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模式论文十篇-9游会真人第一品牌

ppp模式论文篇1

随着ppp模式在我国公共项目融资选择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社会资金的参与有力地加速了政府公共事业项目的发展。气象服务作为我国公共事业项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已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建设需求的增大也带来了建设资本的增多，而气象服务在我国长期处于政府垄断经营，以政府资金拨款为主，融资渠道比较单一，给政府财政带来了比较大的负担。因此，ppp融资模式作为一种公私合作的模式，将社会资本引入公共项目建设，缓解政府财政负担，可以成为促进气象服务建设的有力举措。

二、相关概念

(一)气象服务

气象服务是指基于大气科学的理论和技术，向社会大众或私营部门提供各类气象咨询的相关工作。

(二)ppp融资

ppp融资即政府部门与民营企业的合作模式。它是指针对某个特定项目，政府与民营企业或私人资金形成的一种相互合作关系。ppp融资主要是针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或公共服务、公共设施项目，由项目参与的各方共同承担责任和融资风险。政府可以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而民营企业或私人资金可以通过建设和经营基础设施的权利获取收益及回收投资［1］。

三、我国气象服务项目融资需求

(一)气象服务融资是气象服务深化发展的重要需求

气象服务在我国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一种完全的公共服务，对公众和社会相关经济部门以免费的形式提供有关服务。然而纵观世界气象服务发展历程，气象服务都经历了由免费的纯公共服务到私人资本参与的私营与公共服务并存的过程，部分国家甚至出现了完全私营化气象服务的服务体系［2］。随着我国气象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需要，气象服务的价值日渐受重视。西方经济学中的德尔菲气象定律指出气象投入与产出比为1:98，而美国航天局于20世纪60年代针对气象服务进行了成本效益分析，直接指出国家气象服务的总体投入产出比为1:10［3］，可见气象服务的价值巨大。在旅游、交通、海事、建设、水利等方面，气象服务产品成为行业决策信息的重要依据。因此，气象服务系统需要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入，升级气象服务产品，从而满足气象服务深化发展的需求。

(二)气象服务的融资渠道以政府财政为主，亟待拓宽投资渠道

目前我国气象服务建设仍然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这造成了政府财政负担的加重，而气象服务的公益性以及投资回收周期长的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同时，政府作为提供气象服务的部门，长期的资金压力与自我补偿机制的不足阻碍了气象服务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先进的气象设备以及气象技术的引入与提升，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政府财政的负担往往引起资金投入有所保留，从而造成服务质量升级困难，服务规模扩大阻滞，服务产品形式单一。

(三)气象服务融资引入社会资本，改变政府垄断经营

气象服务在我国长期处于政府垄断经营，经营模式与服务形式单一，服务体制亟待完善。政府气象服务逐渐满足不了市场需求，缺少升级活力与产品创新，缺乏合作竞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气象服务产品已经难以满足庞大与苛刻的市场需求。因此，引入社会资本，将有利于改变政府独自经营的局面，初步完善气象服务的私营服务体制建设，通过技术合作、产品竞争、优势互补加快气象服务的产品升级，将政府的核心资源与市场化专业的管理经营理念结合，从而带动整个气象服务系统的升级，成为气象服务改革的突破口与拉动力。

四、ppp融资模式应用于气象服务的前景分析

(一)ppp融资模式可以缓解政府在气象服务领域的财政负担

前文提到，气象服务项目具有投资回收期长、前期投资大的问题。ppp融资是一种公私合作模式，通过吸引民间资本和外商投资，分担政府的气象服务建设投资。多元化的投资渠道，拉动多方的资金投入，将缓解气象服务建设的财政负担，助推气象服务发展的建设升级，同时也有利于发掘多元化的气象服务经营方式以及提高我国气象服务建设的自我补偿能力。另外，由于ppp融资贯穿整个气象服务项目建设到运营阶段，私营资本为了回收投资，需要完善气象服务质量，从而保证建设经营阶段的资金及时投入。

(二)ppp融资模式为跃跃欲试的民间资本提供投资渠道

ppp融资模式是一种将民间资本引入社会公共事业的有效途径，给民间资本进入公共建设领域提供可能。尤其是我国气象服务的长期公共经营，私人资本对于进入气象服务领域具有强烈的需求。将ppp融资模式应用于气象服务项目，私营企业将融入到气象服务领域，破除私人资本与公共建设之间的障碍。

(三)气象服务有丰富的收益渠道，ppp融资具有可行性

气象服务具有一般公共服务项目的共性，即前期投资大，投资回收期长的问题。但是，气象服务具有丰富的收益渠道，为私人资本回收资金提供了可能。首先，气象服务的专业服务，如针对旅游、水利、建筑、婚庆等行业的专业定制服务将提供长期而稳定的收入;其次，电子气象服务平台可以成为广告宣传的重要途径;第三，气象服务设施周边土地的商业开发与经营;第四，气象博物馆、气象科技馆等参观、旅游收益;最后，针对政府的技术合作合同以及其他气象活动的技术服务合同实现收益。

(四)ppp融资模式有助于提高气象服务的投资运营效率

ppp融资模式中，公私双方要签订特许经营协议，成立特许经营公司，负责ppp项目的全过程。这一过程中，政府为实现自己的利益需求，最重要的是保证气象服务项目的公共服务能力不动摇、更完善;而私营企业为追求自己的投资收益，在设计、建设、运营及维护阶段会更加重视成本的控制及质量的提升。因此，政府通过自身的监督能力，加强气象服务项目建设的约束力;而私营资本则通过自身的运作能力、管理能力、技术创新等提高投资效率。二者的有机结合使得气象服务ppp项目的投资运营效率获得有效提高。

(五)ppp融资模式有助于降低项目风险

气象服务项目开拓新的投资渠道，将面临来自各方面的风险。而ppp融资模式中，通过决策阶段的充分调研降低决策风险，合同签订阶段的合理风险分配、最有利于降低合作双方总风险的分配机制，以及建设运营阶段政府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助推项目建设，从而提高项目融资成功的几率，降低项目的融资风险。

五、结束语

ppp模式论文篇2

关键词：ppp模式；财政风险；ahp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效率成为了理论和实践中的热点。在此过程中，公私九游会国际的合作伙伴（ppp）模式逐渐流行起来，成为最受欢迎的公共服务提供模式。在ppp模式之中，私营企业作为项目的承建方自行筹措资金，并以经营者的角色从项目收益中实现回报。这样的安排使政府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也能够顺利实现公共服务的提供，因此极受各国青睐。而且，公共服务提供方与生产者的分离，也有助于效率的实现。政府作为民众的人，选择私人企业之时，只需要做一个精明的买方即可；企业同时作为生产方和经营方，自会像私人企业一样极力提高效率。

在这些显著的优点之下，ppp模式的一些隐患很容易被忽略，财政风险便是其中最需关注的一个。首先，在ppp模式之中，政府看起来自始至终都无需出资，这便形成了没有财政风险的假象。事实上，在ppp项目之中，政府之所以必须参与，这是由项目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决定的。项目一旦故障，不管何种原因，政府都必须担负起恢复公共服务供给的任务，其中涉及的财政负担，是政府无可回避的。其次是项目的长期性与政府预算的短期性之间的矛盾造成的财政风险。我国政府的财政预算短则一年、长则五年，可是大型ppp项目常有10年以上者，二者的错位往往会造成财政风险。因此，我们在关注ppp模式优势的同时，也必须关注ppp模式的财政风险，才能促进ppp模式更好、更优的发展。本文拟对相关风险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为政府实施城市基础设施ppp模式时提供可资借鉴的风险评估方法和素材。

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世界各国政府不断促进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私营化由英国撒切尔夫人最先提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政府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新型方式。但私营化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没落，ppp模式成为公共投资中吸引私营部门的资本和管理技能的新方式，致力于私营化未涉及或无法实施领域。ppp模式早已在几百年前形成于欧美，只是近几十年才真正流行。

国外学者对ppp模式的理论和现实依据、涵义、优势、项目风险分配和合同设计等都做了比较丰富的研究（vito和hamid，1998、mona等，2006、gorge和clarke，2007、bernardin等，2007）。近几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开始关注公共投资与ppp模式的财政风险，并开始研究控制ppp模式财政风险的有效措施。其认为公共部门通过ppp模式可以避免或延迟相关财政支出而预先享用其收益，能够缓解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不足问题，但也可以用于规避财政限制，进行预算外公共投资。在此情形下，政府可能在ppp模式中承担过多风险，面临高额的中长期财政成本。ppp模式中政府还承担着各种直接、或有负债，也可能对中长期财政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带来冲击（teresa，2005、hemming，2006、gerd等，2008）。国内关于ppp模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时间较短，形成的系统性学术研究报告还较少，研究领域集中在ppp模式的定义、特点、产生背景、优势作用、运行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项目风险分配等方面（孙洁，2002、王灏，2004、贾康，2009、柯永建等，2009）。

总体来看，当前关于ppp模式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

1.对ppp模式的理解不够全面和深入。一些研究未分清ppp模式与传统政府采购和私营化的区别，对ppp模式的认识仅停留在其融资功能上，把ppp模式与bot、特许经营等同起来。

2.对ppp模式的研究缺乏微观操作和宏观制度的有机结合。ppp模式的成功运行不仅需要良好的合同设计、最优的风险分配和完善的法律制度，也需要建立宏观制度加以引导。

3.对ppp模式的财政影响研究不够。相对于传统公共融资模式，ppp模式拥有许多优势，但ppp模式的长期合同特性以及ppp模式隐含的各种政府或有、隐性负债问题，可能导致政府在ppp模式中承担过多风险，政府面临高额的中长期财政成本，对中长期财政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带来冲击。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的财政预算和会计制度还需不断完善的背景下，ppp模式可能不仅不能有效降低财政风险，还会形成新的财政风险。同时，相对于世界许多国家ppp模式由中央政府组织实施，我国由地方政府主导的ppp模式隐含的财政风险更应受到关注。

二、 公私九游会国际的合作伙伴模式的财政风险

伴随着大量的项目风险从政府部门转移到私营部门，ppp模式应该有利于减少财政风险，但依旧存在一系列项目风险不能转移给私营部门，由政府部门承担，因此政府始终面临一定财政风险，而ppp模式的特性可能给政府带来新的财政风险。

（一）ppp模式财政风险的主要来源

根据budapest（2006）的分析框架，ppp模式的财政风险主要来源有两个：公共服务特性（使政府在合作中成为弱势一方）和政府在短期预算构架下采用长期合同产生的劣性动机。

1.公共服务特性带来的财政风险

第一，公共服务特性促使政府必须保证公共服务供给的持续性（一旦其开始运营），而这造成ppp模式中政府和私营部门合作地位的弱化：政府致力于保证公共服务的持续供给，而私营部门可以利用此点增加谈判话语权。第二，政府承担和接受各种风险能力的无限性。在私营部门合作项目中，风险的非最优分配会阻碍项目进程，所有参与者都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但在ppp模式中，面向政府的风险非最优分配不会影响私营部门的利益。

2.缺乏长期预算机制下的财政风险

ppp模式中政府将给予私营部门一系列支出，但并未体现在政府短期预算中。风险转移形成的政府支出责任通常在项目建设的最初几年都为零，然后再分配到项目运营的整个阶段。这意味着政府制定投资决策——选择候选项目——采用ppp模式——招投标和签订ppp合同，都完成于财政支出开始的几年前，现期政府并没有支出责任。当前适用于传统政府采购的预算机制不再适用于ppp模式。因此，在缺少针对性的预算处理机制下，ppp模式很容易被政府决策者定义为零成本投资，造成项目的非效率选择。政府还可能会被误导实施一系列不存在成本收益优势的ppp项目。

（二）ppp模式财政风险的主要表现

ppp模式的财政风险主要表现为政府在ppp项目中承担的各种直接和或有负债，在当前政府核算制度（主要体现在收付实现制和年度滚动预算机制）下并未得到有效的计量。

1.政府直接负债——未来支出承诺

政府直接负债主要针对私营部门向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再向公众提供的ppp类型。政府承诺在未来按照ppp合同规定购买私营部门供给的公共服务，形成政府直接负债。按照timothy（2006）的划分，此类型中政府给予私营部门的费用支出有几种不同称谓，如服务费（service fees）、可用性费用（availability payments）和统一收费（unitary charges）等。未来支出承诺和现期支出一样会对财政造成负面影响。ppp模式可能掩盖了财政问题，却最终使之恶化。

2.政府或有负债——承担项目风险和提供政府担保

第一，在ppp模式的风险分配中，政府主要承担国家政局不稳定风险、政策不稳定风险、大部分的法律风险、可行性论证风险、招投标风险、政府需求变化、相关审批延迟风险和ppp资产剩余价值风险等。还存在一部分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共同承担的风险，主要包含市场风险、利率风险、外汇风险、通胀风险、和不可抗力风险等。政府承担项目风险转换为政府或有负债，可能形成财政风险。

第二，政府还通常会就市场风险、利率风险、外汇风险和通胀风险等向私营部门提供担保。担保类型主要包括最低收入担保、无同类竞争担保、原材料供给和价格担保、通胀担保和信用担保等。政府担保可以用于政府逃避外部或自身的财政规制，对财政政策造成隐性危害。

第三，ppp模式中政府还可能面临或有隐性负债，出于公众压力和道义承担支出责任。比如私营部门破产风险和环境污染

风险。

3.地方政府的参与可能扩大ppp模式的财政风险问题

ppp模式运行较复杂，需要完善的制度体系和较高技术水平，而地方政府很难满足这两个条件。公共服务的特性会削弱政府部门在ppp模式中的合作地位，作为ppp模式的财政风险的主要来源之一，在地方政府中不断放大。同时，道德风险也增加了地方政府错误管理ppp项目的可能性。地方政府认为在其财力不足，面临巨大财政风险时，中央政府会最终兜底。因此，即使在缺少完善的制度体系和相应的技术人才条件下，地方政府也倾向于ppp项目，非最优分配项目风险，向私营部门提供过多担保，加大了地方政府和整个国家政府面临的财政风险。

三、 公私九游会国际的合作伙伴模式财政风险的层次分析

在ppp模式财政风险的信息收集比较困难，统计数据较少的前提下，本文决定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财政风险因素在ppp模式财政风险构成中的权重，为我国ppp模式的财政风险控制提供导向。

（一）确定指标体系及财政风险因素集

我们可以将ppp模式的财政风险指标体系分为三层：第一层为ppp模式的财政风险总指标，第二层（准则层）包括政府直接负债、政府承担项目风险、政府担保和政府或有隐性负债等四部分；第三层由23个单项指标构成。设定ppp模式的财政风险因素集为 ， 表示被分析的指标，其中，整个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二）确定专家判断力权重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根据ppp模式财政风险的层次分析结果，可以看出ppp模式的财政风险因素重要性排序如下：

1.政府担保是ppp模式财政风险的最主要因素，权重系数明显高于政府承担项目风险、政府直接负债和政府或有隐性负债。销售价格担保、原材料供给和价格担保、信用担保、非同类竞争担保和最低收入担保又为政府担保的主要因素。

2.政府承担项目风险为ppp模式财政风险的第二主要因素。项目可行性论证风险、招投标风险、政策不稳定风险、政府干预和相关审批延迟风险又为政府承担项目风险的主要因素。

3.政府直接负债是ppp模式的财政风险第三主要因素集。政府直接负债主要来源是ppp模式中的政府未来支出承诺。

4.政府或有隐性负债也是ppp模式财政风险的影响因素集，主要包括私营部门破产风险和环境污染风险。

（二）政策建议

政府必须主动管理ppp模式的财政风险。根据对ppp模式的财政风险层次分析结果，为有效控制ppp模式的财政风险，政府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良好的投资规划体系，实现项目选择最优和ppp模式的合理选择

ppp项目应归入政府实施的公共投资战略中，只有当其相对于传统公共融资模式实现货币价值（vfm）时才能采用，主要通过两步骤来确定：首先采用项目评估技术衡量候选项目是否有投资价值和意义， 如成本收益分析（cba）。再确定该有价值项目是否应采用ppp模式。设定公共部门比较基准，相对于传统公共融资模式，ppp模式是否更能实现vfm。

2.确保ppp模式的风险最优分配

风险分配目标不是消除风险，而是保证各合作者承担其能最优管理的那部分风险，实现最优风险共享，获得最大化合作收益。合理的风险分配必须注意，承担太多风险等同于承担零风险。如果合作一方承担了大于其控制能力的风险，其结果也会影响风险分配另一方。比如，如果私营部门承担了无法控制的环境和需求风险，政府可能面临选择帮助私营部门度过难关或随其破产的极端情况。

3.完善的针对ppp模式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借助专门技术人员的支持，有效管理ppp模式的实施过程

首先是有效的政策支持。为促进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政府应积极打破各种行业垄断，拓宽私营部门进入渠道，研究私营部门参与的相关政策，鼓励和引导私营部门的进入；

其次，完善的ppp模式法律，确保ppp合同的完整性、规范性和长期有效性；

最后，政治保证和良好的政府管理。政府选择私营部门时应公开招标、公平竞争，并对项目进程进行有效监管。

4.透明的财政预算、会计制度，合理评估和透明披露ppp模式中的财政责任

管理ppp模式的财政风险，不仅需要金融和定量分析方面的技能，还需要改进政府的预算会计制度。应该编制反应或有债务成本的财政滚动式中期预算，建立包含政府或有负债的政府财务报告制度，建立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式，设置充分的信息披露制度，增强透明度。从而有效报告和披露ppp模式中的各种责任。政府在进行债务可持续性分析（dsa）时，也应考虑ppp模式形成的直接、或有财政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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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贾康，孙洁.公私九游会国际的合作伙伴关系（ppp）的概念、特征与职能[j]，财政部科研所研究报告，20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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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柯永建，王守清，陈炳权.私营资本参与基础设施ppp项目的政府激励措施[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9）.

[14]王灏.加快ppp模式的研究与应用推动轨道交通市场化进程[j]，宏观经济研究，2004，（1）.

作者简介：曾小慧（1982-），女，四川乐山人，温州大学讲师，博士，研究方向：财政与税收。

ppp模式论文篇3

推介与实施时滞性、信息透明性、投资收益吸引性等原因影响ppp项目的推进。

2014年，国务院、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与ppp相关的政策，意在推广ppp模式破解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问题。各地政府也把ppp当作一付缓解地方债务的灵丹妙药，相继推出了近2万亿元的ppp项目，吸引社会资本投资。然而，在政策的强力刺激背后，是ppp项目推进的艰难现实，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ppp项目推进的现状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5年3月底，仅河北、重庆、贵州、湖北、湖南、陕西、山西、天津、辽宁、福建、四川、宁夏、内蒙古、吉林15个省份公布的投资计划就超过25万亿元。为解决庞大的投资资金来源，各地不约而同地力推ppp模式，希望利用ppp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为推广ppp模式，国务院、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已20余份支持ppp模式的文件。在今年的31份省级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至少有25份提及ppp模式。为加快推广ppp模式，更好地鼓励和引导社会投资，国家发改委建立了ppp项目库，入库项目涉及水利设施、交通设施，市政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多个领域，所有项目都已明确项目所在地、所属行业、建设内容及规模、政府参与方式、拟采用的ppp模式、责任人及9游会真人第一品牌的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入库项目1036个，总投资超2万亿元。

以上尚不包括天津、上海、湖南、湖北、山西、河南六省（市）推出的ppp项目。尽管国务院、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开发银行等都在发力推动ppp，地方政府也都在积极响应、推动，但ppp项目的实际落地情况并不乐观。据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副司长罗国三介绍，虽然地方政府推出了总额超2万亿的ppp项目，但截止2015年5月，全国各地公布的ppp项目，大概只有10%—20%签订了合同。

ppp项目落地难的原因

ppp项目实施流程复杂。由于ppp项目投资较大，可行性研究的时间较长，实施的流程长，从项目锁定、考察论证、制定ppp实施方案、物有所值评价、财政承受能力论证、项目入库、社会资本采购及评标、谈判、ppp实施方案正式审批到签约，一般需要经历很长的周期。从2014年8月至今，ppp项目的推介时间尚不足一年，故社会资本还难以在短期内有效续接政府推出的ppp项目。

社会资本对ppp项目多持观望态度。由于ppp项目周期长，存在众多的不确定性因素，使得社会资本对实施ppp项目心存戒备。对于社会资本而言，ppp项目实施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于政府是否守信用。地方政府在以往ppp项目实施过程中暴露出的执行力弱、缺乏契约精神等问题，是社会资本对ppp模式仍然顾虑重重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部门换届时“新官不理旧账”的做法是社会资本最怕遇到的事情。在社会资本与政府的博弈中，社会资本处于相对弱势，如果地方政府违约，社会资本的合法权益就往往难以保障，政府失信对投入巨资参与公共服务项目的企业打击非常大。

ppp项目信息透明度不高。社会资本参与ppp项目设施建设，必须建立在对项目具体信息非常了解的基础上。目前，国家发改委公布的ppp项目信息库中，虽然显示了项目名称、项目所在地、所属行业、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总投资、政府参与方式、拟采用的ppp模式、责任人及联系电话，但并没有公布每个项目的具体信息。而政府部门审批环节的不透明、审批周期的不确定性更让投资人望而却步，难以取得社会资本的信任，影响了社会资本进入的积极性。可以说，在新一轮ppp投融资热潮中，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面临的信息不对称、地位悬殊难成伙伴关系等结构性困境，已严重影响了ppp模式深入推进。

ppp项目的投资收益难以有效吸引社会资本。由于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项目的建设资金需求量巨大，为完成ppp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维护，ppp项目公司成立后通常需要大量从社会融资，虽然央行连续降息，但社会资本的融资成本仍然比较高。在项目的投资收益较低的情况下，较高的融资成本已成阻碍社会资本投资ppp项目的拦路虎。由于ppp的公共服务属性，社会资本只能从投资中得到合理而非超额的收益，因此，ppp项目的投资收益率相对较低，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不足。据专家测算，如果一个投资项目收益率低于12%，对于社会资本方来说，就很难具有吸引力。如济青高铁ppp项目，为社会资本设定的收益率为不高于8%，邮政储蓄银行的中标收益率仅为6.69%。

地方政府未能正确认识ppp模式的内涵。多数政府部门把ppp简单理解成一种融资模式，匆忙之间推出的天量ppp项目，仅仅是为了维系庞大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以解决政府公共服务投入不足的问题。ppp的实质是为解决政企关系、解决政府的运营效率低下，通过建立科学的政企关系及补偿机制，推动政府改革和社会企业改革。此外，ppp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效力，需要较苛刻的前提条件来支撑。从国际经验看，ppp模式有一整套完整的管理框架体系，尤其是要求法律保障体系健全，需对项目的合法性、合同的有裁性、价格的变更性、投资的追加性、利益的补充性、股权的转让性等方面做出详细的规定。ppp项目投资额较大、回报期长，一般在10年以上，这就需要ppp项目有着较为稳定的、可持续的收入流，有一定回报能力、运营中可产生现金流。同时，ppp模式要求政府部门有着较高的专业管理知识和较强的监督能力，既要防止运营方的服务质量下降，也要防止政府的迟延支付以及地方政府和企业联合骗取中央财政补贴等行为。

地方政府对采用ppp模式的心理准备不足。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领域的项目建设采用ppp模式，是非常复杂的项目运作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项目建设，当地政府须保证社会资本投资者获得可接受的投资回报。而社会资本的投资回报，实质上就是当地政府采用ppp模式实施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项目的成本。而当前我国处于转归时期，受到体制、机制及任期责任考核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客观上，目前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并没有真正做好接受ppp的真实理念、按照真正的ppp模式运作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项目的心理准备。

政府部门对ppp模式的期望太高。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就已开始引入ppp模式，以bot为代表的ppp模式就被引入了污水处理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从ppp模式在我国的实践可以看出，它在解决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方面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作用并不明显。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可以直接在市场融资的情况，地方政府对ppp模式并不十分热衷。目前，在国家大力推进ppp模式的现状下，ppp内涵外延不断拓展、延伸，ppp模式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涉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领域，包括安置房、小城镇综合开发、智慧城市、公立医院项目、交通基础设施、水利水务、港口、机场、监狱、垃圾处理、污水处理、政府办公楼等等。作为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方式的其中一种，ppp只是传统由政府主导的供给模式的补充而非替代。即使在ppp应用最为成熟的英国，采用ppp模式的项目投资最多时也才达到公共产品和服务支出的22%，而韩国明确规定ppp项目不得超过公共产品项目的10%。因此，政府部门对ppp过度追捧，特别是片面扩大其融资功能并不可取。

促进ppp项目落地的建议

政府正确认识ppp、严格选好项目是前提。理论上讲，ppp模式可以适用于大多数公益性事业投资，但这并不意味着ppp可以适用于所有社会服务领域，政府不能把ppp当成包治百病的良药。政府既不能仅把ppp当作是一种融资模式甚至是唯一渠道，也不能把ppp当作政府推卸责任的手段。成功的ppp项目运作，离不开政府和社会资本的长期良好合作，这就要求政府既不能把ppp项目的责任完全推给社会资本，也不能因推行ppp而推卸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更不能逃避对于项目的财政支付或补贴责任，反而要增强对于项目和服务质量的监管责任，加强契约、法制、信用、公平建设，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从国际经验看，只有那些可通过使用者付费并收益大致可覆盖或超越建设和运营成本的项目才较适宜采用ppp模式，对无法通过物有所值评估的项目，不能采用ppp模式。

政府部门的观念转变是根本。ppp模式的实质是公共服务市场化，通过ppp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将政府债务转为企业负债，通过ppp项目的全生命周期预算管理，促进政府从以往单一年度预算收支管理，逐步向中长期财政规划和“资产负债管理”转变。同时，通过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间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地方政府债务的透明度。在ppp实施过程中，政府的责任主要是调节社会资本的盈利空间，既要考虑保持项目回报率的吸引力，又要考虑ppp项目投资带有公益性、投资回报率不能过高。政府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制定战略规划上，放到公共服务价格、质量的监督上。该由政府管的，政府要切实管住管好，真正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此外，政府还需做好ppp整体规划，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在ppp项目全生命周期内，根据项目运营情况、公众满意度等，定期对价格、补贴等进行调整，双方互相监督、强化合作，使社会资本能盈利但又不暴利。

做好评估论证工作是关键。对ppp模式适用范围的判断，总体原则是已经完全能够市场化运作的项目不适于ppp模式，地方平台公司有能力进行高效运作的项目也不适于采用ppp模式。只有那些不具备完全市场化运作的体制、机制条件，同时当地平台公司又没有能力运作好的项目，才适宜采用ppp模式进行运作。这种运作方式虽然会让当地政府付出更高的代价，但由于提高了项目运作效率，降低了全生命周期的项目运营成本，通过评估认为采用ppp模式的财务价值大于零，比交给当地平台公司运作更有效。因此，做好ppp项目的评估论证工作是关键。

做好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是保障。在2014年，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了《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在2015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住建部、交通部、水利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印发了《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但是，不论是《操作指南》还是《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仅仅是规则、办法，而不是国家法律，层级相对较低。而且从国家发改委出台的指导意见和财政部出台的操作指南来看，两部委意见也不尽一致。因此，亟需出台《特许经营法》，通过法律的手段，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从而推动ppp模式有效规范的执行。

实现政府、社会、社会资本多赢是目的。ppp模式的本质是一种基于合约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过程，双方的权利、义务、风险分担、利益补偿等均以合同明确，在这一合作过程中，政府和社会资本是平等主体，是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从国际经验看，只有政府和社会资本双方都能诚实守信、认真履约，才能保证ppp项目的顺利实施。ppp项目需要实施项目全生命周期合同管理，在合同有效期内对公共服务的质量和价格进行持续监督，并将政府付费和使用者付费与绩效评价相挂钩，确保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ppp模式下，政府部门还必须科学合理制定好收益分配规则，均衡各方收益。

总之，ppp模式绝非灵丹妙药，在目前的情况下，还不能破廨地方政府的融资难题，而且其推广使用还可能因为条件不具备而引发许多新问题。因此，政府在推广ppp时要用其善、避其弊，避免一拥而上，为了ppp而伪ppp，把不适合ppp模式的项目推上市场；与此同时，社会资本也需谨慎对待ppp项目，避免进入投资陷阱。

ppp模式论文篇4

[关键词] ppp；投融资模式；民间投资模式；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改革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6-0066-05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是今年两会热点话题之一。总理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落实和完善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深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这是政府工作报告中连续第三年出现ppp。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ppp逐渐成为公共服务供给市场化、社会化改革的重要举措。ppp改革可以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在公共服务领域落实为一项实实在在的、可供操作的政策机制。

一、ppp之定义

ppp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ppp泛指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建立的各种合作关系；狭义的ppp是指一系列项目融资模式的总称，包括特许经营、外包、私有化等类型。ppp广义概念强调的是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达成的契约性合作关系。如英国政府设立的促进ppp政策工作小组对ppp的定义为：为了提供某项公共服务或开发某一公共设施，而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达成的契约性协议，以此实现资源共享、风险共担。美国ppp委员会将ppp定义为政府机构与私人部门的合同协议，通过这一正式协议，共同利用公私双方的技能和资产，为公众提供服务或设施，在资源共享的同时，公私双方分担风险并分享利益[1]3。狭义的ppp概念通常以列举的方式定义，它更加注重合作过程中的风险分担机制和资金的价值。如国家财政部在《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4]76号）中指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是在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通常模式是由社会资本承担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工作，并通过“使用者付费”及必要的“政府付费”获得合理投资回报；政府部门负责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价格和质量监管，以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发改投资[2014]2724号）指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是指政府为增强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提高供给效率，通^特许经营、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与社会资本建立的利益共享、风险分担及长期合作关系。综合来看，不论从广义或狭义理解，ppp都包含有风险分担、资源共享、责任共担、利益共享及获取资金使用价值等原则。

二、ppp的形成与国际经验

（一）ppp的形成

ppp的雏形可追溯至罗马帝国时期，罗马大帝授予salassi（萨拉西）部落征收通行费的特许权，以回报其养护道路和跨山脉搬运。17世纪，英国推行公路收费政策，以公路通行费养护公路和扩建公路，形成了公与私的交易和互动关系。有学者认为，这种收费公路就是现代bot模式的前身[2]。法国委托私人企业修建铁路、供水设施和街道照明设施。随后美国、荷兰、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借助社会资本，建设道路交通和城市供水等基础设施。这个时期，ppp模式很单一，只是以特许经营方式为主，其项目也仅限于交通和供水领域。

“二战”后，受凯恩斯主义影响，西方国家经历了几次国有化运动，政府接管了原来由私人经营的公共事业领域，ppp在这一时期基本停滞。至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又掀起民营化浪潮，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产权制度改革，开始了大规模的去国有化运动，破除公共领域政府垄断，引入私人力量。民营化浪潮促使ppp膨胀式发展，ppp合作方式多样化，包括政府出售、合同承包、补助和凭单制等，合作项目也扩展到邮电、航空、垃圾回收、街道清扫等国计民生各领域。民营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英美等国家的财政压力，同时也带来一些不良影响，粗放式的ppp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损害了社会公平。至1992年英国私人融资计划（pfi）实施，ppp进入理性发展阶段，各国陆续制定引导和规范ppp的政策和法律文件，如英国的《标准化pfi合同》，澳大利亚的《2008年澳大利亚基础设施委员会法》和《国家ppp指南》，自此，ppp纵深发展，形成了bot、boo、bto等成熟模式和一些经典案例。

（二）ppp的国际经验

英国是最早实行ppp的国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公认ppp运用较好的国家，它们的成功经验可归纳如下：

1.设立专门的ppp发展组织。英国于上世纪90年代在财政部设立ppp特别工作小组，负责引导、协调公私合作事宜。加拿大设立联邦ppp中心和各省级ppp发展中心，承担审核项目的职能。澳大利亚设立基础设施局，ppp发展指南，进行项目评估，分解ppp项目决策过程。

2.积极的政策引导和完善的法律规范。英国由财政部主导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引导ppp发展，并在相关领域制定或修改法律，以解决ppp与原有法律框架的兼容性。加拿大积极构建政策指南指引ppp发展。澳大利亚颁布国家和地方政策并在特定领域立法指引和规范ppp发展。

3.以资金的价值为原则。资金的价值，是指运用其可利用资源所获得长期最大利益。通俗地讲，就是少花钱、多办事。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相继颁布了完整的vfm评价程序和评价指南。英国以全寿命周期成本和质量的最佳组合来满足用户的需求，以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和公共项目建设运营的经济性。

4.健全的配套机制。一是创新融资平台。加拿大成立的ppp基金为项目资本市场融资起到积极作用。英国的银行和资本市场可为项目提供固定利率的长期融资，最高期限长达40年；二是建立风险分担机制。ppp专门机构监管项目各环节，通过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保护公众和私人利益；三是建立严格的会计审核和绩效评价机制。制定会计核算法律，并拟定绩效考评指标保障ppp良好运行。

三、ppp在中国的发展

（一）ppp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ppp背后隐含的公私合作理念在中国早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1906年6月开工的新宁铁路[3]。而中国具有现代性的ppp则始于改革开放以后，可将其发展历程划分为“探索、试点、推广、停滞与规制”5个阶段。

1.探索阶段（1984-1992）。改革开放伊始，大量外国资本涌入中国，其中，有部分资金试图以bot的形式进入公共事业与基础设施领域。当时中国没有bot相关的政策性文件和法律法规，bot项目的开展是由地方政府向中央申请，获批准后开始执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学习、摸索。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ppp项目是1984年深圳沙头角b电厂项目，该项目是香港合和实业有限公司以bot模式与深圳市合作建造火力发电厂，于1984年签订协议，1988年投入使用，外方经营10年，期满后移交中方。深圳沙头角b电厂项目是中国探索ppp模式的起点。随后，在中央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政策的作用下，外商华侨在较早开放地区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如广深高速公路等项目。这些项目也主要以bot模式，由投资方与地方政府商谈，报中央批准后执行。

2.试点阶段（1993-2002）。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为公共事业与基础设施领域的市场化融资提供了可能性。接着进行了分税制改革，中央收回地方大量财权，ppp项目由原国家计委统一部署，研究投融资体制改革，对bot可行性进行论证。1994年，原国家计委选择广西来宾电厂、成都第六水厂、广东电白高速公路、武汉军山长江大桥和长沙望城电厂5个bot试点项目。同年8月，原国家计委、原电力部、原交通部联合下发了《关于试办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审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为试点项目提供政策依据。在试点过程中，政府逐渐认识到ppp模式的优点，同时也积累了经验教训，进而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广。

3.推广阶段（2003-2008）。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步伐的加快，社会资本流动迅速，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使得ppp实践在公共领域广泛开展。此外，一系列政策法规相继出台为项目运行提供保障。如原建设部的《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等文件。这一阶段的ppp项目众多，其中代表性的项目有北京地铁4号线，该项目是由京港两地投资合作，政府节省了财政支出，社会资本也获得回报，同时还为北京引入香港地铁运营经验打下了基础。此外，北京奥运会约30个场馆中半数是以特许经营的方式建设的[4]。提高了ppp在社会各界中的认同度。

4.停滞阶段（2009-2012）。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出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主要由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负责投融资，项目运作方式主要以委托代建、bt回购形式进行。在此阶段，社会资本很难进入公共事业领域，ppp基本处于停滞阶段。

5.规制阶段（2013至今）。自2013年以来，我国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方式来界定中国的公私伙伴关系，充分认识到ppp模式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重大意义，国务院以及国家相关部门，密集出台大量政策文件，积极推进ppp模式，中央到地方均推出大量ppp项目，显示了国家发展ppp模式的决心和力度，也标志了ppp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有人认为，2014年是中国ppp元年。随后ppp向纵深化发展，国家对ppp模式进行战略定位，各部委制定政策法规保障项目运行，ppp专门法律也尝试出台。

（二） ppp在中国的发展障碍

自2013年正式界定ppp以来，经过3年的实践探索，我国ppp改革成效显著，建立了包括法规、政策、指南、合同和标准等5个层面的制度体系，大市场已具雏形。截止2016年底，财政部全国ppp项目库已收录入库项目达11260个，覆盖19个领域，投资额13.5万亿元。但仍存在诸多障碍制约其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融资理念转变不够。ppp不仅是一种融资手段，更是政府管理理念转变的一种促进机制。在推行ppp模式过程中，政府部门将工作重心从具体的项目运作，转到强调规则制定、项目监管上来，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转变政府管理理念。然而，一些地方政府仍把ppph仅作为一种融资手段，改革发展意识不强，因而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发展理念重视不够。

2.法律与配套机制欠缺。我国现在还没有专门出台规范的ppp法律，项目规划与运行仅依照政府部门。然而，对社会资本来说，ppp模式是一种先期集中投入、分期收回的投资模式，合作期限通常是20～30年，没有法律以及相关配套机制提供稳定的制度保障，难以取得民营企业信任。

3.组织领导机构有待加强。在我国，负责ppp项目管理的部门有两个：发改委和财政部。故而两部门经常会就一个问题给出两个不同解释。如对社会资本的界定，财政部理解为已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境内外企业法人，将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及其他控股国有企业等排除在外；而发改委则指出，不仅民营企业，且外商投资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或企业投资、经营主体和国有企业，都属于社会资本的同一范畴。2014年12月为统筹管理，财政部成立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但是部门冲突仍时有出现，因而不利于项目实施和监管，可见组织机构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4.社会资本公共责任缺乏。ppp项目不同于一般的商业经营项目，它的客体是基础设施等公共领域，投资者依约定获取收益的前提是提供了基础设施服务，承担了企业的社会责任。然而，社会资本所有者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意识，在参与ppp项目中仍存在赚快钱、赚大钱等一夜暴富的思想，因而缺乏长期规范经营的计划。

四、结论与对策

ppp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部分。从宏观层面看，ppp是一次推进国家治理方式现代化的体制机制变革；从中观层面看，ppp改革推动了行政体制、财政体制和投融资体制改革；从微观层面看，ppp改革倡导资金的价值理念，促进社会资本创新提质增效[5]。为完善ppp模式，应以契约精神，建诚信政府；转变发展理念，提升市场化水平；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领导机构，提高规范化程度同时加强监管。

[参考文献]

[1] 王增忠.公私合作制（ppp）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5.

[2] 周晓丽.新公共管理：反思，批判与超越――兼评新公共服务理论[j].公共管理学报，2005，（2）.

[3] 陈志敏，张明，司丹.中国的ppp实践：发展、模式、困境与出路 [j]国际经济评论，2015，（4）.

ppp模式论文篇5

关键词：ppp法律法规　政策体系　韩国

一、引言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广义上指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建立的合作关系，狭义上指项目融资一系列方式的总称。在ppp模式下，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发挥各自优势，联合投入资源来生产和提品(或服务)，并共同承担责任，分享收益。通过公私双方的合作，不仅有利于缓解公共部门的支出不足，充分发挥私人部门的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也有利于优化配置项目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自从1992年在英国首次正式应用以来，ppp在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等主要西方国家得到广泛响应，联合国、世界银行、oecd、欧盟委员会等国际组织或共同体将ppp的理念和经验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推广，并广泛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公共项目建设中。近年来，我国不断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及其所带来的巨大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为ppp模式提供了广阔的应用空间。

ppp是我国在缺乏制度性土壤条件下基于现实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新的公私合作模式，尽管在探索实践过程中不乏成功的案例，在实际应用中失败的项目也很多，而缺乏系统的法律保障体系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ppp协议的法律性质

不同的部门法所调整的对象是不同的，合同各方所享有的权利、承担的义务也不尽相同。ppp协议法律性质的合理定位不仅有利于合作双方事后纠纷的解决，提高私营部门参与公共项目建设的积极性，对项目本身的长久成功运行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ppp作为一种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共同提品或服务的合作模式，其法律本质为一系列的契约关系。ppp结构模式如图1所示，主要包括三类活动主体：公共部门、私人合作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公共服务的消费者、为公共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提品或服务的承包商或供应商、融资的提供方等)。ppp实质上就是这三类利益主体互动所产生的一系列法律关系(见图1)，其中最为核心的法律关系即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法律关系(即ppp协议)，其权利义务关系的互动将直接影响到整个ppp模式所涉及利益主体之间的权益关系。

ppp法律关系中的贷款协议、保险协议、采购／供货协议、买卖／服务协议、承包建设合同、委托经营协议等均为私法契约，一旦发生争议，可由私法来调整。而对于ppp协议的法律性质，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存在争议。政府部门与私人合作者之间既是采购者与供应商的关系，又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关系，还是共同承担责任、分享收益的伙伴式合作者的关系。ppp协议中既包括政府部门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内容，又体现出公私双方作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ppp协议表现为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融合状态。

三、我国ppp立法现状

我国宪法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描述的修正变更，为非公有制经济和私营部门进入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提供了根本法律保障。在宪法精神推动下，国家立法机关、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也纷纷通过修订已有法律或是出台各种政策规章，以消除体制，促进ppp模式在公共项目中的运用。根据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部委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四个层次法律体系，我国ppp模式相关的法律法规现状如表1所示。

另外，《中外合资经营法》、《中外企业法》以及外汇管理、外债登记、对外担保等相关法律法规适用于有外国投资的ppp项目公司。现行法律中还有对外商来华投资在关税、进出口权、土地使用权、税收等方面的规定。上述这些法律、法规文件基本构成了我国公私合作制制度的政策、法律保障体系，为我国ppp模式的运作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四、韩国ppp法律框架的内容

(一)韩国ppp法的发展历程

韩国ppp法的发展历程如表2所示，从中可以看出韩国有关ppp法律内容的制定与修订逐渐趋于完备化、系统化。在1994年8月之前，还没有较为正式的有关法律文件出台，而关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只有个别法律条款进行了简单的规定。但在之后的十年内，一系列有关ppp的法律文件相继颁布并施行。

(二)政府政策支持体系

韩国政府在政策上给予ppp项目全方位的支持，具体表现为土地购置、收益保障、税收减免、信用担保、风险分担等各个层面的优惠措施。值得一提的是，韩国政府还会根据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在年度计划中对ppp项目引人临时性支持措施。

(三)相关行政主体

韩国ppp项目的主要参与方有战略投资部(mosf)，相关主管部门以及私营部门。在mosf下设立ppp评估委员会(prc)，prc由三部分人员组成：一是战略投资部部长(主要负责人)；二是ppp项目相关主管部门的副部长；三是私营部门具备ppp相关知识经验的专家。另外，依据ppp法成立的公私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管理中心(pi-mac)，为ppp项目的实施提供全面专业支持，在韩国私营部门进入基础设施领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有关ppp理论政策的研究制定者，还充当管理ppp项目政府机构的角色，同时也是韩国ppp市场的推动者。

五、韩国ppp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现有的ppp法律保障体系为私营部门进入公用事业创建了法律与政策基础，但是远不能满足ppp发展的现实需要，ppp模式在实践中仍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

与我国情况类似，ppp模式在韩国的起步时间较晚，相关立法也是基于现实发展需要在近几年才不断趋于系统、完善。在1994年8月之前，韩国还没有较为正式的相关法律文件出台，而到2005年仅十年之间就建立起一套十分完备的ppp法律体系，这一体系的完善极大地促进了ppp的发展以及私营部门参与ppp的积极性，近些年来私营投资额在基础设施领域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如表3所示)。因此，充分借鉴韩国ppp立法经验，对尽早完善我国的公私合作制立法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比分析我国ppp立法现状与韩国ppp法律框架，我国ppp法律体系无论在立法水平上还是政策实施方面都存在较

大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法律位阶低。ppp模式运用到公共项目中的立法体现主要集中在部委规章、地方政府管理条例等位阶较低的层面，其权威性不足，一方面难于取信于投资者，另一方面无法解决一些法律冲突。

第二是没有针对ppp的专门法律。目前我国不仅没有针对ppp的专门法律，行政规章也只有三个，其余多为部委规章与地方性的管理条例和针对具体项目而订立的专营管理办法。这种开放式的架构，首先不利于国家对ppp项目的统一管理；其次这些规章条例的稳定性很差，而ppp项目的运行期间一般比较长，容易损害政府信用；适用于各地的管理办法可能存在不一致甚至矛盾的地方，容易导致制度的不统一以及不公平的现象发生，也不利于ppp项目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

第三是法律法规粗糙，操作性差。韩国法律不仅对适合采用ppp模式的设施类型做了十分详尽的分类，而且将ppp项目区分为政府立项招标项目和企业主动建议项目，并对二者的采购步骤也做分别的具体规定。我国不仅缺乏细致的法律、法规，也没有关于ppp项目详细的操作程序。

第四是对ppp模式的发展欠缺主导机构。目前在我国ppp项目的运作涉及建设部、发改委、交通部等不同行政机构，缺乏主导机构，不能对ppp模式进行统一的、全方位的支持。而韩国则设立了pimac，pimac负责年度ppp计划以及编制ppp指南，为ppp项目提供了具体而可操作的指引。

第五是缺乏配套的政府政策支持体系。ppp涉及的领域一般为投资规模大、经营周期长、风险高的基础设施项目，这一模式的引入有效地缓解了财政资金不足的状况。政府作为ppp的参与方以及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应制定适合ppp项目发展的宏微观政策体系，设置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加强政府本身信用建设以及人才培养，为ppp的运作创造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

ppp在我国实践中仍然缺少统一配套的法律保障体系，我国应加快ppp立法进程，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形成以宪法为首，以《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法》专门立法为主，大中型项目单项立法作为补充，地方法规、行业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相配套，其他文件作为指导的系统法律体系。

政府机构设置方面，可以参考韩国ppp机构设置模式，由政府某一部委进行专属管理，负责制定与之相关的政策，并进行监管。此外，还应该在该部委下设立为ppp项目实施提供全面专业支持的经济咨询机构和技术咨询机构(可利用现有行业部委下具有相应知识经验的专家)，以更好地发挥ppp模式的优势，满足公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参考文献：

王守清、柯永建：《特许经营项目融资(bot、pfi和ppp)》，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

bank w.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4：making services work forpoor people.new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ppp模式论文篇6

各位领导、同志们：

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推广ppp模式，是投资领域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在省发改委的大力指导和支持下，我市积极开展了ppp模式推广工作，并被国家发改委选为国家中小城市市政工程领域ppp创新工作重点城市，。根据会议安排，我就抚州推广ppp模式工作情况作个简要汇报，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我市ppp模式推广工作基本情况

在ppp模式推广中，我委会同市直有关部门按照政策引领、统筹谋划、协调联动的原则，积极探索，主要做法是：

（一）注重政策引领，建立健全ppp模式制度体系。一是代市政府草拟并出台了《抚州市本级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实施办法（试行）》、《抚州市本级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项目基本操作流程（试行）》，确定了ppp模式的实施范围、实施方式、基本流程及各部门职责等。二是建立了ppp项目联审机制，2019年7月，我委会同市财政局下发了《关于建立市本级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联审机制的通知》，建立了由市发改委、市财政局牵头，规划、国土、环保、水利、法制办、金融办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参与的ppp项目联审机制。目前，我委共组织完成了5个ppp项目实施方案的联审。

（二）积极先行先试，着力打造ppp示范项目。ppp模式是一种新的项目融资、建设模式，指导文件多，推进程序复杂，为了推广ppp模式，我市积极先行先试，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抓好了一批示范项目实施，充分发挥其示范引导作用。如：我委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率先推进了抚河流域生态保护及综合治理一期工程ppp项目，指导相关部门按操作流程抓好了项目实施。一是项目识别阶段（包括项目发起、确定实施机构、项目入库和财政评价论证）。该项目由江西省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起，经反复磋商论证，2015年10月，我市与省水投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启动抚河流域生态保护及综合治理工程，分三期实施，一期工程采取ppp模式；2019年3月，市政府确定市发改委为该项目实施机构、市投资公司为该项目具体操作单位和政府出资方代表；5月，市投资公司将该项目信息录入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6月，该项目“物有所值评价报告”及“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报告”编制完成，并通过市财政局评审。二是项目准备阶段（编制实施方案、实施方案的联审、办理相关审批手续）。2019年7月，市投资公司通过招标确定国信招标集团公司作为该项目的ppp咨询机构，负责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和全程咨询服务；7月28日，我委会同相关部门对该项目实施方案进行了联审。8月9日我委将修改完善的实施方案报市政府，市政府于8月16日批复该项目实施方案；市投资公司在开展上述工作的同时，相继办理了环评、规划、用地、可研报批等手续。三是项目采购阶段（选择九游会国际的合作伙伴和签订项目合同）。该项目实行社会资本方和工程施工方合并采购，2019年9月12日，在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挂网招标。10月17日完成对潜在投标人的资格预审。11月25日正式招标确定省水投资联合体预成交。预成交结果分别于11月28日和12月5日，在省政府采购网和抚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公示，公示期间无异议；2019年12月至2017年3月，我委会同市投资公司组成谈判工作组与省水投联合体进行了两轮合同谈判，反复修改完善合同条款并公示后，报市政府审定。2017年4月，市政府授权我委与省水投联合体签署了项目合同。四是项目执行阶段。2017年5月，市市场质监局批准项目运营管理公司（简称“spv公司”）成立，负责项目投资、建设、运行、维护工作。目前33个子项目已开工20个，累计完成投资8亿元。该项目顺利落地实施，为其他ppp项目实施提供了借鉴参考，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引导作用。

（三）加强谋划推介，力促ppp项目落地实施。一是建立市级ppp项目储备库。按照国家发改委关于加快建立完善ppp项目库的要求，组织各县（区）各部门建立了市级ppp项目库，并加强与财政部门ppp综合信息平台的互联互通，实行入库项目动态管理。目前，市级ppp项目库共储备项目75个，总投资557亿元，其中市本级项目16个，县（区）项目59个，项目涉及市政、交通、教育、医疗、科技、文化、旅游、环境保护、水利、农业、信息化等领域。二是加强ppp项目推介。两年多来，我市共有五批13个ppp项目，被省发改委列为省级ppp示范项目对外，总投资350亿元。同时，我委去年也筛选了10个前期工作较为成熟的ppp项目，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和市发改委门户网站对外，总投资412亿元。通过对外推介我市ppp项目，吸引了中建、中铁、中交建、中电建、中冶等一大批大型国企及上市公司来我市对接洽谈ppp合作。三是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2015-2017年，我委共争取上级ppp补助资金956万元，用于支持前期工作较好、操作较为规范的项目,起到了示范引导作用。目前，全市共落地实施ppp项目12个，总投资113亿元，包括总投资48.14亿元的抚河流域生态保护及综合治理一期工程、总投资18.74亿元的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工程、总投资12.89亿元的廖坊灌区二期工程以及g316资溪花山界至南城黄狮渡段公路改建工程、g322宜黄黄陂至乐安鳌溪段新建工程、临川教育集团三所实验学校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

四、加强业务培训，提高ppp实务操作能力。为切实提高我市各级、各部门的ppp工作业务能力，促进ppp项目规范实施，今年6月15日-17日，在国家发改委的大力支持下，我市联合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举办了为期3天的ppp实务培训班。市发改委、市财政局等16个市直单位负责ppp工作的分管领导和科室负责人，各县（区）政府分管领导、发改委有关同志、县直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有关ppp项目实施机构人员约200人参加了培训。通过培训，使我市各级、各部门有关人员更加精准地理解了ppp模式的相关政策，提高了他们的ppp实务操作能力。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

ppp模式论文篇7

关键词:ppp模式;合同管理;重难点

1合同形成阶段的管理重难点

在合同的形成阶段，首先必须做好合同的前期准备工作，如第一步ppp项目的发起人需要对整个项目进行科学合理的论证，选择好有实力的社会资本以及其项目公司，防止盲目进行ppp项目建设。正如上述广州大坦沙污泥处理项目实例分析，我们要在合同的形成阶段保证招投标过程的公平性与合法性，防止内定中标或串标等情况的发生。由于ppp项目的各种特殊性，我们需要保证合同的拟定阶段与招投标阶段尽可能的不发生脱节，这既需要专业的ppp项目合同管理人员，又需要设置合适的采购方式，保证中标单位符合项目的需求，还需要使合同符合规范性的要求。又如酒泉市热电联产集中供热项目的实例分析，在合同的形成阶段，必须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保证合同文本的完善性。

2合同履约阶段的管理重难点

在合同的履约阶段，必须明确两个主体，政府和社会资本的责任划分，首先必须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如《合同法》、《民商法》、《招投标法》等等，建立起合理合法的双方责任划分，在ppp项目中，政府属于相对强势地位，社会资本属于相对弱势地位，政府应建立ppp项目政府信用体系健全机制，保证政府信用，确保项目的顺利的进行，例如确保征地的速度，项目建设运营保障等等，防止出现因政府失信违约造成的项目失败的出现。社会资本在合同履约阶段也应明确自身的责任，首先应确保资金、人员、设备及材料的及时到位，确保工期顺利完成，在项目竣工之后，还应保证项目的建筑质量，以后后期的项目运营水平，确保ppp项目顺利进行。

3ppp项目合同管理的技术性问题

国内近些年来ppp项目进行的如火如荼，各地大批的ppp项目的上马也引发了大量的问题，首先是专业的合同管理机构和人员的缺失，很多合同管理人员缺乏对ppp项目基础知识的了解，用处理普通合同的方式处理ppp项目合同，势必会造成很多相关问题的发生，其次是许多项目的合同管理人员对法律常识知之甚少，因此建议项目聘用专职的法律顾问或对ppp项目合同管理人员进行专业的法律知识培训，建立起一支专业的ppp项目合同管理人员团队。在合同文本的管理上，ppp项目合同的示范文本缺失，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出台关于的ppp项目的合同示范模板，又如许多的项目相关合同管理方式落后，如信息化程度过低，流程化程度低等等问题，这还需要政府部门建立完善的ppp项目信息化、流程化管理平台的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

4结论

在大量ppp项目进行的同时，势必会暴露出关于ppp项目合同管理的方面的重难点及难题，从一开始的合同形成阶段到合同履约阶段都必须重视这些重难点问题，最后通过解决一些ppp项目合同管理的技术性问题，从而保证ppp项目顺利的进行。

参考文献:

［1］马海峰．ppp模式下的施工合同管理研究［d］．吉林建筑大学，2017．

［2］温来成，孟巍．ppp项目合同管理及其财政风险监管政策研究［j］．财政监督，2016(15):5-8．

ppp模式论文篇8

关键词：ppp项目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研究分析

中图分类号：f28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3-0-01

ppp（public-private partneiships，公私合作）项目，本身作为一种经由政府公共职能部门与社会私人经济部门共同开发运作项目，以及对外生产提供公共性产品要素和公共要素的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开展模式，正在我国经济发展体制改革事业不断深入推进的历史背景之下，切实逐步获取到广泛、稳定且深入的实践应用空间，在现有的历史发展背景之下，尽管世界各国学者在认识和论述ppp项目的定义界定、基本内涵和基本基本外延过程中依然存在表现程度较为显著争议性格局，但是世界各国学者大多倾向于将bot模式（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经营-转交业务模式）视作ppp项目，在具体运作发展过程中的典型实践形式。而bot模式的实质，是在以投资者企业法人作为基础支持条件而组建形成具体化的ppp项目公司，并且在切实获取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基础性经营资质授权条件下，具体承担和完成针对特定化ppp项目的融资业务环节，建设业务环节，以及经营实践业务环节，且在基础性项目运作业务周期期满之后，将其具体移交给对应性的接管主体。在现有的业务实践活动综合性组织发展演进背景之下，ppp项目运作公司的基础性融资业务结构，通常会同时遭遇到多元化主客观因素的共同影响和干扰，在这实践性历史发展背景之下，本文将会围绕ppp项目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展开简要阐释。

一、ppp项目公司资本结构理论概述

所谓ppp项目公司的资本结构问题，指的是ppp项目公司在特定化的经营发展时间节点所具备的负债因素与权益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格局，以及在ppp项目公司现有的经营发展业务实践过程中，各项基础性资金要素来源渠道、组成结构，以及相互关系格局。

在现有的业务发展背景之下，ppp项目在具体经营发展实践过程中，所面对的资金资源要素，主要可以被划分为权益资金形态和债务资金形态两种具体表现类型。而从具体的来源渠道角度分析，权益资金形态通常经由发起人共同筹集获取，而债务资金形态则通常借由广泛存在的政策性银行金融机构、商业银行金融机构、投资银行金融机构，保险公司金融机构，以及基金公司金融机构等多种具体表现类型的现代金融机构共同提供。

学者yescombe曾经明确论述，在具体组织开展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运作实践活动过程中，可以借由引入运用高杠杆债务融资的经营业务运作实践模式，保障和支持ppp项目公司投资者的综合性经济收益获取水平显著提升。在上述研究实践背景之下，我国学者肇河在针对bot业务运作模式展开理论分析背景之下，明确阐释，在bot项目的具体化经营运作业务实践过程中，股权投资的数值规模在项目总体投资数额中所占据的数量比例，通常应当被严格限制在30.00%比例以下，但是在传统的常规公司中，这一数量比例规模数值通常应当被设置在30.00%以上。从具体化的经济收益获取状态角度展开分析，高杠杆债务融资业务活动，通常能够为实际组织运作的ppp项目提供贷款利息免税、表外融资、分散风险以及长期性融资的便利性政策支持条件。

从上述研究背景展开具体分析，资本结构对ppp项目在具体经营运作实践过程中成本要素、收益要素，以及风险要素均具备表现程度显著的影响和干预作用，因此切实针对我国现有ppp项目公司在具体化经营实践过程中，所具备的资本结构问题，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梳理，本身能够较为充分地解决和填补，我国在具体组织开展ppp项目工作资本结构研究工作过程中的基本理论空白。

二、ppp项目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思路

在现有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的具体化组织实践过程中，国内外学者在关于ppp项目公司内部组成资本要素组成结构选择，以及公司资本结构要素-公司债务规模密切相关性的研究工作的经典理论，主要可以被具体划分为六个基本类别：对税收因素影响效应充分加以考虑的mm理论。权衡理论、信号传递理论、成本理论、治理理论，以及产品市场理论等。在针对上述6种经典性研究理论展开全面且系统化的梳理分析背景之下，通常认为可以发现如下所述的7种能够对ppp项目公司实际资本结构形态造成影响的代表性因素：负债要素规模、负载要素实践具备的税盾价值、负债要素实践具备的破产价值、公司内部现有资本结构对外传递的信息要素、委托业务实践过程的经济成本发生规模、项目公司内部现有的控制犷分配结构，因特定行业的具体化生产经营业务活动组织开展特点而具体诱导决定的最优化资本要素配置结构。

在具体针对ppp项目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展开全面系统分析过程中，应当在严格遵从基础性分析理论和分析模型的实践背景之下，借由全面充分认识和分析现阶段我国ppp项目公司的经营运作活动的具体化组织开展路径，完成相关的学术理论分析工作。

三、结语

针对ppp项目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问题，本文具体择取ppp项目公司资本结构理论概述，以及ppp项目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思路，两个具体方面展开了简要的分析论述，旨意为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金花妍.保险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经验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2017（3）：89-91.

[2]张萌.新型城镇化ppp项目最优资本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合作共赢的一般均衡视角[j].工业技术经济，2017（3）：89-97.

[3]李超，张水波.基于模糊dematel的轨道交通ppp项目资本结构关键影响因素[j].都市快轨交通，2014（1）：72-75.

ppp模式论文篇9

关键词：合作,模式,结构,分析,民间,政府,

城市轨道是一种依托轨道运行、借助电力驱动，以列车编组方式在城市区域快速行驶的交通工具，是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包括地下铁道（地铁）、城市铁路（含市郊铁路）、轻轨、独轨及新交通系统等多种模式。

     城市轨道交通（以下简称“地铁”）在城市住宅区、交通运输中心和工作地点之间提供了一个快捷便利的连接。从学角度看，地铁项目兼具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特性，即地铁运输服务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有一定排他性的基本特征，属于准公共产品。上纯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纯私人产品应由民间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准公共产品既可以由政府直接提供，也可以在政府给予补助的条件下，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即政府和民间合伙的方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简称ppp）。由于地铁项目具有投资额大、专业技术复杂以及关乎民众日常生活等特点，所以该领域的ppp实践非常具有挑战性。本文拟从操作层面上对地铁ppp实践中各种可供选择的结构进行，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讨论了ppp的定义和基本结构，阐明风险在政府和民间部门之间分担的本质；第二部分讨论了地铁项目中实行ppp的意义；第三部分讨论了地铁ppp实践中应重要考虑的因素；第四部分重点分析地铁领域可供选择的ppp结构的种类及各自优缺点；第五部分为结论。

一、ppp的定义和基本结构

1、定义

     ppp模式是90年代在西方开始流行起来的，以欧洲居多。ppp最核心的是为了完成某些有关公共设施、公共交通工具及相关服务的项目而在政府机构与民间机构之间达成伙伴关系，签署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确保这些项目的顺利完成。

     采用ppp模式建设项目，其中一个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参与项目建设的政府部门与民间部门的不同利益及要求，因为这两个部门分别具有不同的偏好和效用函数。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政府部门一般会要求由民间部门实施的地铁工程及服务项目要达到相应的质量要求，且公众的利益要得到相应的保障；从贷款人的角度来看，贷款人希望能够有适当的保障收回其向地铁项目提供的贷款；而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社会投资者则希望能通过取得政府对项目的适当支持和协助，确保从其所投资的地铁项目中取得稳定和适当的投资回报，运用ppp模式进行建设的项目中，如何平衡上述不同利益方的利益及要求，不同项目会有不同的答案。

      ppp的关键因素是，在不损害项目经济平衡的前提下，必须分别根据政府和民间各自不同的风险管理能力来分配项目风险。另外，不能简单地将ppp视为公用事业的私有化，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民间和政府投资在项目中的参与度和主导地位的差异[2]（见图1）。私有化的项目运作完全通过市场由民间资本主导，政府在其中起的作用非常有限，政府投资是消极的，而民间投资则是积极的；而在ppp过程中，政府始终在项目运作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往往不仅是项目的投资者，而且还是项目建成后运作中的监督者，政府投资是积极的，而民间投资则是消极的。

2、2、基本结构

     ppp本身其实是一个内在结构相对灵活的模式。它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结构安排来加以实施。我国现有一些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已经通过特许权以及共担风险的安排引入了ppp模式。ppp的基本组织结构如图2，当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项目的差异性，还要视具体情况而定。通常情况下，虽然采用的均为ppp模式，但具体到不同项目时，其结构或多或少存在差异，我们将在本文第四部分详细分析地铁ppp实践中那些常见的结构。

二、ppp模式的优势

ppp模式论文篇10

关键词：绿色；城镇化；水环境；ppp模式

doi：10.16640/ki.37-1222/t.2017.13.214

1 引言

“水十条”充分明确了水环境治理2017年至2020年的发展目标，激发了以黑臭水体治理为核心的污水处理市场。《关于推进水污染防治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的实施意见》，倡导在水污染防治领域大力推广运用ppp模式，对提高环境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质量、提升水污染防治能力与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2 绿色城镇化发展中水环境治理的ppp模式应用

财政部ppp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入库ppp项目共计11260个，投资额13.5万亿元。其中环保类项目2334个，占全部入库项目总数的20.7%。在环保类ppp项目中，涉水项目包括污水处理、水利、供排水、水环境综合治理、海绵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等占比高，超过80%。

（1）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投资。ppp模式建立的污水处理基础设施，主要是在现有的水环境治理基础上，实现新建、改造等工作。在 2014年，我国的财务部门实现了第一批ppp模式示范项目，成立了11个水环境治理项目以及9个污水处理厂，实现了2个水环境综合项目的构建。这些项目在实际构建与发展下，为主要的执行环节，根据相关经验，促进了ppp制度体系在其中发挥的服务作用。在2015年，实现了第二批ppp模式示范项目，在形式上，增加了水环境项目的投资，甚至该项目开始扩展到市级、县级，使各个地区的水环境保护治理投资工作都得以普及。目前，水污染治理ppp模式是以污水治理、排水管网建设为主，比较复杂、综合性的水环境整治项目还比较少，所以说，该领域还存在较大空间[1]。

（2）城市水生态修复与流域水环境保护投资。城市水生态修复投资是政府、水务企业结合投资的，在政府投资下，为城市河道、湖泊等实现了生态清淤、绿道生态建设，也能对城市水体、周边土地进行开发，不仅促进了城市水体污染治理工作，还促进了城市水生态景观的良好形成。对于流域性区域比较大、水环境治理工作外部加强的区域，其面对较大难度 [2]。

3 绿色城镇化发展中水环境治理的ppp模式发展

ppp模式将从两个方面改变环保产业。首先是项目的体量。在传统市政单体项目时代，项目体量达到10亿元算是很大的项目。在ppp时代，单体项目超过10亿元很常见，百亿元级的项目也开始落地。其次是改变环保产业格局，产业集中度将明显提升。由于ppp模式整体规模较大，且需要环保投融资的介入，传统环保公司业务很难全面覆盖。在此背景下，上市公司加快整合兼并资源成为环保市场的趋势。上市公司通过延伸业务链条，拓展九游会国际的业务范围，构建环保大平台，以承接更为复杂的ppp项目。

（1）设置ppp管理中心。施工企业对水环境治理ppp项目的管理，需要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为其设置ppp项目管理公司，保证管理积极性的稳定提升。例如：英国、巴西、澳大利亚等国，不仅设立了国家ppp中心，还形成了地方ppp中心。针对已经建立的中心结构，相关的专业人员和社会机构要为其提供技术，促进了ppp项目管理工作的专业性实施，也能及时更新各个施工企业掌握的相关知识[3]。

（2）社会资本参与模式。施工企业在对社会资本进行选择期间，结合对项目的长期发展与运营，择优选择运营管理能力较强、技术水平较先进的资本商，且资本商的规模与实力都需要与水污染治理ppp项目规模一致。此外，还需要促进动态性调整收费定价机制的形成。在ppp项目中，施工企业需要对社会资金利润进行控制，促进收费定价机制的合理调整，保证为社会资本获得稳定效益。

（3）建立投资回报机制。加强水环境治理ppp模式投资回报机制的建立，不仅能够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有效执行，为一些企业创建稳定的政策环境，还能降低ppp项目中的不确定因素。在ppp项目中，施工企业需要根据项目的盈利情况，确定出相关的补贴额度，同时国家需要针对一些河湖、水污染治理项目给予适当的资金补贴这样才能保证社会资本投资获得更稳定的回报。

（4）ppp资产证券化。有关部门将从多个方面规范引导ppp发展，包括推动中小城市ppp创新试点、推动ppp资产证券化、鼓励民营企业参与ppp项目投资等。ppp资产证券化热度较高，市政项目尤其是水务方面的项目，无论是投资规模还是运作经验都适合资产证券化。同时，推动建立环保ppp项目产业基金。鼓励利用社保、险资、国有大型银行等低成本的政策性资金组建专项产业基金，通过银行贷款、企业债、项目收益债券、资产证券化等多种金融渠道保障融资需求。

4 绿色城镇化发展中水环境治理的ppp模式存在的题

（1）ppp模式仍需完善，从目前情况看，ppp制度还需完善，投融资体制改革仍不到位，项目参与方信用履约机制有待健全，专业咨询服务能力还需加强。（2）规范化操作水平有待提升，应该加强顶层制度设计，在国家层面直接操作一些大型ppp项目。

5 结语

党的十八以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已经将传统的发展思路转变为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服务方式下，都促进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近年来国内许多城市投入了诸多资金治理水环境，但成效并不显著。作为水污染防治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因其开放性、综合性、系统性等特点，在ppp运作方式上也较其他类别项目更为复杂，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改进、提升，以实现绿色城镇化建设。

参考文献：

[1]蓝虹，刘朝晖.ppp创新模式：ppp环保产业基金[j].环境保护，2015，43（02）：3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