“文学地理”新观念,并对于如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讨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变迁,揭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构想。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故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十分活跃。黄盛璋、孙进己、刘锡畴曾就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有关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李并成在《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刍议》一文中将其归纳为,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倡议展开西北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分布地域、活动范围的进一步研究、民族迁徙路线的研究、民族城邑聚落的研究、民族古地名研究、民族农牧业土地开发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研究等五个方面。提出这些认识,必将促进从地理角度研究有关民族问题。

龚胜生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他还对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疾病地理思想和健康地理思想作了深入探讨。

历史社会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王振忠倡议最早,他的《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阐述了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的研究内容是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现象的影响,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力图汲取社会史、文化史及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各地人群、社会现象及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作地理的透视。主要内容包括:1、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传承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2、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它包括“区域人群”、风俗地理和社会变迁,以及从事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基本史料的发掘和利用等。吴宏岐等撰文《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认为,历史社会地理学来源于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学,即是历史地理学一个带有部门性的综合性分支学科,也是社会地理学一个带时序性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社会,包括各种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形成过程、空间结构、行为特征、心理差别、社会问题及时空演变系统,研究内容为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不同区域人群兴衰的地理背景、不同区域人群的空间结构及时空演变规律、不同区域人群的社会行为和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空间研究。

关于历史科技地理,赵海军《论历史科技地理》在深入分析我国辉煌科技史基础上,阐明了进行历史科技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初步构建了历史科技地理学科的轮廓。

现代地理学发展趋势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学也莫能外。1998年在沈阳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主题就是历史区域地理。在历史区域地理学理论上,韩光辉、朱士光、邓辉、侯甬坚、鲁西奇均有建树。侯甬坚探讨了华夏民族在先秦等时代业已形成的划分不同地带的区域观点,以及一整套原则。鲁西奇继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后,又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深入阐述了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除了上述以外,还有学者呼吁建立其他的学科分支如历史边疆地理、历史灾害地理等,因无公开,在此姑妄一提。

五、结语

区域史研究篇8

关于海洋的人文研究中,海洋史方面的研究占据了重要位置,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海洋史的研究又细分为经济社会史、海洋交通史、海洋科技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非常丰富。早在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该丛书成为研究亚洲各国史和中外交通史的宝贵史料。在海交史方面,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办了《海交史研究》,成为国内该领域唯一的全国性纯学术刊物,发表了大量海交史方面的论文。郑和研究也成为学术热点之一。

对外经贸交流方面,近年来涌现出很多研究成果。如晁中辰对明初封建专制的强化与实行海禁的原因、措施、朝贡贸易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述;①王慕民从区域史的角度出发,对明初海禁政策下浙江与日本、朝鲜等国的交往、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②陈炎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生、发展及由此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展开了充分的研究探讨;③此外部分学者从海外贸易的视角出发,对海禁政策下我国对外贸易的状况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论述。④宋正海则从科技文化发展的角度,考察海洋文化。⑤此外作为系列丛书,江西高校出版社自1998年开始至2007年陆续出版了《海洋与中国丛书》,从海洋观、渔业、渔民、信仰、贸易、经济、海港、移民等领域阐述了海洋与中国、世界的关系。日本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关系,对海洋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早。在二战前便开始进行朱印船贸易史等方面的研究。①1970年代开始,日本史研究逐步克服国别史的约束,在历史研究中导入对外关系、地域研究、周边海域的视点。②1990年代以来,超越国家范畴的地域史日益受到日本学界的青睐,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东海海域”乃至包括印度洋在内的亚洲海域整体成为研究对象,③掀起了海域研究的热潮。在海上贸易体系方面,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④以西方近代化体系的视角考察东亚内部的体系,指出亚洲区域内各地通过朝贡体系建立起了自律性内在联系。之后日本学者提出了“亚洲间贸易圈”概念,⑤强调近代世界体系中亚洲的相对独立性和近代东亚地区网络重构等问题。在东海海域研究中,除了宏观体系研究外,基于区域视角的研究也较为丰富。如松浦章以明清时代的东海海域世界为研究对象,对以中国帆船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作了考察论述,指出这种以跨越海洋为条件的文化交流是东亚航海史上的一笔重要财富。⑥此外还有关于朝贡、贸易、倭寇、华侨等方面的研究。⑦日本关于海域交流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摆脱了过去传统的以陆路视角研究海域的方法,注重从海域的视角反观各大陆之间的交流,为研究海洋文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值得借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海域研究还没有完全超越意识领域中的“国家感情”⑧。日本海域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明日本文化的根源,确立日本国家文化认同。对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周边地区进行调查和比较研究,也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尽管海域研究的视角扩大到整个亚洲海域,其研究依然是以日本为中心展开。通过突出海域交流的重要性,有意识地淡化中国在东海海域的影响力,以便突出日本在东海海域的主导地位。这就无法正确把握以海域为中心的东海海域文化交流的历史。韩国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相似的遭遇,经历了从海上贸易强国到闭关锁国、空岛再到海洋开发的历程。从1990年代开始,韩国学界关注海洋史的研究。其出发点包含着将闭塞、消极的韩国史认识转换为开放、进取的韩国史认识的目的。⑨因此韩国海洋史研究主要着眼于韩国国内,以国别史的形式进行。海洋史研究批评过去以陆地史观观察社会的片面性,强调海洋的重要性,以海洋的视角重新认识韩国史。代表性的著作有尹明哲《韩国海洋史》、姜凤龙《刻在海里的韩国史》等。瑏瑠在海上贸易方面,曾经主导东亚海上贸易的新罗时期商人张保皋的事迹成为研究的中心,进行多次中韩国际学术会议,并出版有科普、学术等方面的多部著作。瑏瑡此外,宋与高丽的贸易及商人的性格问题、海上交通航线、漂流方面的研究也较为活跃。①韩国海洋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从研究的内容来看,主要侧重于重新探讨与海洋有关的历史事件、贸易活动、英雄人物,重塑与海洋有关的事件或人物形象。通过以海洋史为中心的韩国史的重塑,突出韩国在东亚地区的历史地位,以史为鉴,实现海上强国之梦。曾经活跃于东海海域垄断海上贸易的张保皋自然而然成为韩国海洋史研究的重点之一。由于这种定位,导致韩国海洋史研究在强调海洋史的国际性、开放性、外向性,扩大人们对韩国史视野的同时,其研究内容却局限在一国史观的框架内,无法从东海海域的视角反观韩国海洋史。出于对传统一国史观的反思,中日韩三国海洋史研究导入海洋的视角,在扩大研究范围的同时,试图突破一国史观的界限,重新认识历史。亚洲贸易圈等基于海洋视角的理论,扩大了人们观察历史的视野,有助于我们摆脱西方史观的约束,重新认识亚洲历史。从海洋反观东亚历史的视角,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然而,海洋史研究还未能摆脱一国史观的影响,“国家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海洋史研究。

二、海洋文化研究动向

中国通行的海洋文化的定义:海洋文化,是有关海洋的文化,是人类缘于海洋而生成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化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②韩国学者则从空间概念出发提出了更加细化的海洋?岛屿文化概念。指出海洋文化是关注海的空间性的概念,岛屿文化是关注岛或岛的空间性的概念,另外还有海陆相交的滨海地区的沿岸文化。这些概念都是与海有关的文化,在空间上又有所不同,可根据议论的具体对象,使用不同的概念。③日本学者则指出东海海域内各地居民拥有共同的东海基层文化,提出东亚地中海海域文化的概念。④各地学者所给出的定义和概念出发点不同,但都是围绕着海洋与人的生活展开的。海洋文化是人类在适应海洋环境过程中生成的文化。包括人与物的往来、渔业文化、海洋信仰、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海洋文化的研究不仅需要宏观领域海洋史方面的研究,还需要海洋人类学、水中考古、生态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国内关于海洋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化交流和民间信仰、民俗角度进行的。海上文化交流方面的论著主要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曲金良主编的《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系列丛书目前已出版6卷,从东北亚海上交流的角度探讨中国海洋文化;关注地区海洋文化研究的有《福建海洋文化研究》、《舟山群岛海洋文化论》等;⑤中韩海上交流方面,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与论文集。⑥在海洋文化研究中,民俗、民间信仰研究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出版有众多研究成果。如《中国民间海洋信仰与祭海文化研究》①涉及地域与海神崇拜、妈祖信仰与流传、祭海习俗、仪式与传统、祭海文化资源、多元性与综合利用等多方面内容。区域性民俗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出版有反映东海、山东、浙江等地海洋民俗的研究成果,有助于理解各地海洋民俗文化。②海洋信仰方面,以妈祖信仰为中心,发表有大量的前期研究成果。此外也有部分零星的关于东亚海神比较、地方海洋民间信仰方面的研究。③日本作为一个海岛国家,海洋文化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海洋考察日本文化成为文化研究的热点之一。《从海上看到的日本文化》、《海与列岛文化》等研究关注海与日本文化的密切关系,从海洋的角度解析日本文化。④在日本海洋文化的研究中更侧重的是作为海洋文化主体的海民及海洋生活本身。家族与亲族组织、社会结构、民间信仰等人类学研究方法同样在渔村田野调查中得到重视和应用。此外,考察渔民社会性格及文化的海洋人类学自1970年代以来得到了普及。⑤海洋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渔业技术、信仰传承、渔民三个领域,内容细分为鱼类分布、渔捞组织、渔业权、渔村、渔民信仰、渔业打捞方法、渔具、渔村民俗等方面的调查与研究,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⑥韩国海洋文化研究中较为活跃的是以岛屿为中心的研究。研究内容集中在民俗文化、信仰、文化生态、渔业等方面。韩国海洋民俗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韩国渔村,在对渔村进行民俗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民俗学方面的论述。⑦个案研究以民俗信仰为中心展开,研究内容主要关注作为共同体信仰的民间信仰形态、作用等问题。⑧木浦大学岛屿文化研究院从2001年起出版岛屿海洋学术丛书,到2012年底已出版25部专著,内容涵盖了渔捞、民俗、海洋史等方方面面,成为最具代表性的韩国海洋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⑨韩国代表性的海洋文化方面学术杂志有济州岛大学的《耽罗文化》和木浦大学的《岛屿文化》。中日韩三国以民俗、民间信仰为中心的海洋文化研究,通过实地田野调查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在传统的渔业生产、生活方式及渔村日益消失的情况下,有必要进一步进行抢救性的调查研究。在海洋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日韩两国由于地理位置相近,建交较早,早在1970年代开始进行学术交流与调查比较研究。日韩比较研究主要考察民俗与信仰的相似之处。渔捞民俗方面的研究主要以渔捞信仰为中心展开,包括船神信仰、海岛堂祭等方面的内容。瑏瑠此外韩国西南海域、济州岛与日本冲绳地区文化方面的相似性受到学界重视,成为比较研究的热点之一,出版有众多的研究成果。①中日、中韩比较研究主要是以观音信仰、妈祖信仰为中心展开,探讨海神信仰在东海海域的交流与传播问题。②在中日、中韩比较研究中,日韩学界往往以舟山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舟山作为东海文化交流的中心,成为中日韩学者开展共同调查研究、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的典型研究对象。③对舟山地区的关注,反映出其在东亚海洋文化交流与传播中的重要地位。舟山的重要性体现在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与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它是中国大陆先进文化与东海海洋文化接触与交流的中间节点。随着比较研究的深入,日本学界提出了东海海洋文化圈等理念,④成为推进中日韩三国共同合作研究的新的视角。如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组织“东方地中海基层文化研究”(2011-2012年)项目,组成由中日韩三国学者构成的共同研究队伍,对中国泉州—厦门—台海地区、日本冲绳—九州地区、韩国全罗道—济州岛地区的民俗与信仰进行人类学、民俗学方面的比较研究。在探讨东海海域相通的基层文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三、东海海洋文化的再认识

随着中日韩三国东海海域研究与交流的深入开展,区域研究与比较研究的理念成为学界的共识。东海海域研究视角也从传统的由大陆观察海洋的视角,转向立足于东海海域,从海域反观沿岸国家与地区的文化交流的视角。研究视角的转换,需要对东海海域的定位、交流主体、文化传播与共有等方面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以便能够较为客观地看待东海海洋文化。第一,东海海域的定位问题。在封建王朝时期,从各中央王朝的角度考虑,东海海域是一个边缘地带,中央权力对东海海域往往鞭长莫及,权力无法到达海域的岛屿部。于是从山东半岛南下到朝鲜半岛、济州岛、日本群岛、冲绳群岛、台湾岛,再到浙江省的东海海域的岛屿部形成了所谓“倭寇的世界”⑤。各王朝中央政治支配权力的薄弱与海路交往,使东海海域形成了以海洋链接起来的相互关联的整体世界。但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阻碍了海域世界的交流。民族国家政治权利渗透到东海各岛屿,民族国家意识得到增强,国民文化逐步取代了传统地域文化的主导位置。东海海域相互关联的整体世界随着中央权力的加强而被分割隶属于各个民族国家范畴之内。第二,交流主体问题。海域交流的主体是包括海商、无国界边民在内的生活在海域里的海洋居民。除了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之外,应重视这些处在社会基层的民众的社会史,全面理解东海海域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资源。以明代东海海域的交流情况来看,明朝在东亚社会占据绝对的优势和中心地位。然而海禁政策的实施导致海域交流的边缘化。正常的贸易关系受到明朝中央政权的打压,转向走私贸易。走私贸易在各地地方势力的保护下得到了繁荣发展。来自中国、琉球、日本、朝鲜、葡萄牙、荷兰等地的边民活跃在东海海域,成为海域文化交流的主体。第三,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海域世界通过大海将各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密集的交通网络。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使东海海域各个岛屿在文化传承上具有相对的自律性。丰富的外来文化随着海路交通网络持续流入,并与当地文化交融,形成了既有共性又富有自身特色的海洋文化。东海海域居民共有着关于海的基本知识(如海流、季风、鱼群走向等),①在民间信仰、海上共同作业、劳动分工、生活习俗等生活方式方面具有诸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除了以海为生的生态知识之外,多元文化的交融与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来自各地、操持着不同语言的海域民众是通过海域世界共有的文化背景进行交流与沟通的。这一点对海洋文化研究,促进当代东亚地区海域交流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在传统东海海域世界,中国大陆的先进文化不断通过海路传播到东海海域世界,在与海域世界原有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形成了地域特色浓厚的海洋文化。

四、海洋文化的研究视角

区域史研究篇9

一、古代“西域”史(两汉——明朝)

“西域”是中国史籍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广大地区。尽管各史所记“西域”的范围大小不一,其核心部分均为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

1、通史和专论

本年度这一方面的专著有,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它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史前时期至清代“西域”历史的专著。本书虽以政治史为主,但对西域的经济、文化史给予了一定的篇幅。纪宗安著《西辽史论——耶律大石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对耶律大石和西辽前期在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举措得失做了系统的阐述和评价。

论文有余太山的《〈后汉书·西域传〉与〈魏书·西戎传〉的关系》(《西域研究》第3期)和《〈魏书·西域传〉原文考》(《史学集林》第八卷,上海远东出版社)。前者指出,《后汉书·西域传》所传有一部分摘自《魏书·西戎传》,确认这一点有助于这一部分文字的厘定和这部分材料的诠释。后者认为,今本《魏书·西域传》乃后人采自《北史·西域传》。而《北史·西域传》是李延寿据《魏书·西域传》、《周书·异域传》和《隋书·西域传》编成,故今本《魏书·西域传》的复原工作有待继续。同时就《魏书·西域传》原文作了考证。

叶尔羌汗国史是西域史研究不可缺少的部分。陈国光《叶尔羌汗国政教关系的演变》(《西域研究》第3期)认为,由于国内外历史条件的变化,叶尔羌汗国的政教关系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前期(1514-1592),汗国统治者利用宗教作为维护其封建专制的工具,宗教界亦相应起着政权支持者的作用;中期(1592-1638),随着伊斯哈克和卓家族的兴起,和卓集团开始由政权的支持者变为政权的操纵者。后期(1638-1680),汗国各地区封建领主之间的斗争与黑山派和白山派的对立相交叉,同时也与准噶尔各游牧军事集团的矛盾冲突纠缠在一起,和卓干政成为噶尔丹征服南疆的引线,最终导致了叶尔羌汗国的灭亡。有关的文章还有,刘正寅、魏良的《西域伊斯兰教黑山派与白山派的斗争及其对叶尔羌汗国的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和刘正寅的《西域伊斯兰教和卓势力的膨胀与叶尔羌汗国的衰落》(《西北史地》第4期)。

2、考古

本年度这方面的专题性研究成果突出。专著有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主要对宁夏固原南郊出土的隋唐时期的中亚粟特史氏墓葬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为中亚民族、政治、经济、科技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提出了新的实物依据。王博、祁小山合著《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对当今欧亚草原石人文化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就学界尚存争议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另外对中亚史作出有益探讨的专著——王炳华著的《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和韩康信著的《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等再版。论文方面,王炳华的《尼雅考古回顾及收获》、《尼雅考古揭开新页》(《新疆文物》1、2期),回顾了尼雅考古工作的历程和遗址发掘的收获,认为尼雅考古工作逐渐步入科学轨道,对其进行较全面的研究,始于八十年代末期。强调对斯坦因在尼雅考古工作的评价,要结合时代、政治背景。介绍了尼雅考古工作的新发现,并就尼雅遗址兴废的年代及废弃原因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关于西域人种问题的研究,崔静、王桂荣、王博《吐鲁番交河故城出土的颅骨的研究》(《新疆文物》第2期)认为,当地居民在形成过程中具有混血现象,即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的混血。考古发现为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张玉忠《天山尤鲁都斯草原考古新发现及相关问题》(《新疆文物》第1期),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椤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巴音布鲁克区境内的尤鲁都斯草原古代游牧人的文化遗迹——各类墓葬的时代及文化内涵进行了探讨。认为在历史上,尤鲁都斯草原不仅是突厥人、乌孙人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区,早于乌孙的塞人也在此游牧。在塞人活动时期,这条草原古道就是游牧民族东来西往的交通线。邓文宽《吐鲁番新出〈高昌延寿七年历日〉考》(《文物》第2期),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一件历日残片的年代进行了考订,并将该历日的形制放在中国古代历日形制的总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认为此件高昌历日上承汉简历谱,下接后世历书,是中国古代历日形制发展链上不可缺少的一环。它是早期历谱到后世历书的一种过渡形态,也是迄今所见这种形制的历日写在纸上的唯一一件。罗丰《固原出土的外国金银币》(《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对出土的一枚萨珊卑路斯(peroz)朝银币、一枚萨珊阿尔达希尔(ardashir)三世金币仿制品和三枚东罗马拜占庭金币仿制品进行了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中亚地区从公元一世纪至八世纪墓葬中死者口含金币的习俗。认为这种习俗与古希腊习俗有某种渊源,与中亚流行的拜火教信仰有一定的联系。同时考察了中亚、西亚文物的分布线,及北朝至隋唐时这一线“丝绸之路”的交通情况。认为北朝时期,来往于中原地区的西域使节大都是通过固原到洛阳,即使在动荡的年代也不例外。指出阿尔达希尔三世金币或银币及其仿制品在中国境内首次发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3、历史地理

对楼兰国都城址,学术界争议较大。黄盛璋《初论楼兰国都楼兰城与le城问题》(《文物》第8期),对林梅村楼兰始都le城说提出质疑。认为楼兰古城la是当时西域长史的治所。le城是西域长史治下的一个屯戍单位,在政治军事,城市职能上均依附于la城,而非楼兰始都。le城的兴衰和la城密切相联。两城灭亡的最下限是公元5世纪末叶。王守春《楼兰国都与罗布泊的历史地位》(《西域研究》第4期),就楼兰国都城置、楼兰城出现的时代及楼兰城的历史地位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苏北海《楼兰古道对汉朝统一西域及丝绸之路的重大贡献》(《西北史地》第4期),对楼兰地区的石器文化,楼兰王国与汉、匈奴的关系,楼兰古城风貌,两汉魏晋在楼兰的屯田及楼兰古道的国防设施和丝绸通道等问题进行了考述。张岩《阿力麻里古城的历史演变》(《新疆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阿力麻里古城经历了由葛逻禄人的城市发展为蒙古察合台汗国及其后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历史演变。

4、社会、经济史

李经纬著《吐鲁番回鹘文书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及其续篇《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是两部集原始资料、研究考证和检索手段为一体的学术著作,是国内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的首次结集,为中亚历史、政治、经济、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汉之“西域三十六国”,至魏晋南北朝时,已并为六大政治实体:疏勒、龟兹、于阗、焉耆、鄯善、高昌。薛宗正《魏晋南北朝时期塔里木绿洲城邦诸国的社会生活》(《新疆文物》第2期),对具有浓厚西域地方特色的五国(除高昌国)的人种变迁、物质生产方式、物质生活方式及宗教文化进行了考述,认为这一地区在全盘突厥化、回鹘化之前,始终以操印欧语言的白色人种或黄色人种为主,历史更为古老的羌人已退居次要地位。塔里木城邦诸国在物质生产方式上即存在着地区的共同性,又存在着各自的特点。在《隋唐时期塔里木城邦诸国的社会生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一文中,薛氏对隋唐时期西域的龟兹、焉耆、疏勒、于阗等城邦国家的社会生活进行了考察。认为四国在物质生活,精神领域也有了重大的历史变化。其中疏勒发生了碧瞳人入主其国的人种变异,社会习俗与宗教信仰的变动尤剧。龟兹、焉耆各自经历了一段突厥化的过程,入唐后又受到汉文明的强烈影响。于阗大乘佛教一度中衰而后复兴,并占主导地位。汉语文与汉历法已溶入当地文化。龟兹乐、疏勒乐、于阗乐的分野显示了城邦诸国的文化差异。此外,城邦诸国的节日、娱乐活动的异同,共同印证了作为丝路中枢的西域地区多元文化共存的格局。

关于经济方面的论文有,吴震《史前时期新疆地区的狩猎和游牧经济》(《西域研究》第3期),运用考古资料和民族学资料阐述了史前新疆经济状态:由早期狩猎经济为主转向畜牧业经济。新疆原始畜牧业的发展,因自然条件不同,形成两种经营方式,即北疆的游牧畜牧业经济和南疆各绿洲以农业为主的农牧结合经济。两种不同畜牧方式在新疆地区的出现,约不迟于距今三千年以前。武敏《从出土文物看唐代以前新疆纺织业的发展》(《西域研究》第2期)认为,两汉时期新疆地区的毛织品较普通,但纺织技术较原始。传统原料是动物的毛绒。及至魏晋南北朝时,作为纺织原料的棉、麻种植与养蚕业的引入,丰富了纺织原料,纺织技术也有所发展。周伟洲《隋唐时期西北民族经济关系发展的特点》(周伟洲著《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和李清凌《安史之乱至五代动乱时期的西北社会经济》(《甘肃民族研究》第1期)。前者认为,唐朝统治西域时期,将内地各项经济政策推行到西域各地,使西域与内地的经济日趋一体化。安史之乱后,西北各族与内地经济联系因吐蕃占领河陇及西域天山以南大部分地区,或因归义军时期河西、西域的分裂割据,而大为削弱。此时西北诸族之间,以及他们与西南吐蕃之间的经济交往有所加强。后者叙述了安史之乱后,西北东部的政治形势和经济状况及西北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社会经济。此外,李明伟《丝绸之路与历史上的西北贸易》(《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第6期)也对中亚经济进行了分析探讨。

5、民族史

西域民族史的研究内容广博,是历年西域史研究的重要部分。周伟洲《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一书,收录了作者关于古代西北民族族源、分布、迁徙、融合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论文60余篇。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中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阐述了1840年至1949年间的维吾尔族历史。

论文内容涉及面广。余太山《说大夏的迁徙——兼考允姓之戎》(《夏文化研究论集》),考述了西域大夏国的建立者吐火罗人的来源及其迁徙过程,以及大夏和允姓之戎的关系。作者将大夏溯源于陶唐氏,认为历史上的允姓与大夏同为欧罗巴种都是游牧部落,大夏在很多的场合下役属允姓。

关于月氏种属问题,学界迄今存有争议。陈健文《月氏种属问题再研究》(《史学集林》第八卷,上海远东出版社)认为,欧罗巴种说较突厥、羌种说更为合理。但必须注意月氏在体质上并非纯高加索种,其部落成员中必然混有某种程度的蒙古人种或其他人种之血液。

关于秦汉时的匈奴人与它族的融合,周伟洲《魏晋时与匈奴有关的诸胡》(《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认为,匈奴因迁徙、杂居、征服或被征服等各种原因,主要与汉、鲜卑和其它杂胡融合,在魏晋时形成了许多新的共同体,多以胡或各种名称的鲜卑出现。

活跃在西域历史舞台的粟特人,曾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敦煌研究》第4期)一文,论述了粟特人对归义军政权的影响及粟特人在归义军政权中的地位。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历史研究》第6期)认为,唐前期移民敦煌的粟特聚落——从化乡,尽管在吐蕃占领河西后不复存在,但仍有不少粟特人继续留下来。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他们分散到社会的各角落,从事社会各行业,广泛同汉人及他族人交往、通婚。多种途径综合作用的结果,最终促成了这些粟特人的汉化。这一汉化过程是以从化乡之粟特聚落的消失为契机的。

黄盛璋《敦煌汉文与于阗文书之龙家及其相关问题》(《西域研究》第1期)一文得出结论:1.龙家或龙部落人本焉耆人,系九世纪焉耆为回鹘所灭,向四处分散成为龙家或龙部落。2.龙家最南也是最后在甘州建立大本营。龙家在甘州建立的根据地,为甘州回鹘不断排压,退到肃州,最后又退到瓜州服属于归义军。3.龙家逐渐同化于汉族、回鹘,至1002年曹氏归义军为西夏所灭,龙家不复再见。

关于古代突厥的研究。吴疆《西突厥汗国的“十箭两厢”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西突厥汗国用来统治其国民主体十姓部落的“十箭两厢”制,直接导致了各部落酋长政治身份的合法化,客观上培养了一批影响、左右汗国的国人阶层,形成了大小可汗外的“设”、“啜”、“俟斤”这样一个手握权柄的武力贵族阶层。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时发难,最终导致了西突厥汗国陷入无休止的格杀斗争中。有关的文章还有吴景山《突厥人的婚姻习俗述论》(《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

关于回鹘(维吾尔族)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流行着回鹘分三支西迁的说法。薛宗正《回鹘西迁新考》(《新疆大学学报》第4期)则认为,所谓三支实指同一支西迁回鹘前后投靠部族的不同与迁徙地的变化。王野平《多浪维吾尔人考略》(《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认为,多浪维吾尔人实为17世纪南迁巴楚克多浪河一带游牧的卫拉特部人。指出了国外学者将多浪人与罗布人混同,将库尔勒伯克属部视为多浪人的错误。尹伟光《藏文史料中的“维吾尔”》(《敦煌研究》第4期),介绍了藏文文献中对不同时期维吾尔族的称呼。

关于黠戛斯(柯尔克孜)史、塔吉克史的研究。薛宗正《黠戛斯的崛起》(《民族研究》第1期),主要依据汉文史料,探讨了黠戛斯的种族组成、黠戛斯崛起的历史背景和黠戛斯汗国昙花一现及由盛转衰的原因。贺继宏《叶尼塞柯尔克孜族西迁史的研究》(《西域论稿》,新疆人民出版社),阐述了历史上柯尔克孜人的西迁及18世纪柯尔克孜人举部西迁的原因和这次西迁对柯尔克孜族的影响及其意义。在《伊兰人、羌人与我国塔吉克族》(同上)一文中,作者探讨了塔吉克族的族源。认为塔吉克族是东西方黄、白人种(羌人和伊兰)融合而成的民族,是我国帕米尔高原最古老的土著民族。

关于蒙古史的研究。徐黎丽《试论13-14世纪蒙古贵族的伊斯兰教化及其原因》(《西北师大学报》第5期)认为,蒙古贵族的伊斯兰化首先根源于作为征服者的蒙古民族迅速同化于中亚、中东和东欧诸民族之中,同时也是蒙古族利用伊斯兰教巩固其政权的必然结果。

6、民族关系史

本年度关于中原王朝与西域关系的研究论文,以汉、唐、元时期的居多。葛亮《西汉前期北方边防对策举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探讨了西汉前期北方边防对策尤其是处理与匈奴关系的一些重要政治措施。王国华、徐万和《浑邪王归汉年代辨正》(《西北史地》第4期)认为,元狩三年秋浑邪王归汉,标志着强大的匈奴帝国由盛转衰,最后趋向分裂、融合的开始,也标志着汉武帝立足河西、经营西域,完成空前统一大业的开始。张兴胜《论唐朝与西突厥的关系》(《西北史地》第3期),分析了唐与西突厥由最初的与援同盟关系发展为建立同盟关系到最后形成敌对关系的历史背景。李大龙《由使者来往看唐王朝与薛延陀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第4期),考述了唐贞观二年至贞观二十年间二者互派使者的情况。认为唐朝和薛延陀大体保持着藩属关系,即薛延陀称臣于唐。苏北海《唐代四镇、伊西节度使考》(《西北史地》第2期),考述了唐在西域增设四镇(龟兹、疏勒、于田、碎叶)、伊西节度使的时间及其管区和武装。13世纪蒙古人的崛起,对中原王朝和西域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一新《蒙古中亚统治者与元朝的关系》(《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蒙古中亚统治者与蒙古大汗廷的关系经历了由附到离,由亲到疏的演变。而在元朝建立之后,中亚统治者与元的关系则经历了由战到和,由离到附的曲折过程。13世纪晚期双方的激烈斗争对元朝西北地区的影响尤其深远。朱新光《试论帖木儿帝国与明朝之间的关系》(《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认为,双方关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帖木儿初创帝国时期,向明朝称臣纳贡,双方保持和睦的关系。帖木儿统一帝国后,双方交恶。帖木儿死后,双方关系又经历了一个恢复、发展和持续的过程。徐黎丽《论蒙元时期宗教政策的演变对民族关系的影响》(《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阐述了蒙元时期宗教政策的演变过程,并分析了原因。探讨了这种演变对民族关系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二、新疆史(清——现代)

自1759年清政府统一西域,将西域称作“新疆”,至1884年清政府正式成立新疆省,其间清俄签定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使清政府失去了50多万平方公里的西北边土。从此中国在中亚的势力范围仅限于今之新疆。本年度关于新疆史研究的论文较多,内容涉及各方面。

1、政治

清朝统一新疆后,为巩固其在西疆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齐清顺《清朝加强和改善新疆吏治的重大举措》(《西域研究》第2期),对清政府加强新疆吏治的措施进行了探讨。认为清代新疆吏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即与全国的吏治状况紧密相连,又与新疆的具体条件有关,同时也与当时全国和新疆的政治、经济形势分不开。韩香《清代察哈尔蒙古的西迁及其对新疆的开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认为,乾隆年间察哈尔蒙古作为清政府从内地调往新疆驻防军队的一支,戍边畜牧于博尔塔拉等地区,对新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促进了新疆地区的开发。《乌鲁木齐政略》是清代乌鲁木齐都统辖区的首部志书,修成于乾隆年间。现国内仅存二部抄本,且不著撰人名氏,无序跋。王希隆《〈乌鲁木齐政略〉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第1期),就其版本、成书年代、作者、修纂起源、史料价值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新疆的北部以哈萨克民族居多。张岩《新疆近现代政府对哈萨克族的统治》(《西北史地》第1期),反映了清朝至民国年间政府对北疆的经营管理及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对哈萨克牧民的剥削和压迫。

1815年在新疆发生的孜牙墩事件和1864年的库车起义是新疆历史上颇具影响的事件。谢志宁《1815年新疆孜牙墩事件真相及其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认为,此次当地人的军事反抗行动打破了南疆持续了50年的安定局面,成为日后张格尔入侵和叛乱的导火线。南疆从此逐渐变得动荡不安。刘志霄《1864年库车维吾尔农民起义及其与阿古柏匪帮的斗争》(《西域研究》第3期),则分析了在短时间内席卷天山南北的库车起义的历史背景和起义失败的原因,对起义领袖热西丁作了客观的评价。

20世纪的新疆政局变幻不定,其中不乏苏联的影响。张勉励《苏军“红八团”进驻新疆哈密述论》(《西域研究》第1期)认为,红八团驻扎哈密,对稳定新疆局势,维护国际通道的安全,保障苏联援华人员和物资的顺利过境,起了积极作用。但也起到了维护盛世才军阀割据政权,抵制中央势力入新疆的作用。苏红八团进驻和撤出哈密,是苏联在新疆势力增长和削弱的反映。黄建华《迪化和谈前有关新疆问题的中苏交涉》(《西北史地》第1期),对1945年10月17日国民党政府代表和三区革命政府代表和平谈判之前中苏关于新疆问题的交涉情况作了探讨。对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历史的研究,有高新生、张玉风《抗战时期新疆培训特种兵始末》(《新疆大学学报》第4期)、倪立保《《抗日战争时期的新疆国际交通线》(《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和庄鸿铸《新疆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及其历史意义》(《新疆大学学报》第1期)。

2、经济

伙种制度是解放前新疆维吾尔农村(主要是南疆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租佃制度。王欣《南疆伙种制度研究》(《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分析了伙种制度存在的历史背景及其特点和基本形式,进一步探讨了这种制度所反映出的社会关系。陈延琪《论新疆三区政府农业生产的发展》(《西域研究》第1期)认为,三区政府在和平协议签字后,全力发展农牧业生产,措施得力,成效显著,为三区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基础。作者在《近代新疆石油工业的三次盛衰》(《西域研究》第4期)一文中,阐述了光绪32年(1906)王树出任新疆布政使时期及辛亥革命后,杨曾新接管新疆政权时期和1935年盛世才任新疆督办至新疆和平解放前期的新疆石油工业的盛衰起落。有关论文,还有魏长洪、伏阳《新疆兴办近代纺织企业的一次有意义尝试——新疆阜民纺织公司始末》(《西域研究》第4期)等。关于商贸方面,潘志平《乾嘉年间新疆的商业贸易研究》(《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认为,清朝统治者完全继承了历代统治者“抑商”的统治思想,发展了传统的禁榷制度。这一时期新疆的商业贸易虽有所发展,却没有给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多少实际的效益。

三、中亚五国史

本部分以现今之中亚地区五个共和国的历史为主,兼顾其周邻中亚区域的历史。

马曼丽主编《中亚研究——中国与中亚同源跨国民族卷》(民族出版社),探讨了跨国民族的理论问题、中亚与中国同源跨国民族的历史渊源关系及横贯中亚地区的丝绸之路。分析了跨国民族特征、类型形成发展的原因,就今后的发展趋势、制约方向诸因素等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前苏联解体后,泛突厥主义思潮在土耳其、中亚地区重新抬头,为国际社会所注目。泛突厥主义能否像希望的那样,使土耳其、中亚和其它地区的突厥民族联合起来,形成某种形式的政治联合体?杨增耀《中亚突厥诸民族历史发展特点——兼论泛突厥主义的影响(《西北大学学报》第2期),结合中亚突厥诸民族历史发展的特点,对此作了探讨。

敬东《试论乌古斯突厥蛮塞尔柱克人的联系与区别》(《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指出,乌古斯人是突厥人的一支。西突厥之后,乌古斯大量涌向中亚地区,居住在锡尔河流域。塞尔柱克人则出自乌古斯,曾在11世纪90年代建立了东接中国,西达地中海,北起高加索,南至也门的帝国。而突厥蛮主要指11世纪归顺塞尔柱克王朝并皈依伊斯兰教的乌古斯人。突厥蛮是塞尔柱克家族发展壮大直到建立帝国过程中所依靠的基本社会力量。作者认为,正是由于塞尔柱克人具备了同时代的乌古斯人、突厥蛮人所不具备的诸多长处,加上当时有利的国际环境,塞尔柱克人得以从乌古斯、突厥蛮中脱颖而出,从锡尔河流域冲向广阔的历史舞台,在社会发展阶段上越过奴隶制阶段迅速进入了封建社会。万雪玉《中亚希瓦、布哈拉汗国政治状况》(《新疆大学学报》第2期),论述了16世纪初直至苏维埃政权在中亚建立止,最终灭亡的希瓦、布哈拉汗国的政治状况。作者在《希瓦、布哈拉汗国时期乌兹别克斯坦经济状况》(《新疆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中,探讨了汗国经济方面的有关问题。1916年中亚爆发了由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卡拉卡里帕克、维吾尔、东干等民族参加的反对沙俄殖民主义和民族压迫的民族起义。帕尔哈提·阿帕尔《1916年中亚民族大起义及其历史意义》(《中亚研究》第3-4期),阐述了起义的原因和意义。

这方面的译文比往年多些,内容涉及各方面。主要有杜平译《萨珊王朝后期伊朗与突厥的关系》(《西北史地》第2期);姚朔民译《游牧民族传统大迁徙和季节性流动对中亚地区古代商路形成的作用》(《西域研究》第3期);刘文锁译《青铜时代的中亚草原:安德罗诺文化》(《新疆文物》第2期);姚崇新译《犍陀罗语与佛教在中亚的传播》(《西域研究》第4期);卢晓辉译《萨满教的起源与西伯利亚的岩画》(《西域研究》第2期);牛汝极、刘燕译《丝绸之路上的基督教艺术》(《新疆文物》第1期);杨富学、黄建华编译《摩尼文、突厥语贝叶书》(《西域研究》第2期)等。

四、文化史

余太山主编的《西域文化史》(中国友谊出版社),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叙述“西域”文化的专著。充分注意政治、经济背景的作用而不是孤立地描述文化现象,是本书的主要特色。

1、总论

安德罗诺文化的形成,可溯源于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金属时代。李琪《略论中亚安德罗诺文化》(《西域研究》第2期),阐述了产生于中亚辽阔地域的安德罗诺文化所形成的农业畜牧业经济及相应的物质文明、居住形式、埋葬仪式和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突厥语大词典》不仅是一部语言学著作,而且是一部关于中世纪中亚社会的百科全书。袁舍利《〈突厥语大词典〉所展示的古代突厥语民族的游牧文化》(《新疆大学学报》第4期),探讨了古代突厥民族的游牧生活及其文化心态、图腾崇拜和宗教观念。邓浩《从〈突厥语词典〉看喀喇汗王朝的物质文化》(《西北史地》第4期)认为,喀喇汗王朝时期,回鹘及突厥语的一些游牧部落开始完成由游牧生活向定居的农业过渡。这对喀喇汗王朝物质文化的形成和确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使喀喇汗王朝的物质文化兼具畜牧文明和农业文明的特点。陈晓云《从哈萨克语畜类词看哈萨克的畜牧文化特征》(《语言与翻译》第4期),从语言角度探讨了哈萨克畜牧文化的特征。马通《阿尔金山的哈萨克基本文化形态》(《甘肃民族研究》第3-4期),则描述了作者四十年前所了解的哈萨克族的民俗文化。

2、宗教

历史上,在中亚传播的各种宗教对中亚的历史、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宾《西域萨满论》(《西域研究》第3期),考证了“萨满”一词的来源,阐述了萨满教的特点和宇宙观。认为古代西域的塞人、匈奴、柔然、乌孙、康居、黠戛斯、突厥、回纥、蒙古人以及18世纪后期西迁新疆的锡伯和达斡尔族,都普遍信仰过萨满。萨满文化在后世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等民族的文化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林梅村《从考古发现看火袄教在中国的初传》(《西域研究》第4期)一文推测,火袄教最初由塞人传入中国西部地区。在西汉年间,由粟特人传入中原。黄振华《魏晋时期楼兰鄯善地区佛教研究札记——卢文沙门名号考证》(《民族研究》第4期),对鄯善卢文书所载“沙门”名号进行了译释考证,从而为研究鄯善王国的佛教社会提供了可靠的文献基础。有关论文还有,姚崇新《北凉王族与高昌佛教》(《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朱普选《丝绸之路上的伊斯兰教》(《西北史地》第4期)等。

3、语言

专著有《突厥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突厥语言文化系、中亚学研究所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收录了有关古代突厥、回鹘文及现代突厥语族语言文化方面的论文20篇。胡振华《黠戛斯叶尼塞文献使用的字母》(《突厥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分析了黠戛斯语的特点,并就黠戛斯叶尼塞文献中使用的字母进行了归纳分类。认为鄂尔浑文献字母与叶尼塞文献字母基本一样,但有不同。董文义《新疆古代居民与维吾尔语言史研究》(《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从新疆古代民族居住史、迁徙史、部落和部族融合史、各种文化影响史等综合角度出发,探讨了维吾尔语言的发展史。关于当今中亚五国语言的研究,胡振华《中亚五国及其语言文字》(《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4-5期),概述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孜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及塔吉克斯坦的语言文字特点。此外有张卫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哈俄双语现状述评》(《新疆大学学报》第2期)等。

4、岩画、石人

胡邦铸《论岩画图象的辩认》(《新疆艺术》第2期)指出,正确辩认岩画图象是岩画研究的基础。并分析了导致对岩画图象错误辩认的几种原因。袁同凯《古代中亚游牧民族的岩画及其原始信仰(《西域研究》第2期)认为,古代游牧民族创造岩画的动机,主要基于对食物的渴求。在其创作过程中由于这种渴求而对巫术、超自然物产生崇拜。指出理解岩画的最初含义应置于古老的历史文化背景中。王博《对切木尔切克早期非独立墓地石人的认识》(《新疆艺术》第5期),对发现于新疆阿勒泰地区切木尔切克乡境内的非独立墓地石人的年代、类型、用途及其反映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探讨。

本年度出版的专著还有: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贺继宏《西域论稿》(新疆人民出版社);苏北海《丝绸之路与龟兹历史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吴平凡、朱英荣编《龟兹史料》(新疆大学出版社)等。在此并就上年度综述遗漏的1995年出版的专著作一补充,这些专著有:黄盛璋著《中外交通与交流史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张碧波、董国光主编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黑龙江出版社);李吟屏《和田史话》(新疆人民出版社);穆舜英、张平主编的《楼兰文化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刘迎胜《丝绸之路文化·草原卷》(浙江人民出版社);吴景山《丝绸之路考察散记》(民族出版社)等。

区域史研究篇10

从“景观”术语的起源及其学术运用的主流来看,它传统上是地理学的垄断性话语,①具有明确的可视性与场所性;从景观的实际内涵来看,它又具有深刻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因此也应当成为历史学的专门研究对象。当然,景观还有其他多种属性,例如,美学属性、可感知的属性等,但相对而言,只有其历史属性在重要性上堪与其地理属性相提并论。这里谨以当今正处于快速演变中的城市景观为例来说明。城市环境、城市空间与城市社会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景观变迁史,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频繁转换、替代与复杂组合,其实就是城市环境不断变化、空间不断盈缩、社会不断兴衰演替的物质表现与文化映射。研究城市史,不仅要研究城市历史过程中的重要事件、政治制度、经济脉搏、思想文化潮流之类形而上的问题,以及体现这些问题的典型现象,更要研究作为“城市脸面”的景观体系的空间分布、系统组织结构与时空演变规律,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深入地分析景观背后的社会、经济、文化驱动机制,同时,还要充分关注景观所蕴涵的深层文化意义及其与整体城市文化性格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说,以地理学的空间原理结合历史学的发生学研究理念,对城市景观的历史演变进行专门的、系统的研究,将使传统的区域史、城市史研究走向一个更加广阔的创新空间。总之,无论是复原景观演变的时间空间过程、演变规律和结构特征,还是揭示景观背后所蕴涵的社会、经济、文化意义及其发生学根源,都需要历史学的深度参与,这正是“景观”术语的历史性。然而回顾以往,能够充分考虑景观历史性的学术研究成果却十分寥寥。其结果是地理学的景观解释模式一直占据主流地位,而更加综合的、能够将景观的地理属性与历史属性有机结合的解释模式至今未能真正建立。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孕育景观原始概念的母体学科———地理学,在景观解释方面长期处于强势地位。即使是比较重视对景观文化内涵进行解释的景观地理专门研究,也并没有将景观的历史诠释落到实处。

20世纪以来,景观专门研究在地理学中的地位持续上升,景观话语与区位、环境、区域话语并列为地理学的核心话语。①景观地理学者不仅重视景观在地表的客观分布、组成结构和系统层级这些颇具地理学科传统特色的内容,同时也注意到景观作为人们认知对象的主观性、精神性、历史累积性的文化一面。他们意识到,人们对同一景观对象的认识,会因其文化背景、知识积累和社会经验等方面的差异而存在区别,而不同社会群体在景观认知上所形成的各自解释体系,正是丰富多彩的区域社会文化的曲折映射,现实世界也因此有了更加多样的涵义。20世纪中期以后,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以景观感知为对象的研究方法,具有更强的文化分析倾向,而且许多非地理学出身的学者也广泛参与进来,影响较大的如美国城市规划学者凯文•林奇在20世纪60年代创建的城市意象空间方法。凯文•林奇的方法与地理学的结合点在于他采用了意象地图调查手段。林奇以道路、区域、边界、节点、标志物为五个基本要素,要求受访者用点、线、面形式描绘出他所指定的城市景观的意象地图,然后从中分析不同社会属性的居民对周围城市景观的心理印象和文化评价。林奇创建的绘制意象地图的方式,减少了人们用语言表述心态感知时的主观性和可能的心理顾虑,具有更强的资料客观性,因而受到文化地理学者的借鉴和模仿,并产生了大量城市景观地理方面的学术成果。但是,林奇作为具有地理学素养的城市规划学家,并不习惯以历史变迁的视角来观察研究对象,故而该方法也暴露出了明显的缺陷,即由意象地图切入而分析受访人对环境的心理感知时,林奇只注重受访人现有的社会属性和文化素质,例如学历、职业、年龄、居住区域等要素对其心态的影响,而没有注意景观演变的历史过程对受访人文化认识的叠加性渗透,也忽略了人们对历史知识把握的程度本身就存在差异。举例来说,一个只有十年演变史的景观对象,与一个已有100年演变史的景观对象,在同一感知主体的心理认知层面绝对会留下文化意象的差异;而一个在城市里生活五年的人,与在同一座城市里已经生活了50年的人,对城市景观的认识也绝对不会是相同的。所以,有些对于景观文化研究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例如:这种景观意象是如何形成的?这种景观的过去和现在分别意味着什么?林奇就很难准确地做出解释。

总之,林奇的分析模式虽然充分考虑了景观的地理性,也考虑了景观认知的主观性,却忽略了其客观存在的历史性。专注于景观感知的研究者,不仅需要弄清景观演变的历史过程,更需要弄清人对于景观演变历史的特殊认知,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现代地理学在景观研究方面存在着历史表述欠缺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地理学中与历史学最为靠近的分支———历史地理学,在将景观的历史性与地理性的结合方面又进展如何呢?我们可以欧美历史地理学界景观学派的代表人物克利福德•达比(clifforddar-by,1909—1992)和卡•索尔(carlo.sauer,1889—1975)的工作为例进行回顾。克利福德•达比1928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地理系,1931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之后长期担任剑桥大学、利物浦大学地理学教授、系主任。其代表作《清册地理》(domesdaygeogra-phy)①至今仍在国际历史地理学界具有深远的学术影响。达比运用水平横剖面法,对中世纪英格兰一些特定历史横断面上的地理景观进行了系统、细致的复原,并进一步分析了各个横断面上人地关系的特性。达比的著作具有地理景观史的意义,即从物质形态层面上再现了英国地理景观的形成过程,这非常符合地理学“解释地表”的原始精髓。然而,在今天的历史学者看来,该方法的缺陷也恰恰在于,地理景观史并不能替代“景观的历史学分析”,前者仅是表层的历史,而后者才是深层的历史研究。虽然达比一贯主张要建立“地理背后的历史”,但在其实证研究中却很难做到地理学与历史学的有机融合,而真正的历史学分析方法处于缺席状态。达比对历史景观的复原,仍然习惯性地沿用了地理学平面分布的空间理念,所不同的只是景观平面的数量有所增加,而最应该体现历史地理学特色的工作,即对历史景观的动态变化过程、内在结构、驱动机制、社会文化映射机制等进行历史学意义上的重构与发生学分析,却显得比较贫乏。卡•索尔于1915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地理系的博士学位,曾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系主任长达30余年,他所创建的伯克利文化生态学派,因重视区域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的逻辑关系而蜚声国际历史地理学界。虽然索尔的学术思想为传统历史地理学注入了自然景观、文化景观的生物学演替等新鲜内容,①但伯克利文化生态学派的景观理念仍然具有强烈的地理学性质。例如:索尔十分强调自然环境的基础作用,并认为自然特征在文化景观的塑造中持续地发挥作用,一部区域史实际就是自然景观不断地被改造为文化景观的历史过程;他关注文化景观的形态学变化和生物学更替,而不太关注其所折射出的复杂的人类历史进程;他虽然把人类活动视为自然景观向文化景观转化的中介,但却没有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真正融合进入文化景观的分析过程。因此,索尔的景观思想与达比的景观思想相类似,都存在历史学分析理念的缺失。

二、景观历史地图及其在景观历史表述中的基础作用

基于对景观历史表述方式的探索,本文特别提出“景观历史地图”的概念:它是指以某一特定区域内往日纷繁复杂的景观变化为专门表达对象的历史地图;在今天的学术研究条件下,它又应当是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的更便于景观研究者深度利用的地图。设计合理、数据完善的景观历史地图,应当起到弥补以往学术界对景观历史表述欠缺、促进景观史综合研究的平台作用。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地图,不仅用地理学的观点观察一个地区的历史,而且用历史学的观点观察一个地区的地理,可谓跨越历史学与地理学之间鸿沟的最佳学术语言,但随着时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学术的繁荣发展,其局限性也显著地暴露出来。我们本着探索景观历史研究方法的目的,对传统的历史地图从内容到形式提出以下修正,同时也作为景观历史地图的表达要领。

(一)景观历史地图在内容上必须突破以政治要素为核心的传统局限,并以表达小尺度区域的人文景观为重点

现有的历史地图多以图集的形式出现,一般分为区域性历史地图集与专题性历史地图集。区域性历史地图集以复原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单元的疆域、政区、重要地名、军事据点、水系、海陆变迁为核心,承袭了沿革地理学一贯重视区域框架结构和政治要素的传统。其所表达的区域尺度可以从一个大洲到一个国家再到一个省区、一个城市,但所表现的人文内容大部分是历史上各个政权的疆域边界、内部政区设置、民族与城镇分布等政治军事要素,而远远没有以结构学方式对待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异常丰富的具象与非具象人文景观,所以传统的区域性历史地图实质上就是配附地图的政治史或者某种程度上的军事史。在欧洲,此类地图的经典之作是《罗马帝国衰落后的近代欧洲历史地图集》、②《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等。①中国目前最重要的历史地图成果是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其以表现中国历史上清末以前各朝代疆域的盈缩和政区层级、隶属关系变化、政权更迭为主要内容。1980年以后,以我国不同省区、城市为单位的次一级区域性历史地图集也相继编绘出版,代表性的有《北京历史地图集》(侯仁之主编,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1997年版)、《西安历史地图集》(史念海主编,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上海历史地图集》(周振鹤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广东历史地图集》(司徒尚纪主编,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5年版)、《山西省历史地图集》(刘和平、谢鸿喜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另一类历史地图类型是以历史上某一专门景观的分布或者某一特殊历史事件发生过程的景观表现为主要内容的专题历史地图,前者如《中国历史地震图集》(国家地震局与复旦大学编绘,中国地图出版社1986年版、1990年版)、《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国家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所编绘,地图出版社1981年版),后者如《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郭毅生编绘,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武月星编绘,中国地图出版社1995年版)等。这类历史地图对某一领域的专题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但表达的人文要素较为单一。为深入研究某一区域景观史提供资料平台的景观历史地图,必须在上述两类传统历史地图的内容框架上产生新的突破。真正从时间序列上复原某一区域景观的变化过程,需要的是密度大、类别全、时间空间精度高的历史景观资料,要能够通过各种景观资料的收集、处理和地理坐标定位,连续、动态地展现一个区域内不同历史时期的景观变化走向,并提供进一步研究景观背后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规律的可能性。

(二)景观历史地图应针对现实需要,注重表现城市化时代的景观变化过程

就像任何精神文化产品一样,地图具有时代性和思想性,不同时代的社会环境、文化思潮和学术风气,对地图所体现的内容和编绘风格都有一定程度的渗透。学术脱离不了时代的影响,时代背景既是孕育学术的温床,同时也规范了学术发展的走向。今天是城市化浪潮席卷全球的时代,城市景观不仅成为地球上最引人瞩目、变化速度最快、内容最为复杂、自然生态与文化效应最强的景观组成部分,而且也引发了一系列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例如,快速发展的城市化使大量传统文化遗产日趋流失,使人类生存环境剧烈变动,使人群文化性格发生变异,使传统社会结构产生震荡,这些问题的发生机理与后续效应,无不与城市景观演变的各个层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城市化这一现实问题应当受到景观史研究者的密切关注。突破传统城市史研究的局限,从研制城市景观历史地图起步,进而书写一直处于缺失状态的城市景观史,是历史学随时代而进步的表现。在景观史研究中完全可以根据城市景观资料比较丰富的优势,加大城市化阶段景观变化研究的分量。

(三)景观历史地图的形式应在发扬史学传统的基础上走向数字化

在今天的科学技术条件下,完全可以将传统历史学的资料收集、考证手段同数字化手段相结合,使景观历史地图与传统历史地图相比具备以下优势:1.所涵盖的历史景观资料尽可能全面,做到科学分类;2.所涉及的所有景观数据,具有经过严格历史学考订的时间属性、空间属性和历史变迁信息储存,既满足地理坐标定位的需要,又可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基本的资料依据;3.便于使用者查询和提取不同时间断面上的景观分布数据;4.便于使用者利用现有数据,加工制作成适合进一步研究需要的其他形式的景观地图;5.所有景观数据整体能够动态地反映不同时间断面之间的景观变迁趋势和内在结构差异,弥补传统景观地理学手段不能充分揭示景观历史变化的缺陷。欲达到上述要求,须将对象城市、对象区域内漫长历史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建筑、聚落、产业、人口、社会阶层等人文要素发生、发展、演变、消亡的时间节点和空间位置,全面、系统地加以提取,制成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并按其时间、空间属性分层定位在城市(区域)地图上,同其社会属性建立链接,从而创建起能够全面反映区域发展历史进程的数字化信息平台。在今天的国际文化学界,数字化理念对于研究者来说并不陌生,但与传统历史学科的结合尚属充满挑战性的新领域,主要问题在于历史资料的连续性较差,对史料精确度进行辨别与考证的工作量很大。但只要建立起高水准的研究团队,坚持历史学考证传统并科学地拓展史料来源,具备现代技术理念,就可望在上述方面取得突破。数字化的景观数据库和景观历史地图,融入了历史学时间变化与地理学空间变化的基本理念,兼顾景观的地理属性与历史属性,并具有信息承载量大、便于查询、数据连续性强等优点,它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开展景观史研究的基础平台,也是体现新的景观历史学研究与旧的景观地理学研究之差异的重要标志。

三、例证:“上海城市人文历史地图”的制作与运用

本部分立足于上海史研究现状,以“上海城市人文历史地图”的制作与运用为中心,对前述景观历史研究的理念和路径进行例证分析。

(一)前期基础与存在问题

目前,上海城市史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也同国内其他城市一样,缺乏一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城市景观史,更未上升到对景观研究方法论的探讨。以往上海城市史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三个。其一,研究理念和方法过于单一地局限在历史学、社会学范畴内,对于任何城市历史现象都天然具备的地理空间属性却没有清晰的认识。其二,不同领域内的成果之间缺少联系,缺乏统一理念的整合。其三,多数成果以列举历史现象、剖析重要事件、追究制度思想等抽象描述为中心,忽略了历史进程可以连续、动态、直观地进行展现的一面。这些成果大多采取举证式或者个案式的研究方法,以点代面,难以全景式地展现历史现象的空间结构、空间联系和空间差异,所揭示出的规律究竟适用于多大的空间范围也并不清楚。举例来说,如果要进一步研究上海开埠初期城市化起步的一段历史,就不可回避地必须了解:那时的乡村区域如何在土地、人口、产业、生活环境诸方面向城市区域一步步地转换?城市马路与地产业怎样一步步向乡村的肌体内渗透?长期延续下来的水乡农业聚落如何解体,城市居住区如何扩大?原住居民与外来人口的生活是怎样一种交融状况?所有上述问题,共同指向了将地理学空间理念和景观历史变迁研究方法引入上海城市史研究的必要性。以景观为媒介,以景观的演变过程重建城市历史的发展进程,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2006年笔者曾经从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提出城区史的研究思路,倡导以城市空间内部组成———小尺度的城区为单位,开展多学科交叉的城区史研究,以期对城市史进行更为精细多元的重构。①在关于城区史的方法论问题上,笔者将地理学方法置于重要的地位。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本研究团队对城隍庙、静安寺、徐家汇、提篮桥等16个历史城区的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演变过程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内容涉及各城区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口、居民日常生活、社区公共空间、居住空间、活动空间、意象空间等各个领域,并在此基础上对上海城市历史的内部结构形成了新的认识。②这些前期工作为进一步引入数字化技术制作高精度的上海城市景观历史地图,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的上海城市景观史研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二)“上海城市人文历史地图”的内容与编制原理

相对于中国其他城市而言,上海城市景观的历史演变进程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发展轨迹,具有十分鲜明的特色,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第一阶段自1291年建县之始至1842,历时552年,是滨江临海的一个普通县城。该时期的上海社会文化具有鲜明的江南区域特色,并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印记。第二阶段自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中英江宁条约》、上海被规定为五处对外开放通商口岸之一开始,此后历经107年至1949年,上海的角色由近代中国的一个商贸中心,逐渐发展成为全国乃至远东最大的国际大城市。其中从开埠后数年起至20世纪40年代初叶,城市的主体部分又为租界,其社会经济文化进程深受近代西方文明的影响。该时期的上海海纳百川、中西结合,城市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水平均处于中国乃至国际的前沿地位。第三个阶段自1949年起至今60年,上海是现代中国的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型国际通商城市,尤其是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后再次实现城市化飞跃,跻身于著名国际大都市之列,各方面发展突飞猛进,社会文化进一步体现出多元而先进的优势。上海城市人文历史地图所要表现的内容,就是将如此多元而独特的区域发展进程,转化为连续而动态的景观历史地图形式,以gis技术为支撑加以全面、科学、系统的直观展现。上海城市人文历史地图的基础部分是上海城市历史景观数据库的设计与构建。数据库以access软件支持,以每条景观记录的时间、空间属性为关键字段。所有景观记录均以规范的地名形式命名,凡是在现有资料条件下可考的历史地名信息,均全部加以提取并按照标准格式输入数据库。更为重要的是,对不同来源的资料加以严格的考证和相互参证,以提高数据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资料考证和推理过程在数据库中建立专门字段加以储存,以备研究者查询和进一步使用。

(三)基于历史发生学原理和系统化原则的个案分析

数据库完成后,可以采用结构学方法对景观数据进行分级、分类提取,并生成不同时间断面、不同空间尺度、不同专题的数据集或者景观分布图。以近现代为例,在时间设定的前提下,从城市空间类型上可分为以下数据集:(1)整体城市景观数据集,(2)作为城市组成部分的区片景观数据集,(3)作为区片组成部分的街区、社区景观数据集等。从城市聚落类型上可分为:(1)花园洋房景观数据集,(2)普通里弄景观数据集,(3)棚户区景观数据集,(4)城乡结合部景观数据集等。从城市产业类型上可分为:(1)商业景观数据集,(2)金融景观数据集,(3)工业景观数据集,(4)公共事业景观数据集等。从城市文化类型上可分为:(1)娱乐景观数据集,(2)宗教景观数据集,(3)教育景观数据集等。在此基础上,采用历史发生学原则对不同类别景观的空间分布、组织结构、历史演变、影响因素和其所涉及的社会背景、重要事件等进行分析,构建景观史研究的重心。在该部分中,地理学传统的景观形态分析方法、景观感知分析方法,甚至是社会学、心理学、美学、建筑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也完全可以适当地加以借鉴,因为景观史本来就是涉及面非常广泛的学术领域。以下试以近代上海城市空间扩展中相当突出的聚落类型———棚户区景观为例,来简述这一类别景观史的研究路径。棚户区属于近代以来上海城市聚落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目前所收集的数据来看,棚户区的原始形式是上海开埠后出现在城乡交错带的外来贫穷人口的聚居区,之后随着城市空间的扩张,棚户区也向周边呈现出快速扩散之势。至1949年为止,上海城市中心区已完全被数百处规模不等的棚户区所包围,大约有1/4的城市人口生活在棚户区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城市户籍政策的紧缩,上海流动人口减少,棚户区扩散一度得到控制,基本处于静止状态。1980年后,随着城市空间再度大规模扩张,棚户区逐渐被分割包围在新的城市区域内。20世纪90年代至今,政府加大对棚户区的改造力度,延续了100余年的棚户区景观形态已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纵向来看,棚户区景观的空间分布经历了从城乡交错带———市区边缘———市区范围内———大规模改造拆迁———居民重新被安置在市区边缘的变化历程。至于在今后的市区边缘是否生成另一种形式的棚户区,或者仅仅是发生人口结构的贫困化,是需要基于历史经验进行反思的一个社会课题,也是本个案研究的一个目标问题(由于篇幅所限,各个时期的棚户区空间分布图从略)。进一步研究发现,棚户区景观形成和早期演变的驱动因素中,既有人文因素,也有自然因素;而后期棚户区景观的发展演变,则更多地是政治、经济、城市改造等人文因素的作用。上海开埠后,近代化的城市土地利用方式改变了原有的乡村景观格局。随着租界城市空间不断向乡村地区扩张,乡村聚落所依存的河道体系因经济价值发生转变而在物质形态上被瓦解。地产商越过租界线,在附近乡村地区购置土地、开发房地产、修筑马路,是早期上海城市空间快速扩张的重要方式。官方又没有成熟的管理经验可循,于是,城市的河道系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淤塞阻断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