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创新论文范文10篇-9游会真人第一品牌

哲学创新论文范文篇1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是同总体、全体、整体、系统等范畴的改造发展密不可分的。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p492)从客观内容看，总体包括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作为客体，社会和思维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无限的发展。马克思把总体、系统范畴运用于分析和解剖人类社会，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就是一个“有机系统”，“系统在其发展进程中向总体的转化”。他对最复杂的资本主义商品社会进行经济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规律，并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普遍原理出发，发现了古往今来贯穿人类整个社会的发展总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

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与自然观的创新同样与总体、整体、系统范畴的应用和深化发展分不开。他以康德的宇宙总体自组织双向演化学说为依据，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总体的物质自组织原理。尽管当时对宇宙核能源的生成问题还完全不清楚，但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能动的物质观，站在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基点上，从哲学上超前预测到物质总体的双向演化的功能，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自组织原理，使发展原理和物质原理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范畴中达到真正的统一。他接着从总体方法论的新视角研究唯物辩证法对当代自然科学的整体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并运用总体(整体)范畴科学地剖析自然界演化的总体系统结构，全面概括19世纪下半叶整个自然科学最新发现，构建了自然辩证法这门关于自然科学的总体辩证发展的哲学新学科。他指出：“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宇宙是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p409)

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论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运动的总规律，使总体范畴上升为统摄唯物论与辩证思维运动的总的方法论。马克思在1845年春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运用总体方法，在人的思维与客观真理、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当中把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纳入新世界观；在人的本质与社会形式上引入“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科学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认识和变革世界的新世界观，使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观升华为以变革世界的实践为特点的总体观。

列宁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捍卫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总体观的同时，还从两个方面深化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性原理。其一，把现代唯物主义看成是在时代科学中从系统到总体的不断发展的前进运动，提出了唯物主义在核时代总体发展的新原理；其二，从这一新原理出发，吸取黑格尔的总体方法论有价值的东西，深化了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范畴的方法论功能和辩证法的总体结构的功能研究。

列宁重点论述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完整的统一性，使唯物主义世界观推进到核时代的历史新水平。他继续和发展恩格斯的彻底唯物主义路线，不但把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提高到核时代的“客观实在性”，而且从核时代原子核微观粒子的新发现出发，继续深化辩证物质观，提出“发展原则”、“统一原则”，“此外还必须把发展的普遍原则和世界、自然界、运动、物质等等的统一的普遍原则联结、联系、结合起来”。[4](p282)他并以这一发展唯物论的总体指导思想为依托，从“原子、电子”等微观粒子层次上提出“物质深邃无限性”的新原理，这一新原理和列宁对物质“客观实在性”的核时代物质观相结合构成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从系统到总体的时代深化的重大发展。他提出的“发展原则”必须同“统一原则”相“联结”、相“联系”、相“结合”的指导性原理，为历史新时期深化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科学提供了完整的现代唯物主义基础和方法论指南。二、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观和方法论的深化

其一，列宁从哲学是“大圆圈”的新视角展开对唯物主义总体观方法论探索。黑格尔提出思辩的总体方法是“真理不外是通过直接性的否定性而回到自身”，“由于上述方法的性质，科学表现为一个自身环绕的圆圈，这个圆圈的末端通过中介同这个圆圈的开端，即简单的根据连接着；同时这个圆圈是许多圆圈的一个圆圈……这一链条的各个环节便是各门科学”，“方法是仅仅和自身相关的纯概念，因此，它是对自身的简单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存在。但是现在这也是充实的存在，是把握自身的概念，是作为具体的并且全然集约的总体的存在”。(p263)这是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重要的规定之一，他以观念的“全然集约的总体”系统性地表述了自然界的“全然集约的总体”，只要打破黑格尔封闭的思辩系统，仍会显露这一方法的总体整合的辩证方法论的现代功能。

马克思主义现代科学哲学就是这一科学技术系统在经过“圆圈的圆圈”的科学技术总体进行“全然集约的”整合产生了“大圆圈”——即各门科学的新的哲学“总体”整合的结果。列宁把哲学的辩证思维的总体“大圆圈”看成是在实践中沿螺旋线上升的一次比一次更深刻的辩证的思维圆运动，由感性具体的简单的(抽象的)规定性经过实践的检验上升到新一轮实践的更高的辩证思维中的“理性具体”，进而在更高的实践过程中经过检验达到辩证理性的整体的高度的综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唯物主义整体综合方法论意义上，列宁对黑格尔关于辩证思维通过整体双重化运动、达到更高的辩证法综合有序化的发展目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黑格尔给当代辩证法设定的目标就是通过否定性(矛盾性)的双重化的整体的思维运动，“更大的扩展同时是更高度的集约”，“最丰富的是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从简单的规定性开始，继之而来的规定性就愈加丰富，就愈加具体……在继续规定的每一个阶段上，普遍的东西都在提高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其辩证的前进运动而丧失什么，丢下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使自己内部不断丰富和充实起来”，列宁称这是“对辩证法这个问题，非常不坏地做了某种总结”。(p261)列宁吸纳了黑格尔从总体功能上对辩证法这一最重要的科学界定，在今天信息高科技时代对于发展唯物辩证法的总体功能仍有现实的价值。

哲学创新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实现；原则

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汲取实践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周而复始，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唯物辩证法作为现实的哲学，要求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从纯粹概念出发去构建林林总总的哲学体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苏东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九游会国际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本真关系。哲学研究不能脱离现实，不应逃避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要成为那种徘徊于概念和范畴问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也不能沦为那种对现实生活世界漠不关心的、踏上纯粹思想自我构造道路的文字游戏。必须突破那种对学术的纯形式主义理解，特别是要扫除将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对立的陋识，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取真正的资源，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脱离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思想的闪电”偏离“人民园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学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哲学研究则是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学对于现实是一种要投入更要超越的关系，假如我们能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对实践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的哲学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哲学创新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与时俱进/马克思哲学/时代性/创新

【正文】

从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任何一种思想和学说体系都应与时俱进，与时俱进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专利。然而，当一种思想体系被确立为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且容易演变为教条主义时，当一个社会的创新精神被抑制时，强调与时俱进就是十分必要的了。马克思的哲学本来就是与时俱进的，这是常识。但值得一提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曾被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教条化，从而使社会主义建设付出一定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站在时代的前列，体现时代的先进性，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就必须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由此，对马克思哲学的与时俱进品质进行研究，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与时俱进的内涵与形式

不应把与时俱进当作一种套语和口号，说得多做得少，而应深入研究与时俱进的内涵、形式及其精神实质。

(一)与时俱进的内涵

党的十六大报告对与时俱进的内涵作出了明确规定：“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p12)这里强调了时代性、规律性和创造性。如果把这一规定转化为学术问题，从学术上加以研究，既需要解释和说明，又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发挥。由此我们认为：所谓与时俱进，就是我们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符合人性发展要求，富于创造性。

体现时代性，也就是反映时代精神。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所谓体现时代精神，就是要抓住具有普遍性和长期性且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普遍性的问题从空间上体现时代精神，长期性的问题从时间上体现时代精神，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从认识主体方面体现时代精神。一般来讲，凡是具有普遍性和长期性且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大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当今，我国各地都普遍意识到提高国民素质、开发人力资源、培育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的重要性。这实际上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的精神。

把握规律性。规律性都是以常规性、重复性、全局性的问题和现象表现出来的。凡是经常、重复、全局出现的问题和现象，大都反映着其深层背后的规律。经常、重复和全局出现的腐败现象，表明产生腐败现象的一个规律：没有制约的权力容易产生腐败。

符合人性发展要求。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反对讲人性论，认为人性论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近代资产阶级人性论确实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它用一般的人性维护资产阶级的“人性”和掩盖个人的个性，用资产阶级的“人性”压制了无产阶级的“人性”；它设计出了一套使个人服从工作规则的标准体系，但忽视了人本身的内在精神世界。然而，资本主义社会也具有进步的一面，那就是它不断根据和反映人性发展的要求进行社会体系创新，由此取得了很大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认识到了人性问题的重要性，提出要分析和研究现实的人性，并在某些方面强调要符合人性发展和人性化的要求。然而，把符合人性发展要求作为一种理论和工作的原则、思路，还没有明确确立起来。其实，符合人性发展要求，也就是不断根据人对自身利益、生存、发展的需求进行实践。这是人在选择过程中必须坚持、遵循的一种价值取向和价值维度。因而，我们既强调理论和工作要把握规律性，又强调理论和工作要符合人性发展的要求。这是对十六大报告所规定的与时俱进的内涵的一种补充。

富于创造性。我们理解的创造性主要有四层含义：一是填补空白的原创或首创，提出了新思想、新学说和新理论，开创了新实践、新事业和新局面；二是修正前人错误观点，纠正了前人错误的实践；三是对前人提出的命题、观点加以补充、充分说明、论证和发挥，补充、丰富和发展前人的观点，把前人的实践推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和水平；四是把前人提出的观点和思想放在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内重新加以系统的组合和定位，进而分析和解决新问题，发挥新的功能，或是由片面的实践走向全面的实践。

这里，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和符合人性发展要求，是与时俱进的“时”，富于创造性，是与时俱进的“进”。

(二)与时俱进的形式

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理解与时俱进的形式。

理论上的与时俱进具有四种基本形式。

一是自我清算、自我批判、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也就是自己清算、批判、超越自己以前片面、错误和不合时宜的想法、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以达到自我完善。这种与时俱进具有自觉主动和被动两种情境。

二是研究主题、研究重点与研究方法的转移。也就是随着时代、历史、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和改变研究的主题、重点和方法。

三是通过理论创新形成新的理论形态。也就是一种新的理论对另一种理论的扬弃与飞跃，进而由一种理论形态发展成为另一种理论形态。譬如由朴素唯物主义到机械唯物主义再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演进与更替，就是唯物主义在历史形态上的与时俱进。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唯物主义会不断改变自己的形式。

四是继承与发展，即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讲新话。老祖宗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继承，但要随着时代、历史、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不断增添新观点、新思想、新学说、新理论和新思维，发展老祖宗，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如列宁提出的“一国胜利论”，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等。再譬如，与计划经济时代强调“听话、服从、身份、名分、等级，以及义、权、情、靠”等价值体系不同，在市场经济时代，要与时俱进地强调“民主、诚信、个性、多样、独立、自主、平等、创新、业绩，以及利、力、理、立”等新的价值体系。

实践上的与时俱进也具有四种形式。

一是使实践反映时代精神，达到时代所要求的水平，形成新的实践形态。我国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矛盾，因而在实践上的首要任务是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使人民翻身解放，夺取政权。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其主要矛盾则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决定了当前我党执政实践的首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就是追求发展。我国首先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夺取政权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当时并不具备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国力基础和人的基础。然而，当时我们误以为只要具备了制度的完备形式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所以比较注重根据“生产关系标准”来选择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模式。结果没有把重心放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上，而一味在社会主义的制度(生产关系)形式上做文章，从而使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付出了沉重代价。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历史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建设合格的社会主义，关键在于要通过发展从而为其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国力基础和人的基础，这就是在实践上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实际上是从“发展实践”的角度谈论社会主义存在的合法性的。不仅如此，在革命时期，革命的实践方式主要是开展急风骤雨式、歼灭战式的群众运动，而在建设时期，主要是通过循序渐进且深入细致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实践方式推进发展。

二是使实践符合发展规律的要求。如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时期，主要是权力配置资源，所以在实践上人们愿意做官，在对社会的控制方式上主要实行权威控制、人治管理，在人的价值实现方式上，一定程度上注重有“关系”就有位和先天给定论；随着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便主要由市场来配置，所以在实践上便必然强调人们必须凭自己的能力参与市场竞争，在对社会的控制方式上实行法制控制、民主管理，在人的价值实现方式上注重有为才有位(竞争)和后天生成论。

三是使实践符合人性发展的要求。如在管理实践方面，根据“经济人”的要求，实行物本管理，确立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反映“社会人”的要求，实行行为科学，实施社会结构变迁的发展战略；适应“文化人”或“主体人”的需求，实行人本管理，实施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战略或可持续发展战略。

四是使实践不断地创新。譬如：我国经济体制上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政治体制上由过去过于集中的家长制走向民主法制，实行竞争上岗、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文化方面由应试教育走向素质教育等。

二、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的动因与内容

在从一般意义上对与时俱进的内涵与形式加以分析之后，我们再来着重分析与揭示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的动因和内容。

(一)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的动因

马克思的哲学是与时俱进的。那么，马克思哲学为什么注重与时俱进呢?

一是现实人的发展呼唤马克思哲学必须反映人性发展的要求，具有新的前提。时代观决定人性观，人性观影响哲学的发展。古希腊时期，人更多地受自然界的支配，人主要被看作是自然界的“流出物”，所以那时的哲学形态主要就是自然本体论或宇宙本体论；文艺复兴时期至18世纪启蒙时期，时代的主要任务是人改造自然、创造社会物质财富，为此必须首先认识自然，于是，人认识自然、世界的理性能力和作用问题被突出出来了，哲学由此采取了认识论形态；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由此必须研究人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于是，以现实的人或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为前提，马克思将其哲学确定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并用实践的唯物主义取代直观唯物主义。不仅如此，当马克思在早期把人理解为“类”意义上的人时，他将其哲学看作是人道主义，而当马克思在后期把人理解为现实的人和社会的人时，他将其哲学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

二是超越旧理论进而要求马克思哲学必须建立新的理论，具有新的内容。马克思以前的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大多力求建立一个标榜为绝对真理的一劳永逸的哲学体系，体系的保守性和封闭性特征比较明显。马克思认识到这种哲学的历史局限，努力批判、超越旧理论的保守性和封闭性。积极吸收具有时代先进性的一切理论成果，将其建成一个具有开放性的发展着的哲学。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性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就表明马克思哲学具有开放性、历史性的特征。这种开放性和历史性，就要求马克思哲学必须与时俱进。

三是科学的发展要求马克思哲学必须吸收科学发展的成果，具有新的形式。近代科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它处在搜集材料阶段，这就是对事物的各个侧面和细节进行分门别类的分析，由此产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机械唯物主义；现代科学发展到整理材料的阶段，这就要求在整合各种实证知识的基础上对事物的整体及其内在联系进行综合研究，由此必然产生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和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的诞生并具有辩证的性质，就是反映科学发展的趋势且能与时俱进的结果。

四是现实实践的发展要求马克思哲学必须反映实践呼声，具有新的发展。近代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随着科学实践的发展，要求使唯物主义成为辩证唯物主义；以往的哲学之所以在社会历史领域提不出科学的理论，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在社会历史领域是受历史唯心主义支配。时代和社会实践的发展要求必须在社会历史领域确立历史唯物主义，进而使社会科学理论成为科学；近代的唯物主义还是直观唯物主义，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要求把唯物主义发展成为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反映时展要求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创造性地修正、补充、完善和发展旧的哲学理论，与时俱进地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的新理论。这叫做新的实践提出新的问题，要求新的哲学理论作出回答，从而与时俱进地推动哲学理论的发展．

五是时代精神要求马克思哲学必须时代化，具有新的形态。近代哲学在总体上属于解释世界的哲学，而不是改变世界的哲学，因而其哲学形态主要是认识论。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阶级矛盾比较尖锐，改变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以及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历史任务被突出出来。马克思站在时代前列，从而与时俱进地把直观唯物主义提升到实践唯物主义的水平，把解释世界的哲学转换为改变世界的哲学，使哲学具备了新的历史形态。

(二)内容

马克思的哲学是与时俱进的哲学。这种与时俱进体现在各个方面。

1.研究主题与理论前提：由理想的人到现实的人和历史的人

1845年以前，马克思研究的主题主要是作为“类”的人的解放和自由问题，也就是理想人性的实现问题。马克思在上大学以前确立的最高理想，就是从事一种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工作；在大学期间，追求的理想是人的自由；在《莱茵报》当主编的工作期间，较为关注的是劳动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命运，认为劳动阶级的生存没有体现出人的本质；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着重探讨的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德国人的解放，而且认为无产阶级解放和德国人的解放的头脑是人本主义哲学，即使德国人成为人的哲学，是认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哲学。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因此，马克思强烈要求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使无产阶级和德国人成为人。概言之，1845年以前，马克思分析、思考、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理论框架和理论基础，主要是以理想人性为出发点和立足点的人本主义哲学，其理论前提主要是理想的人。

1845年以后，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标志，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主题和理论前提发生了转换，那就是着重研究现实的人与人的现实，也就是研究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及其生活世界，研究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其理论前提主要是现实的人和历史的人。马克思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一句话表明其研究主题和理论前提的转换：“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p56)这实质上意味着马克思哲学在研究主题和理论前提上发生转变：要从社会关系出发去研究现实的人，即研究现实的人所处的生活世界，尤其是社会关系。1846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开始集中研究现实的人的社会交往形式、物质生产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认为新哲学的前提就是从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即现实的人出发，而现实的人是受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形式制约的人，人是什么样的，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在1846年《马克思致安年科夫的信》中，马克思着重论述了生产力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以及人类的历史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的历史的基本思想；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集中论述了生产力决定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观念的核心思想；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集中阐述的核心思想就是：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就必须消灭私有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质言之，1845年以后，马克思分析、思考、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理论框架和理论基础，主要就是以现实的人、历史的人为出发点和立足点的历史唯物主义，其理论前提主要是现实的人、处在现实生活过程和实际发展过程中的人，其关注的主要是现实的人性和历史变化了的人性。

这种研究主题和重点的转移，是与时俱进的一种形式。

2.哲学方法：由抽象人道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

综观和通观马克思前后的哲学著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方法也是与时俱进的。

在1845年以前，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抽象人道主义。抽象的人道主义在思维方式上是“三段论”：从理想的人性出发(肯定)，看待现实，发现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的不足(否定)，然后批判、超越现实，向理想人性复归(否定之否定)。这种抽象的人道主义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是从理想的人性出发，把人主要看作是“类”意义上的人。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评价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和农民的生存处境的尺度，就是人作为“人”所应具有的自由本性；在《德法年鉴》发表的文章中，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和对尘世的批判的主要理论武器，是把人看作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人本主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哲学研究方法基本上仍然是从人的类特性——自由自觉的活动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

然而，在1845年之后，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思维方式上，是从现实的人、尤其是现实的个人的生活世界出发，从社会历史内部寻求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决定力量；因而其基本特征就是，要求人的活动既要合乎人性发展的要求或人的目的，又要合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并且要反映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对活动主体的要求且积极实现这种要求。从1845年之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都立足于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和发展过程，来揭示人的思想观念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来分析人们的社会物质生活过程决定人们的精神生活过程的内在机理。

这里的与时俱进，主要体现为一种自我清算、自我批判、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也就是自己清算、批判、超越自己以前片面、错误、不合时宜的想法、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以达到自我完善。3.根本原理：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论到“反作用论”、“合力论”和“相对独立性论”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一个最大贡献，就是创立了唯物史观。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时代特点不同和革命任务不同，马克思阐述唯物史观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这也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与时俱进的品质。

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马克思着重强调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方式、社会物质生活以及经济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相对比较“唯物”。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在社会历史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唯心史观，创立唯物史观的任务就落到了马克思的肩上。要创立唯物史观，首先必须揭露唯心史观的实质要害及其理论局限，清除唯心史观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消极影响。在马克思看来，唯心史观的最大缺陷就是没有揭示和发现社会历史发展“动因背后的更深层的物质动因”，没有揭示和发展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的、根本的决定因素和力量。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力图深入到社会历史内部，寻求和揭示“动因背后的动因”，揭示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的和根本的力量，最终马克思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最终的决定力量。由于这一发现，马克思更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法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取得的初步理论成果是认识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市民社会就是物质的生活关系；在批判鲍威尔唯心史观的过程中，马克思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在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历史唯心主义过程中，马克思强调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经济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在批判施蒂纳唯心史观的过程中，马克思强调要注重人所处的物质生活世界对现实的个人的影响。

但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马克思则坚持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的同时，着重强调“反作用论”、“合力论”和“相对独立性论”，相对比较“辩证”。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特别注重运用国家机器的手段对无产阶级革命进行镇压，对此，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斗争的焦点，就是如何看待上层建筑、尤其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国家机器的作用；与之相应，资产阶级思想家也从理论上攻击唯物史观，其手段首先是把唯物史观庸俗化，将其歪曲成机械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认为唯物史观只承认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否认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然后再指责其片面性。这在社会上以及德国党内造成了恶劣影响。为澄清事实的本来面目，反驳一些人对唯物史观的误解和歪曲，消除资产阶级思想家在理论上造成的混乱和不良影响，指引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马克思根据时代的变化和现实理论斗争的需要，与恩格斯一起，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和历史发展的合力推动等历史辩证法的思想。马克思《资本论》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篇，明确强调立法所具有的重大作用，而立法就是一种政治行动。《资本论》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的那一篇，马克思鲜明地强调政治权力的作用。马克思之所以强调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就是因为看到了政治权力对经济的重要作用。马克思甚至认为，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

4.思维方式：由单线论到多线论

1846年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基本上坚持的是社会形态发展和历史道路的单线论。他认为，包括俄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已经被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它们只能走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并且只有在发达文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解放。按照五大社会形态依次演变的单线社会形态发展理论，落后国家和民族只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人类解放所需要的物质财富条件。也就是说，欧洲资本主义形成、发展和灭亡的道路是惟一的历史发展的普遍道路。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是认为生产力是衡量社会历史发展的惟一尺度，生产力的发展是连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结合方式是直接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顺序是必然的，而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整个世界已纳入了资本主义体系，资本主义对世界的影响是普遍的。

这种观点的积极意义在于强调了物质生产是人的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进而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然而，这种观点在新的现实面前逐渐显示其历史局限性：它只看到了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结合方式的直接性以及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必然性，没有认识到生产力发展具有多种可能的形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结合方式的多样性以及人的能动的历史选择性；它主要用生产力标准来衡量社会历史发展，忽视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人的尺度。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通过对原始社会、俄国农村公社、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代日耳曼社会以及人类学笔记的研究，逐渐认识到，应从生产力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统一来看待社会历史的发展，生产力的历史发展具有多种形式，它还可以通过交往和借鉴的方式得到突破式的积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不总是一种直接决定的关系，它们既可以直接结合，也可以间接结合，还可以实行跨越式结合，后者可以推动社会形态跳跃式地发展。因此，社会形态发展存在着多线道路，不能把对西欧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概述当作一般的发展道路，让一切民族都必须遵循这种一般发展模式；俄国革命可以跳跃卡夫丁峡谷，走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物质生产的方式不一定采用资本主义形式，也不能完全卷入资本主义，非资本主义世界具有特殊的内在条件和外部环境。这种多线论的思想实质，既是坚决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统治，倡导人的能动精神，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又是寻求东方社会特殊的发展道路。

由单线论到多线论，体现了马克思哲学在社会形态和社会历史发展道路问题上的与时俱进。

5.历史视野：由西欧社会到东方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阶段，其研究和理论的视野主要是西欧社会，或者说主要是以西欧社会为背景而建立唯物史观的。之后，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发展的规律，最后预言：“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然而，19世纪70年代以后，欧洲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敲响丧钟，反而经受住了经济危机的考验，呈现出增长的势头，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危机被新的发展代替了；与此同时，欧洲无产阶级运动内部出现了分化，革命运动走入低潮；而当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处于低潮之时，东方俄国却正在酝酿新的革命形势。

这种巨大的历史反差，迫使马克思去反思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为此，马克思力图研究的视野，着手从历史的时间的角度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原始社会，从空间上去研究东方社会的历史，以此来检验、修正、补充、丰富和完善唯物史观。首先是受人类学研究和摩尔根对古代社会研究的成果的影响，对原始社会进行研究。19世纪后期，人类学取得了重要进展，人们对原始社会的组织结构及其历史发展的特点有了科学的认识，也对社会历史的基础、发展途径和社会生产的特点有了全新的说明。马克思吸取了人类学研究的科学成果，并通过对原始社会的进一步研究，明确提出以下四种观点：(1)支配社会历史发展的双重法则。生产社会受生产劳动法则支配，而原始社会演变的支配法则不是建立在人的劳动之上的，它具有独立的演变基础，即是以自然选择和以人为目的的劳动为基础，社会历史发展受血缘关系支配，因而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只适用于生产社会，并不完全适用于原始社会；(2)劳动的双重性质。在生产社会，人的劳动受交换支配，以生产交换价值为目的，而在原始社会，人的劳动是受血缘共同体和血缘关系支配、以共同体和人自身的发展为目的的；(3)交往发展的辩证性。交往具有历史的独立性和非独立性，在原始社会，交往决定着劳动，劳动的性质是受交往关系决定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交往又受劳动决定；只有在自由人联合的基础上才能占有和支配社会生产力的成果，这时，交往才能成为个人全面发展的财富和根本力量。因而，交往经历了以血缘共同体关系为主导的原始阶段、以劳动交换为主导的非原始阶段和以自由人联合体为基础的阶段；(4)农村公社的历史优越性。作为古代制度的农村公社是最早的自由人联合体，它既承认公有制与共同体的发展，也承认个人所有与个人的发展，因而它并不必然走向资本主义，它可以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和具有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其次是受俄国革命和民粹派的影响，对东方社会的研究。俄国正在酝酿的无产阶级革命引起了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关注。在与民粹派的交往中，马克思感觉到东方土地所有制问题和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重要性，因而便把研究集中在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上来。通过研究，马克思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那就是跳跃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如果当时俄国具备内部和外部等各方面条件，便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同时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苦难。这一设想的实质，就是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是多样的，俄国不一定必然走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其目的是要把先进的交往形式与先进的生产力结合起来，实现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共产主义生产和生活。这里，马克思关于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在生产力方面的成就与在交往形式方面的历史缺陷的方法论，以及东方的某种交往形式与西方发达的生产力相结合的思想，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由关注西欧社会到关注原始社会和东方社会，是马克思在历史视野方面的与时俱进。

6.对资本主义命运的看法：由“两个必然”到“两个决不会”

19世纪70年代、甚至80年代以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命运的基本看法，可以归结为《共产党宣言》提出的“两个必然”。在1848年，马克思明确坚信，资产阶级必然灭，无产阶级必然胜利；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在1863—1867年间写作《资本论》第三卷时，马克思对他的预言有所保留和修正，但依然认为资本主义企业、银行和信用制度的变化只能加速资本主义制度的解体；到1873年资本主义出现危机时，马克思断定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不祥之兆，必然走向灭亡。

然而，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的失败，尤其是欧洲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使马克思初步感觉到资本主义不会很快走向崩溃。不过，此时他依然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却给予一定的补充：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真正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预言加以保留和修正的原因，是19世纪70年代后期，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经受住70年代危机的冲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形势的逆转和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分化并接受改良主义。这种现实的变化使马克思不得不对资本主义的命运作重新思考和研究，并修正个别的历史论断，于是他毅然作出决定：不出版《资本论》第二卷。总的来讲，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命运看法的改变体现在以下三点：(1)“两个决不会”。也就是“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p32)在他看来，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危机本身被新的发展代替了，资本主义还具有很强的扩展能力，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这便纠正了他在参加1848—1849年欧洲革命时提出的一些想法；(2)仍然必须推翻资本的统治，资本主义最终要灭亡，因而革命仍然要进行，因为资本主义给人的发展带来许多致命的灾难，其生产具有非人的性质，但资本主义灭亡具有多种形式，应积极寻求资本主义灭亡的新形式和革命的新道路。应积极推动俄国革命的发生，并以俄国革命带动西方革命。当然，俄国革命必须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配合才能成功；(3)应根据人的尺度来寻求发展物质财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形式，寻求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和东方社会交往关系的优越性相结合的新形式。

由两个必然到两个决不会，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命运看法方面的与时俱进。

7.对共产主义的看法：由“注重人的自我异化扬弃的共产主义”到“占有全部生产力成果基础上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

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第一次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共产主义的看法，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是与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联系一起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资本对劳动的统治、物对人的统治。与此相对立，共产主义就应该是异化劳动的扬弃，是人本身的全面发展。具体来说，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具有以下三层含义：(1)“通过人”。这就是说，共产主义是以合乎人性和人的发展的方式发展的，而不是通过资本对劳动的统治、物对人的统治的方式发展的；(2)“为了人”。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不仅仅是生产物质财富本身；(3)人的本质的真正实现。这种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人和人、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矛盾的解决。上述理解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人本主义。

唯物史观的创立，为马克思理解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野，使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成为科学。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使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有了新的理解。根据唯物史观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必须寻求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化，即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寻求到了生产力发展的新的形式，但对人的发展的限制并没有真正改变。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作了新的理解：(1)共产主义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共产主义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资本主义现存的条件变成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主要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的条件——笔者注)，为此就必须消灭私有制；(2)共产主义具有“为人”的性质。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切生产和交往的条件都是为个人而存在的，是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3)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这就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且有个性的个人才能真正确立起来。这就是说，共产主义既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内在相关，它是社会对生产力总和以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占有，而这种占有也就是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也与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具有内在本质的联系。

这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理解上的与时俱进。

三、几点启示

研究马克思哲学的与时俱进品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要完整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想。

过去，我国学术界的许多人较多注重马克思在1845—1859年之间形成和表述的经典唯物史观的思想，而对马克思晚年的哲学思想及其创新与发展研究不够，因而往往把1848年以前的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当作其整个哲学思想，结果易造成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片面性理解，也给我们的实践带来某种失误。比如对马克思晚年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多种结合方式以及多线论的思想，我们就注意得不够，结果过于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直接决定作用，限制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空间。

当代西方一些学者比较注重研究马克思晚年的哲学思想。然而，他们往往认为存在着两个马克思，而晚年的马克思是对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种倒退。其研究的实质，就是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忽视晚年马克思所作出的新的探索及其创新价值。

其实，晚年马克思的哲学探索具有重要的价值。它既可以帮助我们完整理解马克思的全部思想，从而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质，也可以从中挖掘出新的具有借鉴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思想。在马克思那里，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和创新具有两种值得我们注意的方式：一是他对前人和他人思想的创新与发展；二是他在晚年对自己以前形成的思想的创新与发展。1845—1859年之间的马克思主要是对前人和他人的解放思想和创新，其成果主要就是创立唯物史观；晚年马克思更多的是对自己已经形成的思想的解放和创新。虽然马克思经典唯物史观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然而，马克思晚年的思想创新对我们更具借鉴意义：这不仅因为超越他人思想相对容易而超越自己确立的思想相对难，马克思的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精神对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创新和发展具有典型意义；而且马克思晚年的不少思想(如多线论、交往主体性等)以及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也对今天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

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实践性当然是最主要的。然而，自我超越与自我批判也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本质特征之一，而且是马克思哲学具有生命力的关键所在。马克思强调实践，实践既是改变客体的活动，同时也是改造主体的活动；马克思哲学就是在不断批判和超越中确立的，也是在批判和超越中发展的。他经常对自己提出的哲学观点作自我批判，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清算自己曾经具有的哲学信仰和错误认识，而且反对别人把自己的观点当作标签和套语加以教条化，以及当作完美无缺的绝对真理加以固守。教条主义往往把马克思哲学的某些结论加以教条化，看似捍卫马克思哲学，实质在损害马克思哲学的形象。

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随时代的发展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

一些人存在着固守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倾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么只是辩证唯物主义，要么只是历史唯物主义，要么只是实践唯物主义。这些哲学形态依然要继承和坚持，但也要随着时代、时间和科学的发展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马克思哲学就是由直观唯物主义走向实践唯物主义，由机械唯物主义走向辩证唯物主义，由历史唯心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当今处在知识经济时代和经济日趋全球化的时代，也处在日趋走向以人为本的时代，人的主体在社会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求建立一种新的哲学形态。至于这种新的哲学形态究竟是什么，需要经过探索和研究来确定，但建构哲学的当代形态已成为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哲学创新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实现；原则

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汲取实践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周而复始，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唯物辩证法作为现实的哲学，要求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从纯粹概念出发去构建林林总总的哲学体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苏东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九游会国际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本真关系。哲学研究不能脱离现实，不应逃避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要成为那种徘徊于概念和范畴问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也不能沦为那种对现实生活世界漠不关心的、踏上纯粹思想自我构造道路的文字游戏。必须突破那种对学术的纯形式主义理解，特别是要扫除将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对立的陋识，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取真正的资源，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脱离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思想的闪电”偏离“人民园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学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哲学研究则是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学对于现实是一种要投入更要超越的关系，假如我们能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对实践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的哲学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哲学创新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地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

近年，党中央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十分重视，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中央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这是指导我国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纲领性文件。认真贯彻中央精神，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是地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当前地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是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引导社会前进的方向，影响社会发展的全局。多年来，尽管党中央反复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但轻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现象在实际工作中仍普遍存在。二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机制尚未形成。中央出台的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文件精神很深刻，但具体实施意见还需地方配套。而各级地方党委往往照抄照搬，缺少既符合中央精神，又从地方实际出发，能够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具有可操作性、针对性、实用性的实施意见，影响了中央文件精神的落实和基层工作的开展。长期以来，地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始终没有建立一套合乎哲学社会科学自身规律的创新机制，包括经费投入、资源配置、评价体系等，使自身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三是学会工作发展不够平衡，部分学会工作主动性不强，学会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四是社科活动的质量有待提高，内容有待拓宽。此外，对新形势下的社科普及工作新办法不多，创新不够。

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创新的指导原则和方针

(一)坚持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核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灵魂。要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保科研工作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和科研方向发展。要高度重视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教育人的工作。要切实推进“ 代表”重要思想进学校、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全面提高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要把普及哲学社会科学基本知识和最新成果，作为科普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努力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水平，使哲学社会科学变成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使哲学社会科学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二)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

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发扬社科民主，鼓励自由平等讨论，鼓励不同学派、不同社科观点的相互切磋和争鸣。这是探索真理、发展科学、创新理论的必要条件。贯彻“双百”方针，要注意区分社科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社科研究没有禁区，政治宣传要有纪律。根据这一原则，可以创办少量类似“内参”性质的社科内部刊物，主要刊载学者们对某些重大而又敏感问题的各种见解，作为向地方党委、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反映各种意见的渠道，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这同样适用于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建设。国家创新、组织创新，往往从个体创新开始。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中，要注意把创新研究的整体协调与自我个性张扬有机结合起来，珍重个性和个性化研究，使个性化研究成果得到尊重，纳入集体创新之中，这是坚持“以人为本”的体现。通过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切实做到尊重人才、聚拢人才、人尽其才，使“以人为本”理念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运行的着眼点和着力点。

(四)牢记社会实践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创新发展的源泉

作为认识社会实践的哲学社会科学，离开社会实践，也就毫无存在价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衡量理论创新成效的唯一尺度。只有注重实践的理论研究，才能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社会实际，对前人的基本理论观点进行创造性的发展，做出符合时代和社会实践要求的新的阐释和说明，进行理论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只有深入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去，才能对现实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科学回应及对具体问题做出科学的理论回答。

(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明确方向

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十四个如何”，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亟须探索、在理论上有所创新的重大课题。问题明确了，就要集中各领域的学科学术带头人和研究者的智慧，联合攻关，以求取得实质性突破，增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的绩效。

三、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机制创新

(一)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良好运行机制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教育部门、组织人事部门，各级社科联组织和各高等院校、党校、研究机构要各司其职，各展优长，形成合力，构建起理论创新的良好运行机制。这一机制应体现两大功能。

第一，整合功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要充分发挥对研究力量的整合功能。据专家预测，未来的科学技术很可能在各学科之间的交叉领域形成新的科学前沿，发生新的突破。现代科学越来越趋向于复杂和综合，许多重大科学成就的取得，往往都是来自交叉和边缘学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已成为未来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以合作与竞争互动为特征的高水平科学家群体，已成为当今科学研究的主导性力量。这就要求加强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和自然科学研究队伍的联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新的整合，发挥出新的威力。当前，地方社科界闭塞现象依然严重，小生产的影响仍阻碍着人们的观念创新，门户主义、小团体主义和行会思想时有增长，跨学科、跨领域的交流更少，这显然落后于交叉学科已成现代社会基本主导的潮流。

第二，平抑功能。浮躁是科学的大敌，而浮躁之风在社会科学中存在已久。有的仅有“创新”的冲动，缺乏创新所具备的种种条件，特别是必备的心态、知识、见识和人格；有的自诩是创新的成果，实际上是上不接天际、下不接地气的梦话呓语；有的是抄国人洋人甚至侵占学生研究成果。出现这种情况，固然同一些社科研究人员的个人素质有关，但同现行有关政策的引导也大有关系。如今，教研人员的晋级任职，都免不了有一年内在核心期刊发表多少篇论文、承担多少个国家或省部级项目的研究任务等要求，这就使一些社科工作者迫于既得利益，忙于“一年磨十剑”的平庸之作，很难达到“板凳坐得十年冷，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针对眼下浮躁和急功近利等不良现象和做法，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要注意发挥平抑功能，使学者们毫无后顾之忧地在社科领域里潜心研究，尽情地发挥创造力，以期出现更好的成果。

(二)要科学把握社科研究的难度

“社科研究”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要有难度。没有难度的问题何必要“研究”?可见，没有难度，就不是社科研究，就没有社科价值。社科工作者在选题的时候对这一点应该有明确的认识。由于社科研究必然要有难度，所以需要专门的努力，不是可以随便干的。一般来说，研究的难度越大，社科价值越高。社科价值与研究的数量无关。因为一个专业男子跳高运动员，一千次跳过1.5米还是不及格，而只要一次跳过2.5米就创造了世界纪录。事实上，一个学者或者一个科学研究小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多项高难度的研究。追求数量很可能会降低难度，削弱社科价值。如果研究机构的考核和奖励制度主要是统计学者每年发表多少论文，那么就会使许多人不顾难度而追求数量，使他们很少或者根本不考虑自己的文章是否真正具有社科价值。

(三)把握高起点是优化社科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

所谓高起点就是既面对当前实际，又超越社会实践的现实，以实践发展的未来趋势为着眼点，力求引导社会实践发展。研究课题的确定比研究更为重要，它既是研究的结果，又是党委、政府具体行为目标的长期、中期和短期的需要，它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导向的作用。公务员之家

高起点是社会科学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首先，高起点减少了中间环节，节省了阶段成本，减少了研究过程的弯路。例如，把一些缺乏完整意义的小课题安排在相关的大课题中解决。其次，高起点对社会实践活动能够带来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一些低起点的课题，虽然能够满足一时之急需，然而实行起来也需要许多零散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些问题如果放在一些大课题中解决就比以小课题单独立项的方式解决更好。再次，高起点课题能够使其与全省、全国乃至世界的发展相联系，从而更好地利用外部条件。当然，高起点并不是主观任意地想象出来的，不是脱离现实可能的随意超越，而是在课题的选择上通过“大坐标定位”而产生的，即通过参照我国和世界研究的维度来实现课题的个别性、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

(四)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始创新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原始性创新的艰巨性。所谓“厚积而薄发”，在科学研究中是没有半点儿捷径可走的。近年，有些人开始陶醉于我国基础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急于取得诺贝尔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等这样的原始性创新奖项，有些人甚至为我国何时获得诺贝尔奖规划了时间表，这其实是一种不科学的态度。客观地说，我国在一些领域具备获得原始性创新成果的可能性，但是，获奖不是科学研究的目的，我们的目标是提升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需要更多脚踏实地、乐于奉献的科学研究工作者。正像一些老科学家说的，科学研究需要坐得住“冷板凳”的人。从研究者到管理者，只有这样的人越多，我们的原创研究才能扎扎实实地往前推进。

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关键是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一)全党要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哲学社会科学的停滞和落后，必然导致思想理论的僵化和社会实践的挫折；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必将推动人们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为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为进一步提高全党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必须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确保研究机构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要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认真研究和及时解决哲学社会科学在不同时期所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要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列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的精神落到实处。

(二)建立健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一是建议在市、县两级成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为贯彻中共中央3号文件精神，切实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市、县委可成立以主管书记为组长，常委、宣传部长为副组长，市、县委宣传部负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具体做到三个结合，即结合本地区的三个文明建设的发展思路，用科学理论作支撑和论证；结合理论中心组学习，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结合本地区独有的区域特色研究，探索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成功经验，发现培养一批功底扎实的理论研究骨干。二是建立县市区社科联，解决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如水上浮萍无根基、上下断档的问题，扩展和延伸哲学社会科学的触角，把“提高全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的要求落到实处，改变人们认为哲学社会科学高深、遥不可及的认识误区，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纳入县市区目标管理。县市区按人口多少，机构设置1～3人，工作职责放在宣传部。社科联主席、副主席一般由宣传部部长、副部长兼任，设一名副科级干部任专职秘书长。新组建的社科机构，业务上接受市社科联的协调指导，具体工作目标由本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确定。三是成立市级社会科学院，加强对全市理论研究的引领。成立市级社会科学院十分必要。它可使地方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协调指导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可以宏观把握社科理论创新、科学决策论证、研究成果转化；可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保证市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可以建立有效的研究机制，通过实行课题立项招标制度，形成以项目为纽带，以课题负责人为龙头的研究机制。市社科院可挑选经长期实践证明在社科界具有较强竞争潜质与能力的研究精英，充实到社科研究中来。

(三)建立地方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基金

一是建立哲学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人才培养基金，以吸引优秀青年人才献身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扶持和促进青年科研人员的成长。二是建立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出版基金。切实解决部分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出版难的问题，以鼓励学者潜心社科研究，努力创造社科精品。三是建立哲学社会科学交流基金。主要资助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重点学科的重要交流活动，以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和管理人员的进修、培训和对外社科交流活动。四是继续加大对社科基金的投入力度。建议加大对社科基金的投入力度，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精神落到实处。

哲学创新论文范文篇6

一、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

回顾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精神，建党精神是这些精神生成的源泉，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走向胜利的力量之源。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4]。当前，学“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要“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5]。“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4]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学术研究的材料、理论与实践，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立足中国实际，宣传阐释党的理论，深入研究阐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阐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呈现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伟大壮举。

二、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工作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阵地意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理想和信念，以学术方式展现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学术期刊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是简单地喊口号、贴标签，而是要润物细无声，用学术的方式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到研究工作、期刊工作中，推出富有创新意义的学术成果，从而担负起引领和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神圣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党建等方方面面，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围绕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坚持学术研究的问题导向，围绕真问题开展针对性研究，做大学问、做真学问，回应时代的呼声和人民的关切，积极建言献策，服务党和政府决策。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4]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研究导向，要真正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落脚点。这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初心和使命。“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的具体体现。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就是要围绕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人民大众生产生活，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推出有深度、有厚度、有温度的研究成果，做到以高质量的成果立刊。“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关注现实问题，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将学术问题与现实关照相结合，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充分反映现实情况，使理论和政策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例如，《生产力研究》作为经济类的综合性学术期刊，立足中国现实，面向经济理论研究前沿，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积极策划、组织、实施、创新主题出版，打造了“宏观经济、财政金融、产业经济、区域经济、生态经济、农业经济”等栏目，力求着眼民生领域、解决人民关切问题、寻求社会共识，体现出当代中国学人应有的学术关怀和学术努力。

哲学创新论文范文篇7

1不断开拓前进，逐步成为团结全市社会科学界的学者和学会之家

50年来，**市社联经历了筹建成立、恢复发展、繁荣发展和创新发展四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市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专家开始筹建学术组织。1952年12月，中国史学会**分会成立。1956年10月以后，**市教育学会，中国哲学学会**分会，**市语言学会，**市经济学会相继成立。5个学会共有会员300多人。在**市委的关怀下，**市历史、哲学、教育、经济、语言五个学会联合筹建**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并于1958年3月16日成立筹备委员会。3月29日，**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简称**社联）召开成立会，选举产生了由38人组成的**社联第一届委员会，市委文教部部长梁寒冰同志任主任委员。同时，建立了**社联办公室。5月15日，**市市长黄火青为**社联签发了**市人民委员会社会团体登记证。当年11月，**市委批准成立市委社会科学工作小组，并明确该小组即为**社联党组。梁寒冰同志任党组书记，左健同志任党组副书记。**社联的成立，调动了全市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教学和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为党和政府工作服务。“”中，市社联办公室被取消，市社联和各学会也被迫停止了活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市委于1978年12月批准恢复**市社联。1979年2月，市社联办公室恢复工作。6月起，市哲学、经济、历史、教育、语言学会相继恢复活动。9月，**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代表会议召开，通过了**市社联章程，选举产生了由73人组成的**社联第二届委员会，市委书记刘刚同志任主任委员。为了加强党对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市委于1981年1月确定“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是市级人民团体，应与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科协等同等待遇，由市委直接领导”。截至1986年10月，**市社联发展成为包括哲学、经济、语言文学、历史学、教育学、法学、社会学等各大学科的145个学会、研究会，组成了一支拥有2万多名在籍会员、300多个团体会员单位的社会科学理论队伍。为了适应学术组织迅速增加、学会活动日趋活跃的形势，1981年4月经**市编委批准，市社联机关由市社联办公室扩展为学会工作部、编辑资料部、普及部、办公室4个职能部门。1984年12月，**市社联召开第三次会员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由129人组成的社联第三届委员会，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肖元同志任主席。聘请刘刚同志为名誉主席。

1988年12月，**市社联召开第四次会员代表会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市长李瑞环，市顾委主任郝田役，市委副书记谭绍文、聂璧初等市领导出会开幕式。会上，李瑞环同志写了重要批语：“发展社会科学对于搞好改革和建设极为重要，当前在社会上存在的许多问题也是个理论问题。现在是需要理论和发展理论的极好时机。**有力量，有成就，应当搞得更好一些。”为了更加广泛团结组织全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这次代表会议决定，将社联更名为“**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由158人组成的市社联第四届委员会，市委常委黄炎智同志任主席。聘请刘刚、肖元、滕维藻同志为名誉主席。1994年10月，**市社联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181人组成的社联第五届委员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罗远鹏同志任主席。聘请肖元、黄炎智、滕维藻同志为名誉主席。

到1999年年底，全市共有113个市级学会注册登记为法人社团。学会组织的发展壮大，促进了学术活动的繁荣开展。据粗略统计，1987年至2001年间，市社联暨所属学会研究会共举办各种学术活动2800多次，参加活动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约120多万人次，涉及了各个学科的学术探讨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对策研究，为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智力服务，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1988年10月，经**市新闻出版管理局批准，市社联编辑出版的《**社联学刊》更名为《理论与现代化》，并于1989年3月公开出版发行，2008年进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为我市社会科学界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一个新的阵地，市社联逐步成为全市社会科学工作者之家。2002年，根据**市学校布局调整的需要，市社联搬离马场道4号办公地址，经过两年多艰苦奋斗，在成都道52号建成办公新址，为社联机关和**社科界创造了一个功能比较齐全、设备比较先进、便利宽松的办公、活动场所，成为市社联机关建设史上的新的里程碑。

2发挥自身优势，深入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多年来，市社联与有关单位合作，深入研究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做出了贡献。1983年，市社联和市委宣传部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联合召开全市理论讨论会，会后编辑出版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会议文集。1996年召开的“纪念邓小平视察**十周年理论座谈会”，1997年召开的“迎接香港回归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研讨会”，2001年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理论征文和理论研讨会”，2003年举办的“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征文和理论研讨会”，2004年举办的“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今年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等，在全市产生了重要影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理论征文、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征文活动均收到理论文章500多篇，评选出的优秀论文，由**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张立昌特意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

神文集》题词：“继往开来与时俱进”，使广大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受到很大的鼓舞。

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市社联还经常从*邀请著名的专家学者来我市作学术报告和理论讲座，分析国际国内形势，阐释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从薛暮桥、马洪、于光远、张友渔、胡绳到张卓元、李君如、刘树成、李培林、常修泽，他们的精彩报告和精辟论述，受到市有关领导、社科界和干部群众的普遍欢迎。

3紧贴社会发展，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理论和智力支持

1990年8月，**社联与市委研究室联合举办“**市进一步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讨论会”。市委书记谭绍文、市政府顾问方放、市委秘书长李建国等领导出席会议听取大家意见。与会专家学者就我市如何抓住国际机遇，发展外向型经济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思路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2005年5月，市社联与法国人文科学之家基金会(msh)共同举办“中法现代服务业发展论坛”。论坛期间正式成立了“**中法学术研究中心”。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独有的社会科学界与自然科学界联盟，发挥了重要作用。20年来，两界三方轮流“主盟”，在深入调研基础上，举办了一系列重大理论研讨活动，并取得了一批理论研究成果。如2006年立项的“**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对**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教育、环境等10个方面进行了立项研究，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上报给市委、市政府；如2008年立项的“应对突发灾害事件研究”为党和政府应对自然灾害进行科学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对策建议。多年来，两界联盟相继出版了《城市现代化建设与管理》、《环渤海地区科技与经济发展研讨会论文集》、《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城市竞争力》、《数字**》、《和谐**》等专著和论文集。市委研究室《决策参考》、市委办公厅《每日要闻》、市委宣传部《宣传动态》，以及《**社会科学年鉴》等相继作了刊载，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了参考，得到了市领导的高度重视。

今年，**市主办夏季达沃斯论坛，市社联受市政府委托，策划了经济全球化与产业结构调整、金融形势与宏观调控、生态城市建设、**新区发展模式等13个重大课题，组织我市30余名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了论坛议题参考报告和精版中英文《引领全球的声音》文集，作为会议正式材料，送2500名参会者阅读并供市领导参阅，为宣传、展示中国的经济思想、文化思想和应对金融危机、能源危机、气候变暖等问题所形成的理论观点起到了很大的反响。

4搭建学术平台，促进新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快速发展

市社联始终坚持党的“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在活动内容、活动方式上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较好地激发和调动了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是围绕重大学术理论问题举办全市、全国或国际性学术研讨会，推动理论研究。二是配合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纪念活动，从理论角度开展深入研究和学术探讨。三是构筑高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举办理论创新论坛，创办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促进理论创新。四届学术年会共收到论文2000余篇，评选出优秀论文400余篇，每年编辑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学术文库》上、中、下三册，计100余万字,充分体现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和谐氛围。

5注重群众需求，大力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宣传

1958年到“”前夕，市社联举办的科普工作主要是积极组织所属学会开展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为主要内容。1979年市社联恢复活动以后，坚持普及与提高两手抓，在社会科学普及方面不断开拓，1981年4月市社联成立了普及部。2002年6月改名为科普处，从而使这项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首先，紧密围绕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注重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突出特点。其次，积极开展各类人才培训工作，以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发展中各条战线对人才日益迫切的需求。

2003年，市社联推出了科普周品牌活动，已连续举办了5届。5年多来，社科普及周的规模越办越大，内容不断丰富，形式逐步多样，影响日益广泛，并在以下5个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即“主题鲜明，重点突出；拓展渠道，扩大规模；面向基层，服务群众；改进形式，丰富内容；整合资源，形成合力”。近年来，社联组织有关学会和专家编写《社会热点纵横谈》、《建设和谐**》、《社会科学与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丛书》(四册)、《**新区在新起点上腾飞》、《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等科普读物。同时，组织编写了奥林匹克知识、社交礼仪、消费维权等多种宣传材料。这些科普读物都越来越贴近百姓，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好评。

哲学创新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港台；国内；荀子；伦理思想；综述

台湾的荀子研究目前方兴未艾，硕士论文已有四十多篇，博士论文的总数也将累增至接近十篇，并出版了多本专著，代表性的有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版)、陈大齐《荀子学说》(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事业委员会，1954年)、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台北：台湾商务印馆，1966年)、劳思光《中国哲学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1968年)等，内容涉及荀子的政治思想”、“荀子的经济思想”、“荀子的道德思想”、“荀子的文学思想”等方面。而国内从建国以后至1976年，由于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荀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1977年后近30年，荀学及其伦理思想研究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特别是与历史学、人学、经济学、生态学等新兴学科相结合，产生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著述不断、创建迭出。本文试对港台及国内这一历史时期荀子伦理思想研究状况做一番梳理，以为研究者提供一点可资参考的资料和线索。综述主要以各个历史时期的专著和论文为分析原本而展开。

一、港台地区荀子及其伦理思想研究概述

三十年来港台荀学研究一种意涵就是补孟子内圣学的不足，由于过去这三十多年来牟宗三派的新儒家学者在台湾“中国哲学界”里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且建立了一种“道德形上学”的论述架构，有部分台湾的儒学研究者可能是针对该派主张“孟子为儒学正宗”之论而阐扬荀子的。

这一时期荀子研究者主要包括七类：其一是以牟宗三和陈大齐最先出和最重要，徐复观、韦政通、劳思光三人稍晚出也稍次要；其二是以牟宗三的弟子蔡仁厚、李涤生、周群振等比较突出，他们基本上都在发扬师说；其三是台大中文系的老师龙宇纯和政大中文系的老师熊公哲，他们的格调比较近于传统训诂之学；其四是借引二次大战后的“新西学”来讲论荀子义理的台大中文系老师张亨；其五是辈份较低的大学老师；其六是近十年来有著作输入台湾的一些大陆荀子研究者，如廖名春、马积高等；其七是少数有著作被翻译为中文的欧美学者，如柯雄文等。

在此就港台地区荀子研究者之间的异同略作分说。首先牟宗三所代表的研究者可称为“道学派”，倾向于把荀子纳入所谓“内圣外王”的道学框架中讨论，着重其“性恶”之辨；陈大齐所代表的研究者可称为“文学派”，倾向于把《荀子》当作一般思想文献来处理，着重其“礼义积学”之论。与牟氏同被认定为“新儒家”之一的徐复观以及众多牟氏的弟子都属于“道学派”。与新儒家保持一定距离的韦政通、劳思光、张亨亦然。龙宇纯和熊公哲则属于“文学派”。其次，“道学派”在学术界的地位与“文学派”相互批评。再次，道学派”与“文学派”在荀子诠释上之同异点在于：两派皆同意荀子思想偏重于礼义这一面。两派之间最明显的分歧点就在如何看待荀子性恶说这点上。如果认为性恶就是指本质上的恶，那就是“道学派”；相反，如果认为荀子性恶只是指顺之而无节才恶，那就是“文学派”。又再次，“道学派”的荀子研究者行文讲话都带有训诲的意思或者求道的意味，这在“文学派”看来是不真实的，况且荀子本身就特别平实而有条理。

二、国内荀子伦理思想研究述评

1、荀子伦理思想研究的初始期

第一阶段从1977年到1986年。后，中国学术界对荀子的思想归属重新澄清，而归于儒家。同时，一些学者突破前对荀子思想的认定形式，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思想。关于伦理思想，一些学者在专著里已有涉及，朱伯崑在《先秦伦理学概论》从“礼为行为的最高准择”、“论礼的起源和意义”、“性恶论”、“修养方法”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基本上把荀子人性论定性为性恶论；并总结说，“荀况人性论的根本错误，是不懂得人的社会性……不懂得人类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其结果向人的自然属性中寻找人生活的依据”[1]，其实，荀子提出“群分说”，“礼以养情说”，“制民之产说”，确是看到物质对道德的促进作用，此段议论有失公允。对于道德修养论，评价是客观的，反映了荀子伦理思想的基本精神，

这一阶段出版了四部著作。一部是“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注释的《荀子新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该书以王先谦《荀子集解》为底本，吸收了前人及现代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对《荀子》三十二篇进行了校勘和注释。

另一部是夏甄陶的《论荀子的哲学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该书对荀子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作了全面阐发，基本上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但是，作者的思想受历史的局限，因而有的结论又显得教条僵化。而且，对荀子的伦理思想也没有涉及。

第三部是胡玉衡、李育安的《荀况思想研究》，该书以论文的形式，把荀子的思想分十一个部分来探讨，尤其是该书对荀子的伦理思想第一次作了比较系统的探讨。“荀况把伦理道德的问题与治国安邦的根本大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论述伦理道德时，他能跳出把礼仪道德只作为规范人们日常生活行为的狭隘小圈子”[2]，同时，作者还深刻地分析了善恶、荣辱、君子小人三对伦理范畴以及荀子的道德修养论。最后，作者总结认为，荀况的伦理道德观是以治国安邦为最高目标，使道德的内容和标准达到更高的境界，道德教育与施行法治必须紧密结合起来，不可偏废。可以说，作者基本把握了荀子伦理思想的精神，紧密结合文本去解读而没有泛泛而谈。

第四部是向仍旦的《荀子通论》。对于伦理思想没有专门探讨，而是分散于一些章节中，关于人性论，作者在分析先秦诸家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所谓人之性恶，是破孟子性善论的；所谓‘其善者伪也’是立自己的观点，阐明人的善良德行是后天人为之功的”[3]。可见，他所认为的荀子人性论在于强调人应当主观努力去改造人的自然本性，是人性改造论，这就基本定性荀子说的人性是恶的，但作者第一次探讨了心在道德认识中的作用，认为“伪”是经过心的思虑的结果，这无疑是深刻的。同时，作者还探讨了“行”在德性形成中的意义，“但是，也必须看到荀子所说的‘行’是指个人在道德修养方面的行为”[4l，这就突破了前人研究荀子知行观仅限于认识论的局限，而是把“行”放在更广阔的道德视域中去考察，赋予“行”以更深刻的道德内涵和更深远的道德前景。但他认为荀子“行”的目标和范围是应该划定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道德范畴之内的，这无疑是说荀子的“礼仪”是封建的道德范畴，从而打上了深深的阶级思维的烙印。

2、荀子伦理思想研究的发展期

第二阶段从1987年一1997年。这十年发表了近百篇研究荀子的文章。学界开始从多个角度去审视、研究荀子的思想，主要探讨了荀子的天人观、人性论、心性论；侧重于从文化学、伦理学的角度去解读荀子。如惠吉星说：“荀子思想同殷周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荀子不仅对六经的传授作出过重要贡献，他的思想也深受六经的影响。”[5]樊浩教授在其专著《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中指出，“荀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伦理中礼的精神，成为宋明时期中国伦理精神大综合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来源。”[6]并且通过与孟子的伦理思想比较指出：“荀子学说的使命表现为先秦思想的批判性总结，实际上标志着民族伦理精神生长的第一阶段的完成”[7]，还系统精辟地论述了“礼的精神”、“性恶论”、“化性论”，为荀子伦理思想的研究建构了框架并指明了方向。

这一阶段主要出版了三部专著，一部是惠吉星的《荀子与中国文化》，该书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去探讨荀子伦理思想，如第五章第二节的第二部分“修身与教化”；第七章第四节“荀子与中国古代道德认识论”。关于“修身与教化”，作者认为，荀子从性恶论出发，不相信人的内在本性和道德自觉，因而十分重视礼仪法度的规范作用，治国的关键还是教化，而教化百姓应以正己修身为主。此段论述已经指明荀子德性理论与孟子的区别，孟子是强调心的道德自觉的，而荀子强调后天教化修身以成德，但作者没有指出为什么教化能成德，它的条件是什么，即作者忽视心在道德教化中的人文力作用。关于“荀子与中国古代认识论”，作者分析认为，荀子以道德主体作为认识主体，以伦理道德原则作为认识客体，将认识过程作为社会道德实践过程，把人格完善作为认识的最终目标。这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具体展开论述。

第二部专著是王廷洽的《荀子答客问》。作者在第六章探讨了荀子的伦理道德。包括：伦理道德的作用；国君的职责；官员的道德；士、君子、圣人、小人的不同群体；有关孝、礼、仁、义、乐的问题。关于伦理道德的作用，作者归结为三个方面：治国安邦，养情化性，辅助法治。可以说，这三个方面涵盖了荀子礼学思想的全部内容，作者重点诠释了仁义礼乐，“此四者都是伦理道德的规范，是相辅相成的，对他人敬爱应该合情合理，合情合理就应该符合礼制。”[8]其实，在荀子的思想里面，仁为质，义为本，礼为用，互为表里，相互贯通。

第三部专著是孔繁的《荀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伦理思想主要是修养论，侧重于对文本的解释，其他方面鲜有论述。

3、荀子伦理思想研究的繁荣期

第三阶段从1998年—2007年。这一阶段是荀子研究的活跃和繁荣时期。近十年来，人们对荀子的社会思想、管理思想、生态思想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从伦理学、人学、历史学、等多角度去解读荀子，侧重于荀子思想向现代文化的转生研究。关于天人观，北京师范大学晁福林教授认为：“荀子的天道观也没有摆脱天命论的羁绊”[9]。关于荀子哲学特质，路德斌教授认为：“荀学与孟学的关系是‘道’同而‘术’不同。”[10]伦理思想方面，对道德修养论、道德教育论以及荀子伦理思想与先秦诸家思想的比较也多有涉及，另外，还侧重于应用伦理方面的研究。关于道德修养论，王易论说，“荀子一方面从人的自然性出发，提出人性本恶论；另一方面又从人的社会性出发，提出了化性起伪的人性改造论和道德修养论。”[11]这方面的文章还可参看《试论荀子的人生修养观》(贺莉：《燕山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二期)。关于道德教化理论，有的学者认为，荀子是从他的人性论预设与群居和一社会性存在的内在矛盾出发，论证道德教化的必要性，在道德教化的价值指向和依靠对象上……拓展了教化的崭新途径。[12]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方尔加一直以为荀子是孔孟儒家的千古罪人，荀子将道德功利化，是非道德主义。[13]关于这方面的论点还可参看方尔加的著作《荀子新论》(方尔加：《荀子新论》，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在这段期间，老一辈哲学家著作有的又重版，同时还出版了专业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专著，其中涉及荀子伦理思想的，在此不一一赘述。荀子的应用伦理思想，从目前收集的资料看，主要有：家庭伦理思想、生态伦理思想。

在这一时期主要产生了五部专著，基本上可定性为中国哲学方面的著作。这五部著作为：韩德民的《荀子与儒家的社会理想》(齐鲁书社2001年版)；郭志坤的《旷世大儒——荀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马积高的《荀学源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储昭华的《明分之道——从荀子看儒家文化与民主政道融通的可能性》(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陆建华的《荀子礼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从哲学层面全面解析荀子礼学的内容、结构和体系。认为荀子礼学以礼的价值说明为思维的起点，以礼以解蔽的诸子批判为终点。论著在第四章提到荀子伦理思想——道德规范。著者认为，礼为德，而非普通之德，而是诸德之总德，礼是人际交往中必备的敬、孝、悌、慈、惠等诸德的总和，这样，礼落实于君道、臣道、父道、臣道、父道、子道、兄道、弟道、夫道、妻道中，就体现为公、忠、慈、孝等伦理道德。

三、荀子伦理思想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态势

目前学界已开始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极对立的模式，从多个角度去探讨荀子伦理思想，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从总体上看，虽然研究视角有所转换，研究方法有一定突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从近几年发表的研究论文看，探讨问题的侧重点仍在天人观、人性论、认识论等几个方面，选题重复，而伦理学方面研究的成果更少，更没有形成体系，虽然有的学者从人学、历史学、生态学等角度去解读荀子的伦理思想，但探讨的问题仍在人性论等几个方面。最近几年的研究虽已偏向道德教育、道德修养、道德教化，并且试图与西方的伦理思想进行比较，但如果把握不好，以西方的逻辑范畴、学术话语套用荀子的文本语言，解读荀子的文本思想，势必对荀子的伦理思想造成误解。

因而，在东西方德性伦理思想回归的大的氛围下，紧密结合荀子文本，借鉴港台的已有研究成果以及出土的最新史料，用中国哲学、更多的是道德哲学的语言对荀子的德性伦理思想进行重新挖掘整理，以彰显荀子德性伦理思想的教化价值以及荀子伦理精神在构建中国伦理精神中的作用，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因此，未来荀子伦理思想的研究学界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第一，应紧密结合中国现代社会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道德问题，深入发掘荀子伦理思想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重点侧重于家庭伦理、经济伦理、生态伦理等应用伦理方面的研究，这是其一；其二，应紧密结合西方伦理思想的资源进行中西比较研究，可以说，荀子的人性论、教化论和基督教的原罪说、卢梭、霍布斯的性恶论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思想家的人性论、修养论都有可比较处，通过比较以深化对荀子伦理思想的理解并彰现其理论价值；第三，应紧密结合先秦孔孟儒家心性德性伦理思想，去正确、客观分析荀子思想中的天、人、心、性、人性、情、欲、礼、义等规范和范畴，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荀子伦理思想的挖掘和整理，从而重新展现荀子伦理思想德知、规范、德性、德行、德治分而互动，道德他律与自律辩正统一的道德生态。

参考文献：

[1]朱伯崑：《先秦伦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106、116页。

[2]胡玉衡、李育安：《荀况思想研究》，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51页。

[3][4]向仍旦：《荀子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2、66页。

[5]惠吉星：《荀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6][7]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128页。

[8]王廷洽：《荀子答客问》，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页。

[9]晁福林：《论荀子的“天人之分”说》，《管子学刊》(淄博)2001年第2期。

[10]路德斌：《试论荀子哲学的特质及其对儒家道统之意义》，《孔子研究》(济南)2003年第2期。

[11]王易、管章梅：《荀子的道德修养论探析》，《伦理学研究》2006年第3期。

哲学创新论文范文篇9

【英文摘要】thisarticlerecallsandsummarizesrecentresearchonmarxistconceptionofsocialtimeandspaceinchinafromthreeperspectives,namely:(1)theriseofmarxistconceptionofsocialtimeandspace,(2)theinterpretationofitsdefiningfeatures,significanceoftheera,developmentalstagesandconnotationofmarxistconceptionofsocialtimeandspacebychinesescholars,and(3)newexplorationsintoissuessuchascharacteristicsofsocialtimeandspace,relationofsocialtimeandspacewithsustaineddevelopment,andrelationbetweendigitalizationandconceptionoftimeandspaceaswell.amongtheresearchtopicsisvirtualtimeandspace,whichreferstothenewchangesofsocialtimeandspacegivenrisetobyvirtualpractice.itisahotanddifficultresearchtopicfordigitalizedphilosophy,andaseriousissuedealtwithbythetheoryofsocialtimeandspaceinitscourseofdevelopment.

【关键词】社会时空/社会形态/自由时间/时空转化/虚拟时空/socialtimeandspace/socialform/freetime/transitionoftimeandspace/virtualtimeandspace

【正文】

长期以来，国内对马克思时空观的研究和传统教科书对该理论的阐释仅停留在辩证的自然时空观上，对马克思的社会时空理论则很少有人问津。20世纪90年代初，尽管个别学者曾对马克思社会时空观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回应和对该理论足够的重视。随着近几年数字化和虚拟哲学研究的兴起，马克思的社会时空理论终于又浮出水面，重新引起理论界的兴趣和关注。为此，回顾和总结近十年来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为这一理论在当代的深化和拓展提供一个基础和平台，显然是很有必要的。

一、社会时空问题的提出

对马克思何以提出社会时空观，或社会时空观何以可能，国内学者有不同见解，具有代表性的是以下两种：

1.从哲学的时空框架中逻辑地推出。

刘奔在《时间是人类的发展空间：社会时一空初探》(《哲学研究》1991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哲学的时空范畴，是物质运动的规律性的表现，那么作为运动高级形式的社会当然也有自己特有的时空结构。社会时空特性，无非是社会运动的规律性在时空关系上的体现。

刘奔是从时空与物质运动的关系入手，将这一理论“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的。

2.时空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

俞吾金在《马克思时空观新论》(《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马克思不是从传统哲学的时空框架引申出实践概念，而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特别是从生产活动出发引申出时空概念的。在马克思看来，并不存在一种与人的实践相脱离的“自然时一空”。而传统的哲学教科书的失误正是撇开人的实践活动，从所谓的自己运动着的物质世界或自然界本身出发去阐述马克思的时空观，形成所谓自然时空，这样就把马克思的时空观二元化了。他认为刘奔虽然强调应把马克思的时空观研究重心放到社会时空上，但没有从根本上超越这种二元论。

也有读者对俞吾金的观点提出异议。因为俞吾金在《马克思时空观新论》一文中，引用古尔德的话(对于马克思来说，劳动是时间的起源——既是人类时间意识的起源，又是对时间进行客观测量的起源(注：cc.gould:marx’ssocialontology.p.41.themitpress,1978.))来说明时空来源于人的生产劳动。有人认为俞吾金引用的这句话恰恰表明了不是时间和空间，而是人类的时间意识和对时间的测量手段，起源于生产劳动。俞吾金是在用时间意识的起源来解释时空的起源。

在以上讨论中其实隐含了这样一个问题：自然时空和社会时空的关系问题。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社会时空是自然时空在社会运动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持第二种观点的人认为，根本不存在脱离人的实践活动的绝对的自然时空，自然时空只能以扬弃的形式包含于社会时空之中，因为现实的自然界只能是打上人的活动烙印的人化自然。

二、对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阐释

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时空观，包括其理论内涵、特色、意义、发展阶段等等，国内学者做了深入的研究。

1.对传统教科书中时空观的反思。

传统教科书中时空理论的科学性在于：强调时空与运动的不可分离性，根除了牛顿“绝对时空”观认为时空与运动无关的错误观念；强调时空存在的客观性，否定了康德把时空理解为先天直观形式和马赫把时空理解为整理感觉材料的工具的过分夸大主观性的错误；强调了时空的无限性，否定了黑格尔认为自然界的发展是在空间以内、时间之外的观点和杜林认为世界在时间上是有开端的、在空间上是有界限的时空观。

但是，传统教科书时空理论也存在严重失误：它没有从根本上走出旧哲学从物质和运动出发来阐述时空理论的基本思路。它在强调时空客观实在性时又把时空绝对化、抽象化了。这种与人的活动相分离的、始终是以抽象的物质或抽象自然界作为载体的时空观，必定是超越社会历史的。所以，传统教科书中的时空观是对马克思时空观的误读(或片面理解)，它没有从根本上反映马克思的时空理论的全貌和特色。

2.关于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理论特色。

一些学者在反思传统教科书时空观得失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理论特色：(1)马克思从经济学角度表述时空观，并不是为了纯粹的理论建构，而是基于现实社会批判的需要。所以它始终保持哲学的高度，并自始至终着眼于实践的思维方式和批判方式。(2)马克思不是从传统哲学的时空框架出发引申出时空概念，而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特别是生产劳动出发引申出时空概念。(3)马克思始终是把时空问题放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的。他没有局限于“物质—运动—时空—规律”的形而上学公式，而是抓住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逻辑。

在对资本主义历史条件的考察的基础上，从时空角度考察三大社会形态，形成了社会形态时空理论。

3.关于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意义。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提出社会时空观的意义在于：(1)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哲学从抽象物质运动或从主观意识出发的极端，将时空建立在人类实践活动基础之上，这是时空概念发展史上的一次划时代革命。(2)只有理解了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内涵，理解了它与物质、价值、自由等问题的关系，才能真正进入实践唯物主义视野中。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社会时空的提出，(1)为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无论是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都是争取时间以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2)给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前进的动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传统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其实，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时空运动和相互转化也是社会发展的另一条线索，这条线索恰恰反映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复杂性和非线性决定关系。

4.关于马克思时空观的发展阶段。

俞吾金认为马克思的时空思想的发展可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代表，主要是从哲学上阐述时空学说，马克思在对伊壁鸠鲁时空学说的描述中阐发了自己对时空的理解：时空是现象的纯粹形式，而现象又是相对于感性而言的，所以感性才是时空的源泉。青年时代的马克思的时空学说深受康德的影响。

第二阶段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为代表，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尤其是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出发阐述时空问题。马克思不仅认识到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是人的生命的尺度和发展空间，由此提出一切节约归根到底是时间的节约，劳动者获得自由的根本条件是工作日的缩短，而且涉及了关于社会形态时空的暗示。

5.关于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内涵。

19世纪下半叶及20世纪，国外很多理论家非常关注并创造性地阐发了马克思的时空理论，如马尔库塞把人的日常生活时间分为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提出自由的前提就是缩短劳动时间；阿尔都塞提出了“历史时间”的概念以表明“社会总体”的不同层次和部分、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时间均有质的差异；古尔德提出了马克思关于“时间辩证法”的学说；吉登斯则把时空问题和现代性联系起来。这些学者开始从人的劳动出发来论述马克思的时间理论，同时意识到了马克思的时间学说与生存、价值、自由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对我国学者研究马克思时空观的角度和思路无疑是很好的借鉴。

国内学者在借鉴现代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时空观成果的同时，从以下方面揭示了社会时空观的内涵：

(1)社会的时间结构和社会空间。社会的时间结构就是满足不同需要的各种活动在人的整个时间中所占的比例，它决定着人类发展空间的广度和深度。社会的时间结构如下：

附图

直接决定人的发展空间大小的是自由时间的多少。自由时间在量上与必要劳动时间成反比，与剩余劳动时间成正比。因此，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个人和社会的发展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效率，节约劳动时间，就等于增加自由时间，扩大个人和社会发展的空间。活动的时间结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的。

(2)时空的相互转化。人在实践中创造自由时间，也就为自己开辟了发展的空间，这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在时空关系上的表现。作为社会时间晶化形式的社会空间，不但以实物形态存在，而且以社会关系形态存在，也就是社会结构。

社会历史表现为两个相反的运动过程：即时间的空间化(活动结构要素转化为社会关系要素)和空间的时间化(社会关系结构要素转化为活动结构要素)。考察社会时空的内在联系，就是考察社会结构和社会活动结构的相互转化，这是解释社会规律及其实现机制的根本途径。

(3)时空关系与分工规律。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从阶级关系上来看，是少数剥削阶级把自己在精神领域的发展建立在对大多数劳动者剩余劳动的剥削上；从个体与族类的关系上看，这是族类牺牲多数个体以获得族类的加速度发展；从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上看，这又是人类以多数个体的全部生命活动时间耗费于生产直接物质生活资料为代价，换取族类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4)社会形态时空。在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时空具有不同的特征和表现方式。在以“物的依赖性”为主的第一阶段，决定人的活动价值的是劳动时间；在以“人的依赖性”为主的第二阶段，作为人的劳动成果凝结的商品价值则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尺度；而在“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第三阶段，自由时间将成为衡量财富的尺度。

(5)时空关系与人的自由。阶级社会中，在生产力发展不足时，人类的发展是以多数个体的时间换取社会的自由时间为代价的。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社会的发展不再以牺牲个体自由为代价。科学技术为人类带来的大量闲暇时间转化为人的活动(发展)空间，意味着不论社会还是个体的自由度都将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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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社会时空问题的新探索

在对马克思社会时空观做出阐释的同时，一些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社会时空理论做了具有深化意义的研究。

1.社会时空的特征。

社会时空具有以下重要特征：(1)主体性。社会时空是社会运动的本质规律，而社会运动的主体是人，所以社会时空可以通过人的活动达到质与量的统一。(2)主观性。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社会时空；社会时空结构作为人的活动过程的结晶，反过来又影响和制约人的活动。(3)社会历史性。社会时空由于历史阶段的不同而具有质的不同。社会时空作为一种存在只能从人的具体活动中获得它的规定性。(4)相互转换性。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的相互转化。科学技术在转换中发挥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2.人类个体发展的可能性空间。

有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时空理论分析了人类个体的发展空间，提出人类个体的发展空间实际上就是从事生产的可能性空间，而从事生产的可能性空间又取决于个体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属于他的那个独特的资源世界。所以资源占有状况的分析是人类个体发展研究及其与社会发展之关系研究的共同基础。

3.自由时间和闲暇时间。

自由时间和闲暇时间都是以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劳动时间的节约为前提的；而且自由时间的实现，也要依赖于闲暇时间里具有积极意义部分的增长。

二者的区别在于性质和构成上的不同：(1)两者质的构成和社会功能不同。闲暇指工作日之外的、以休息和消遣为主要内容的时间。消极的闲暇活动可能带来消极的社会后果。(2)闲暇与劳动处于分离状态，而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在未来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直接同一、融为一体的。(3)闲暇时间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自由时间是一个与人的自由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哲学范畴。

4.社会时空与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

历史发展在总的过程和趋势上的不可逆性是绝对的，即过去—现在—未来；但历史并非是单向决定，历史时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个依次出现的因素能够以浓缩的形式“并存”于同一社会空间中，并相互规定、相互制约。这集中体现了历史因果联系的辩证性质：原因和结果相互转化，不仅“前因”决定“后果”，后果也作为原因调节、规定着现存事物的发展方向。历史的时间在方向性上，是绝对的不可逆性和相对的可逆性的统一。每一种社会结构作为历史的暂时形态，都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统一体。

5.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时空特性。

有人从社会时空的角度研究了可持续发展，即可持续发展观一方面通过时间空间化来保证当代人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通过空间时间化来扬弃时间空间化的过程，并以新的时间空间化成果为后代人提供满足其发展的需要。可持续发展的时空结构突破了时间不可逆的局限，不仅包括从现在指向未来的取向，而且包含了从未来指向现在的过程，是两个过程的有机统一。

6.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时空观。

社会时空既然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存在形式，那么它的形式必然随着人类实践水平的提高和实践形式的深化而不断呈现新的特点。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和虚拟技术的兴起，虚拟实践已经成为人类一种全新的实践形式。虚拟实践必然引起社会时空的质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于人在数字化时代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四、数字化与马克思的社会时空观

近年来，对虚拟时空的研究成为虚拟哲学的理论热点，这也是马克思社会时空观在当代的最新发展。研究集中在以下方面：

1.虚拟实践与社会时间形态的转型。

(1)社会时间的弹性化。虚拟实践打破了机器大工业时代“时钟时间”对人们的束缚，大大增加了工作时间的灵活性和弹性，社会时间的弹性化管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2)社会时间的即时化。信息和网络技术打破了人们传统的作息节奏和习惯，人们的活动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意义上的时间障碍，社会时间具有明显“即时化”的特点。(3)社会时间的可逆化。在虚拟社会中，时间超越了传统的线性和不可逆的特征，呈现出可逆化的特征。(4)社会时间的个性化。数字化时代是“真正的个人化时代”，虚拟实践可以使人们根据需要对社会时间进行选择，社会时间更多的具有了个性化的品格。

2.虚拟空间的结构和特点。

(1)社会空间结构的新分析。自人类产生以来，空间已经分化为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随着当代虚拟实践的兴起，社会空间也二重化为传统意义上的现实社会空间——虚拟空间。有学者对社会空间的结构分析如下：

附图

还有学者提出以下关于社会空间结构的分析方法：从社会时间转化为社会空间的基本方式来看，社会空间有物化型社会空间、关系型社会空间和制度型社会空间；从社会时间转化为社会空间的特点上看，社会空间具有个体型空间与整体型空间。

(2)虚拟空间的特点。对于虚拟空间的特点，人们从不同角度给予描述和说明，可总结为以下几点：a.虚拟性。虚拟空间是通过信息、网络、传感、人机界面、vr技术等一系列技术综合形成的数字化空间，它不同于现实空间却能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受。b.非限定性或流动性。虚拟空间打破了物理空间的稳定性和固定性，使虚拟实践不再受地理疆域的限制，人们由此可以过一种“电子游牧式的生活”。c.缩微性或隐匿性。互联网使人们的各种交易时间大为缩短，从而拉近了交易距离，增加了单位时间的交易量，更多地“消灭”交易空间。d.非集中化或去中心化。虚拟空间解构了传统社会信息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虚拟社会成为一个没有等级差别的社会，个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可以获得充分的张扬。e.可共享性或非独占性。现实实践中人的空间是固定的、独占的，虚拟实践中的空间是非独占性的，一个人可以同时既在此处又在他处，占据多个空间。

曾国平、李正风等学者在《赛博空间的哲学探索》一书中，从互动建构论的立场分析了虚拟空间的特点，虚拟空间的实质在于对人类社会生活空间的延拓和塑造。它的特点在于：其一，虚拟空间是数字化流动空间，这种数字化的知识平台不仅使开放性资源共享和合作性竞争成为知识生产的机制，而且知识的网络化生产也加快了知识创新的过程。其二，虚拟空间不是信息的容器，而是主体间相互交往、共同建构的交往文化空间。这正反映了人在建构技术的同时，技术也反映了人的开放性的本质力量和人性的深度。其三，虚拟空间又是一种政治—经济体制主宰下的知识权利结构，其动力来自于以资本和知识为主导的社会权利结构对更有效的市场控制的需求。

3.信息化对时空特性的影响以及中国信息化进程的时空特点。

有学者从信息化角度研究了时空的特性，认为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推动了时间和空间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要素转化为内在因素，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信息化不仅是一种信息技术、信息资源和信息活动规则的创新和整合的过程，更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重组进程。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借助于信息产业化发展的优势向外扩张，不断扩大自己的发展空间，信息化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时空延伸”(time-spacedistension)的过程。而当代中国信息化既包含了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也包含了尽快提升工业化的水平迈向信息化，并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问题。当代中国的信息化实际上就是将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与信息化压缩到同一个时空中，信息化表现为“时空压缩”(time-spacecompression)的过程；但同时，信息化在很大程度上也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时空伸延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刘奔.时间是人类的发展空间：社会时—空初探[j].哲学研究，1991，(1).

俞吾金.马克思时空观新论[j].哲学研究，1996，(3).

楼慧心.人类个体的发展及其可能性空间[j].浙江大学学报，1996，(1).

余静.自由时间论[j].益阳师专学报，1995，(6).

江秉国.对《马克思社会时空观新论》的一点看法[j].哲学研究，1997，(1).

王锐生.唯物史观的时空观[j].人文杂志，1996，(6).

王朝增.社会时空应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3).

朱瑞忠，陈国跃.论可持续发展观的社会时空特性[j].浙江学刊，1999，(3).

[9]曾国平，李正风等.赛博空间的哲学探索[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10]张明仓.走向虚拟实践：人类存在方式的重要变革[j].东岳论丛，2003，(1).

[11]张明仓.社会时空科学技术人的自由——从马克思的视角看[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3).

[12]冯鹏志.迈向共生理想——关于网络化与人类生存方式之前景的思考[j].新视野，2000，(3).

[13]吴国璋.论人的活动与社会时空[j].江苏社会科学，1999，(4).

[14]王晓玲.浅析社会时空观念及其特征意义[j].社会科学家，2001，(11).

哲学创新论文范文篇10

现代德育思想具体体现在有关著述中。由于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在德育思想建设方面冲破了原来的“封闭”状态，出版了一批西方国家德育理论的译著和国内学者有关现代德育思想的编著，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翻译出版了当代西方德育论著作，除80年代初傅统先、陆有铨翻译出版了皮亚杰的《儿童的道德判断》(1984)外，有陈欣银、李伯黍翻译出版了班杜拉的《社会学习论》(1989)，博维利翻译出版了美国哈什的《道德教育模式》(1989)等；此外还有瞿葆奎先生主编的《教育学文集》(1989)的第二、第七卷均收入了一定数量的德育译著。我们不敢说翻译出版的这些著作一定都是符合我们所需要的现代德育思想，但我们首先要了解国外的德育思想成就和理论成果，然后才谈得上对其进行分析。第二，许多学者出版了介绍西方德育思想理论的著作，如冯增俊的《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1993)，魏贤超的《现代德育原理》(1993)、《现代德育理论与实践》(1994)、《道德心理学与道德教育学》(1995)，戚万学的《冲击与整合——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理论》(1995)，袁桂林的《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1995)，詹万生主编的《中国德育全书》(1996)中也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第三，国内学者还编著了一定数量的有关现代德育论的著作和教材，如朱小蔓著《情感教育论纲》(1993)，张志勇著《情感教育论》(1993)，戚万学著《活动道德教育论》(1994)，鲁洁、王逢贤主编的《德育新论》(1994)，班华主编的《心育论》(1994)，詹万生著《德育新论》(1996)，班华主编的《现代德育论》(1996)，戚万学、杜时忠编著的《现代德育论》(1997)等。这些编著是近五年来的成果。

二、现代德育思想的精髓

我对德育思想现代化或现代德育思想的理解，在《现代德育论》“绪论”和拙文《世界之交论德育现代化建设》中已有阐述。我的基本思想，是考虑到现时代的社会发展、人的发展，强调了“以促进受教育者思想道德现代化为中心”。但未拓宽到生态空间考虑，这是一个不小的缺陷。现代德育不能仅从时间意义上理解，主要应从现时代性质方面理解。“促进人的德性现代化”，这是对现代德育最简捷的表述，也是关于现代德育的核心思想。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即把人作为道德主体培养，促进人的德性发展。这是现代德育的本质规定，是区别于传统德育的根本标志，以致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德育是主体性、发展性德育，即主体—发展性德育。柯尔伯格继承了杜威发展性道德教育思想，提出“认知—发展性德育”。相对于无视儿童自己思维方式的传统德育而言，柯氏强调“认知—发展性”把儿童看作“道德哲学家”是德育观上的飞跃。但忽视了道德情感与道德行为问题，“认知—发展性”的表述是有局限性的。“主体—发展性”德育培养现代道德主体，发展的内容包括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行为。“主体—发展性”可以看作是现代德育的精髓，其理由是：1、体现了现代德育目标要求，即培养21世纪道德主体，促使其德性的现代化发展；2、体现了现代德育的个体发展功能，亦即现代德育的本体功能；3、体现了现代德育的内在价值，即现代德育满足受教育者的需要：发展自己德性，使道德人格得到提升。可以说，“主体—发展性”集中地表现了现代德育与传统德育的区别。

三、关于现代德育性质与功能的探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对现代德育性质与功能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德育是“阶级斗争工具”转向德育是促进人的德性现代化的教育，把人的德性发展作为德育的根本。王逢贤教授对德育本质属性、德育实体性及德育地位等作了系统论述。德育本质是德育理论的最高问题，多年来的一种观点即对德育本质的认识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即德育与社会的关系，德育与人的关系。然而随着生态伦理学的产生，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对德育应在社会、人、自然这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上认识。现代德育性质是德育本质在现时代的具体展现。在认识德育与社会与人的发展关系方面，我以为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把德育、社会、人作为三位一体的对象进行综合考察，即始终联系社会与人的发展认识德育，而不是脱离社会与人孤立地就德育论德育。二是动态地即在德育、社会、人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分析三者关系，阐明德育现代化问题。用系统整体的思维对德育发生、发展，德育现代化作综合的动态的考察，其方法是可取的，但我们没有把自然生态作为整体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这是一个较大的局限。1994年德育专业委员会的年会上，易连云提交了关于德育生态环境的论文，似乎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在人、社会、自然广阔的背景上思考德育问题，才是更好地体现现代德育思想的。

现代德育功能的探讨，弥补了把德育只看作因变量的局限。关于德育功能，鲁洁教授发表了系列论文，对其作了全面、系统的探讨，拓宽了人们对德育功能的视野。虽然有的学者有不同看法，但是可以促进人们作更深入的探讨，求得更符合科学的认识。

我们把现代德育社会功能概括为：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这是与传统德育社会功能本质上的区别，同时也指出现代德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具有先进性、超前性特点。

结合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全球化、信息化趋势和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人们对现代德育功能的认识又大大前进了一步，拓宽了思路，扩大了认识空间。“今天有识之士都认为世界是一个命运相联系的共同体。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各处困扰人类的重大问题具有整体性和全球性”。例如德育的政治功能，当前各国各民族之间既有竞争，也表现出各国、各民族的相互合作与相互尊重。应立足于全球来认识现代德育功能问题，为了全球的、全人类的利益，必须超越国界，超越民族、文化、宗教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为人类共同的长远的利益，也为本国、本民族的自身利益，同舟共济，通力合作。所以，现代德育政治功能主要在于促进社会公正、和谐，维护国际和平、合作、团结。

基于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现代德育经济功能的思想也有显著的发展。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体制改革和整个社会现代化实践，使德育的经济功能显得更为突出。而可持续性发展思想也为其提供理论依据。1、德育的经济功能在内容上不是片面地强调促进经济增长，而是要以保护生态平衡为前提的增长，也就是在科学理性的支配下的增长；2、为了可持续性发展，德育的经济功能促使人们认识和处理好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公平与效益关系；3、德育的经济功能还表现在以新的资源观、发展观，代替原有的资源观、发展观；4、培养经济道德，坚持勤俭建国方针；5、为迎接知识经济到来，教育包括德育尤其应注重创新性素质的培育，知识经济需要现代科技支撑，也需要现代德育支撑。

可持续性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人们由对经济功能的认识扩展到对德育生态功能的认识。当然德育生态功能的实践依据是生态环境的现实，主要理论依据是生态伦理学。生态伦理学奠基人莱奥波尔德认为人的道德观念是按三步发展的：人——人关系的道德，人——社会关系的道德，人——自然关系的道德。生态伦理学扩大了伦理的对象范围，扩大了德育的范围，从而也扩大了德育功能的范围。40年代莱奥波尔出版了《大地伦理学》一书以来，生态伦理思想得到迅速发展，90年代初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参与编制的《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一书，提出了“新的可持续生存的道德”，认为“可持续生存道德”是“可持续的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可持续社会发展的道德要求。德育的生态功能就在于要为可持续发展服务。正是由于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国内学者们也纷纷提出关心环境的教育或生态德育的命题。1996年全国德育年会上刘惊铎、王磊提交了《生态德育：世纪之交德育改革的价值取向》论文。

四、关于德育过程思想的进展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80年代，对德育过程的思考和研究很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时，已作了系统的回顾。由于学者们对过程研究的重视，使有关理论更加系统化、更加深化。关于德育过程的本质，德育过程与品德形成过程、德育过程的影响与环境影响，德育过程与各育过程，德育过程的结构，德育过程各阶段及运行等等，都作了较前更为深入的探讨。关于德育过程的规律与特点，更有很多人作过探讨。但作为德育过程区别于其他各育过程固有的特点，似研究的不够。笔者提出过两方面的区别，一是教育目标上的区别；二是德育与其他各育所依据的规律方面的区别（详见鲁洁、王逢贤主编的《德育新论》第八章）。

德育过程在历史上就是存在着的，我们要探讨的是现代德育过程；然而作为客观的德育过程，现代的与历史上的应当是有一致性的，其客观规律应当有其共同性。探讨所谓现代德育过程，实际上是探讨德育过程在现时代的表现形态或现代性特质。基于这一认识，我认为，现代德育过程思想，在德育的现代性特征中有两点是能鲜明体现现代思想的，一是现代德育过程结构要素在德育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有变化。教育者、受教育者是德育过程中两个基本要素。在传统的德育思想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是对立的，教育者居高临下，以专制的、强迫的办法，对受教育者“灌输”现成的道德；受教育总是处于被动的、服从的地位和消极的状态。现代德育过程的思想，强调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民主、平等、和谐、合作的教育关系，在教育者的指导、引导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参与德育过程，相互教育与自我教育，双向影响，相互砥砺，共同进步。因此，德育过程是教育者受教育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教学相长，品德共进的过程。二是现代德育的开放性，现代德育过程是与外部环境相互开放、双向互动的过程。这里的所谓外部环境包括社区环境、社会环境以致国际环境；当然，以德育生态环境的思想为指导，还应当包括自然环境。

五、德育目标与德育内容的现代化

现代德育是促进受教育者德性现代化，这就把德育目标定位在培养具有现代思想道德素质的主体。这是社会现代化对人的要求，也是人自身发展的要求，是适应现代社会与经济发展全球化、信息化的要求。社会本位、个人本位的发展观已转向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的统一。依据三维思想品德结构的设想，1987年前已把道德心理品质和品德能力作为德育目标组成部分。在社会转型期尤需对学生心理品质和品德能力的培养予以充分的重视。德育目标是德育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的精神追求，是德育活动的内在动因，是直接制约德育内容、课程、方法形式以致整个德育的首要因素。德育的现代性集中体现在德育目标上，对德育目标的理解将影响着对德育内容、课程、方法、管理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解。因此，对德育的探讨极为重要。当前“可持续性发展”、“全球本位理论”是认识确立现代德育目标、德育内容的重要理论依据。人、社会、自然的统一和谐发展是人类社会宏观文化结构的基础，德育目标要体现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伦理要求。对未来道德主体的素质要求，在道德与心理素质方面，不仅要具有我们通常要求的一般的道德品质，而且要有科学道德、生态道德、经济道德、信息道德等方面的素质。心理素质应更具现代性，在心理和道德上更重责任感、义务感、自信心、效率感、创新性、合作与竞争等。人类社会不断前进，思想道德不断发展。70年代国外便有学者提出了一系列上升的价值观和衰落的价值观。按e·拉兹洛所述，人们已对19种主流价值观念和信念提出质疑，而有10条新兴起的社会观念；同时人们还面临着政治上绿色趋势等等问题。所有这些都向未来的道德主体提出了终身德育的要求。

德育内容是为实现德育目标服务的，是体现德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s·拉赛克和g·维迪努对现代教育内容的源泉作了系统阐述，其中包括：人口增长，经济变化，社会政治变革，文化变革与科技进步，世界性问题，教育系统内部动因等。这对我们研究、制定德育内容同样具有参照的价值。袁正光教授关于经济、社会、科技变化所作的概括，更能看出制约现代德育内容的因素：经济，正在发生新的革命，从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社会，正在发生新的转型，工业社会转向知识社会；科技，正在出现新的突破，走向数字化信息时代。

基于现代德育目标要求的提高以及其制约因素，现代德育内容正在拓宽，形成一系列崭新的极富时代特色的德育内容。

1、科学价值观和科学道德教育；

2、生态伦理教育或环境道德教育；

3、经济教育，含经济伦理教育，其中主要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教育；

4、信息道德教育；

5、现代人的（道德）心理素质教育。

此外，还应进行国际理解教育、人口问题中的道德教育等。

六、德育方法的改革

德育方法和德育手段的现代化进展迅速。

（一）基于对德性发展的要求，高度重视受教育者自主性。在教育与自我教育中，着重自我教育。当然，自我教育不仅仅是方法问题，它首先是一种德育思想和德育要求，也是一种德育型式，也是德育的原则和方法。在中学和小学关于主体性德育的课题研究，改变了忽视自我教育，高度重视受教育者的参与，体现了主体性德育精神。主体性德育当然不仅仅是方法问题。国内学者研究自我意识、自我教育的很多，例如韩进之等“中国儿童青少年自我意识发展与教育”的研究(1983—1987);刘守旗“自我教育及其能力培养”的研究(1990);刘秋梅“培养小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实验研究”(1991)等。近年来提出的“自我教育力”或“自我教育力量”的概念，包括自我教育的意愿、要求，自我教育的方法、能力，自我教育的习惯等。

但不是任何一类“自我教育”都是完全符合“主体性”要求的。只有在主体—发展性思想指导下的自我教育，即把德育当作主体人格的提升，当作主体德性发展的过程，才是符合现代德育要求的。因此，自我教育有两类情况：一是姑且称其为“约束性自我教育”，即把自我教育主要看作自我检讨，自我批评，自我反省之类的自我贬损、自我压抑的过程；总是把自己当作教育、改造的对象。这是很难形成自尊、自信、积极向上的主体人格的，很难发展其积极的个性道德品质。另一种，我们姑且称之为“发展性自我教育”。这种自我教育着眼培养主体精神，发展积极的个性品质，不是片面地、单纯地检讨自我，约束自我，而是追求道德理想人格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因而能够悦纳自己，充满自尊、自信、积极进取的精神。

（二）对“灌输”问题人们已有共识。当然“灌输”也是一种“德育”型式，不仅是“方法”问题，包括德育（目标）意图、方法、内容、效果等方面。德育实践已经向人们展示：人的德性的生成、发展、成熟，不是靠“灌输”，它不是外界“授予”的，而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主体自身建构的。因此重在主体自己的积极活动，包括外部的物质性实践活动和内部的观念性活动，着重依赖于主体的践行、体验、体悟。魏贤超的关于主体参与大德育思想，建立青少年义务社会服务制度的思想，戚万学的活动道德教育论等，都是从根本上改革德育方法的指导性理论。

（三）关于品德测评方面，国内学者作了大量研究，尤其是胡卫和肖鸣政进行了多年的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果。

（四）关注现代德育手段的效应。

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用之于德育，有其优越性，但它毕竟是“手段”。不论何种道德价值观都可借助于这些工具进行传播。所传播的内容有健康的也有不健康的，因此它可能产生积极的效应，也可能产生消极的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负效应。1996年的全国德育年会上郭娅玲提交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德育功能问题的论文；麦志强提交了现代文化传播技术与青少年思想道德发展的论文。

七、关于德育课程论的重要进展

在以往的教育学论著、教材中，包括在德育原理的著述中，几乎未见“德育课程”这一术语，较多见到的是“德育内容”、“德育途径”、“德育组织形式”这类提法。近几年来使用“德育课程”这个术语的频率日益提高。“德育课程”问题的研究也被列入了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的研究课题之中。近20年中，我未见专门论述“德育课程”的专著。我第一次见到系统阐发德育课程理论的著作是1994年出版的魏贤超的《现代德育理论与实践》一书中的几章。1995年魏贤超又在《教育研究》第10期发表了《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初探》一文，再次阐明了他对大德育课程体系的见解，以全息论、系统论、现代课程论为指导，他提出了建立由两类正规的显性的课程与四类非正规的、隐性的课程组成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的构想。这一德育课程理论体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在德育课程理论建设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使我们的德育学科体系更加完备。此后，在笔者主编的《现代德育论》中，设专章论述了现代德育课程，强调德育课程的本质特征是育德性，提出区分“德育课程”和“关于德育课程”的问题。戚万学、杜时忠编著的《现代德育论》一书中，更以较大篇幅系统论述了现代德育课程思想，其中介绍了许多国外德育课程思想理论，更开阔了我们对德育课程的视野。

德育思想现代化的范围很广，涉及问题很多，以上是就个人学习中提出的几点看法，因篇幅有限，有许多重要的思想成果没有阐述。本文所涉及的仅是有限的几个方面。

注：

[1]见《现代教育论丛》1997年第1期，或朱永新主编《中国教育家展望21世纪》，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柯尔伯格著，魏贤超译：《道德发展与道德教育》，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德育》，人教社1989年版。

[3]鲁洁、王逢贤主编：《德育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4]班华主编：《现代德育论》，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