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总结心得体会十篇-9游会真人第一品牌

旅游总结心得体会篇1

2011年，是我市旅游产业发展取得喜人成绩的一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关心支持下，桂林全市和旅游行业深入实施“旅游兴市”战略举措，按照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要求，坚持改革创新发展和向上争取政策两手抓，突出抓好现有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和全面启动了世界旅游城等旅游项目建设；各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对口向上争取支持，及时跟进总体方案报批工作；坚持老城区旅游改革提升和桂林世界旅游城创新发展两条路径，着力推动体制机制改革，持续增强旅游业发展动力和综合竞争力；着力推进实施旅游项目建设，不断夯实旅游业发展基础；着力促进旅游业与文化、商贸、工农业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着力提升旅游业发展质量和效益，推进林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2011年，全市接待游客总人数2788.17万人次，同比增长24.12%，其中入境游客164.39万人次，同比增长10.61%，占全区比重为54.29%；全市旅游总收入首次突破200亿元，达218.34亿元，同比增长29.74%，其中入境旅游收入40.13亿元，同比增长17.6%，占全区比重58.72%，旅游业质量效益明显提升。我市获得“2011中国特色休闲城市--最美休闲城市”、“最中国文化名城”等荣誉。市旅游局荣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旅游局联合颁发的“全国旅游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下面，我就2011年桂林旅游发展主要情况报告如下：

一、积极争取国家政策，加快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进程

试验区建设获得国家和自治区层面大力支持。国家旅游局领导对我市建设旅游试验区提出重要指导意见。自治区成立了以马飚主席为组长的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以高雄副主席为组长的桂林世界旅游城规划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推进各项有关工作。

试验区总体方案批复已经列入国家发改委议事日程。刘君书记、李志刚市长亲自带队，积极向自治区政府领导及自治区相关厅局争取支持。《试验区总体方案》经自治区主要领导审定并上报国务院，通过努力，上报文件由国办批转国家发改委。国家发改委将组织国务院有关部委研究以《试验区建设规划纲要》的方式给予批复。

我市列入“国家旅游产业用地管理改革试点城市”。国土局向国土资源部成功申报“国家旅游产业用地管理改革试点城市”。

二、桂林世界旅游城建设拉开序幕，试验区明确重要载体和突破口

2011年5月27日，自治区马飚主席亲自在桂林召开现场办公会，确定建设桂林世界旅游城的重要决策，明确桂林世界旅游城作为试验区建设的重要载体和突破口。2011年10月25日，桂林世界旅游城揭幕仪式隆重举行，自治区郭声琨书记、马飚主席亲自为世界旅游城揭幕。《桂林世界旅游城概念规划》通过自治区批准并加紧实施，相关配套专项规划编制完善中。一批重大项目开竣工，基础设施建设全面铺开，掀起了桂林世界旅游城建设新高潮。

三、积极推动旅游项目建设，强力推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围绕4条旅游发展轴带，打造“三大特色旅游产品、三大水陆游线、七大旅游品牌”，强力推进项目建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为旅游试验区全面夯实基础。

旅游项目建设提升旅游效益。“两江四湖”二期工程等一批项目建设加快实施。桂林万福休闲度假区等一批旅游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集中开工，资源天门山景区、神龙水世界景区竣工并试运营。加快完善旅游项目库建设。向自治区和国家发改委申报重大旅游项目7个。上报旅游配套资金项目53个。景区发展更趋多样化，产品结构不断丰富完善。香格里拉大酒店等一批高端酒店形成优良品牌并获得良好社会经济效益。

旅游项目建设助推县（区）旅游发展。各县（区）充分把握旅游试验区建设契机，把发展旅游业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头等大事来抓。阳朔县围绕“创标”工作重点加强了旅游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与改善；临桂飞虎队遗址公园、灵川桂林东部凤凰城、兴安乐满地高尔夫d场、全州湘山寺、灌阳千家洞风景区、资源八角寨、永福金钟山景区、荔浦银子岩二期、平乐漓江小镇、龙胜温泉改造、恭城县山寨-水寨等项目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秀峰区成功举办首届三月三民族歌圩节，叠彩区正在推进“三大板块”建设，七星区正在规划建设桂林市体育旅游休闲中心，象山区力促万福度假村建设，雁山区大力推进愚自乐园二期建设；旅游发展总公司加快了漓江东岸景区建设步伐，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成功打造动感丹霞・桂北休闲旅游新地标产品。县区旅游吸引力不断提升。2011年，阳朔、龙胜、兴安、荔浦接待入境旅游者分别同比增长16.16%、15.33%、13.64%和13.70%，永福、平乐等其他县增幅明显。

四、多渠道开展旅游营销，旅游质量效益稳步提升

旅游总收入增幅持续数年超过接待游客总人数增幅，2011年全市旅游总收入相当于全市gdp的16.34%，旅游质量效益凸显。

营销手段丰富创新。境外市场方面，积极组团开展境外针对性促销。参加德国柏林国际旅游交易会等国际旅游展会10个。加强台湾市场直接促销和新马市场自主促销，复苏日本、韩国市场，紧密与印度、俄罗斯旅行商的联系，积极利用媒体资源和航线开通开展宣传促销。国内市场方面，继续开展“旅游大篷车”促销。参加中国国内旅游交易会等国内旅游展会近20个。通过举办“桂林城市名片征集活动”和网上开通“桂林旅游局”官方微博宣传桂林旅游。加强了“南方旅游城市合作体”等区域旅游合作。组织了一批旅游专列来到桂林。

入境市场结构更趋完善。境外客源结构进一步优化，外国人份额突破百万达103.72万人次，占入境旅游者比重63.09%。南美洲、印度、中东、俄罗斯等市场增幅较大。马来西亚入境游客达17.02万人次，增长31.45%，位居我市入境客源国首位，国家旅游局领导高度肯定我市马来西亚穆斯林市场开发经验。

国内市场效益稳步提升。全市各旅行社共接待游客总人数365.84万人次，占全市总量13.12%。出游方式日益多元化，自驾游、自助游、会奖旅游、婚庆旅游等新兴旅游形式不断丰富，旅游新业态成为居民消费热点。全市举办各类会议5000多个。各县区积极举办具有本地特色节事节庆活动，对当地经济效益的综合拉动作用明显提高。

五、精心打造节会品牌，“中国桂林国际”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第五届国际旅游论坛圆满举办。来自美、英、法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专家出席第五届世界旅游组织/亚太旅游协会旅游趋势与展望国际论坛。世界旅游组织执行主任弗雷德里克・皮耶莱、国家旅游局杜一力副局长出席会议并对论坛作出高度评价。

第三届桂林国际山水文化旅游节锦上添花。本届山水节与“国际论坛”同期举行，300多位嘉宾参加活动，70多家媒体全面宣传报道，在各类媒体发表信息3万多条。桂林国际山水文化旅游节被评为中国“十大旅游类节庆”。

第二届桂林国际旅游博览会亮点突出。郭声琨书记、高雄副主席等自治区领导和国家旅游局、中国贸促会等有关领导亲自出席开幕式。共吸引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的旅游业界人士，专业参展商超过800家。桂林国际旅游博览会被评为“2011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品牌展会50强”。

六、丰富提升旅游产品质量，切实增强产业发展动力

旅游标准化建设取得成效。根据国家旅游局全面推进旅游标准化试点工作要求，加强对这两个试点单位进行精心指导，经过一年的努力，阳朔县和桂林乐满地旅游标准化整体水平全面提高，荣获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单位称号。《阳朔民居旅馆服务质量要求与等级划分》已由自治区质监局实施。全市新增五星级饭店1家，4a级景区2家，22家旅行社获得星级。

乡村旅游和特色旅游小城镇发展势头良好。阳朔县兴坪镇、恭城县红岩村荣获第二批“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村”。兴安忘忧谷、永福银洞村横石屯等4家单位评定为广西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市新增二星级以上农家乐35家，其中阳朔奥德克培训中心成为全区唯一一家五星级农家乐。八路军办事处被评为全国红色旅游先进单位。

七、不断规范旅游行业管理，进一步优化旅游发展环境

漓江景区整改强力推进。国家旅游局、自治区高度重视强力推进漓江景区整改工作，国家旅游局有关领导多次听取汇报并提出整改要求，自治区高雄副主席作出重要指示，自治区旅游局陈建军局长亲自率队到桂林指导漓江景区整改工作。刘君书记、李志刚市长亲自部署，并两次作出重要批示。市委、市政府成立了由交通局、旅游局、漓管局等26家责任单位组成的漓江5a级景区整改工作领导小组。李志刚市长亲自到一线检查指导。陈丽华副市长、周卫副市长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并明察暗访。有关县区及市各相关职能部门通力配合。目前，整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进入关键的攻坚阶段。

旅游市场整治成效显著。市政府召开了全市专项治理“零负团费”工作会议，市公安、交通、旅游等10个职能部门联手开展整顿和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行动。建立了旅游信息舆情报告制度，全年及时处置网络舆情16起。深入推进实施新条例。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游客满意率保持在97.7%以上，旅游投诉同比下降21%。中国旅游研究院在全国50个重点旅游城市游客满意度抽样调查中，我市2011年第四季度排名全国第2位，全年排名第7位。

旅游市场秩序良好。多次开展全市旅游系统安全生产大检查和专项检查。举办多期旅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培训班及安全员执证上岗培训班。黄金周、小长假等节假日平稳度过，全市旅游市场平稳有序。

八、加强旅游人才队伍建设，提高行业人员素质

业务培训和普法教育深入开展。举办旅游质量标准、统计、旅游安全、普法、职业道德农家乐等各类培训班98期。参加培训人员涵盖旅游企业负责人、中层业务骨干、导游等一线从业人员。我市三次的导游员刘萌刚被评为“2011年中国旅游十大风采人物”。

旅游总结心得体会篇2

[关键词]社会网络分析；旅游规划决策；利益相关者；潮州古城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6）12-0076-09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6.12.014

引言

mitchell曾提出，“社会网络是连结一系列人、事物或事件的特定类型的关系”，这一系列人、事物或事件称为“能动者”（agent）或“节点”（node），能动者之间的各种关系称为“联结”（tie），这种“联结”往往会对规划决策产生重大影响[1]。旅游规划决策是一项涉及众多相关群体的规划决策，它本质上是各利益相关者通过利益协商与权力博弈后形成解决旅游发展问题共识的动态过程。在该过程中，以各利益相关者群体为节点，以因交换信息、解决矛盾、协调目标和共享资源等而建立的各种正式或非正式关系为联结，共同交织成了一个多重、复杂的社会网络――旅游规划决策网络。该网络具有怎样的关系结构以及联系的紧密程度等，密切关系着规划决策的方向。本文研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以潮州古城为例，剖析其在旅游规划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结构，探究这种社会结构对旅游规划决策过程的影响情况。

社会网络分析法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社会学研究，它着重从关系结构、社会网络等来揭示社会现象的本质，现已发展成为一项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并被应用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研究中。然而，在旅游研究中，社会网络分析法的应用却较晚，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有西方将此方法应用于旅游资源管理研究，随后的相关研究领域有所拓宽，但主要集中在旅游目的地结构、旅游政策网络、旅游企业成长和知识管理 等[2]。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旅游决策由集权式的官僚方式向多元利益相关者共同合作与决策的方向转变，各利益相关群体围绕旅游决策 形成的关系网络也逐渐引起西方学者的研究兴 趣[3-4]。pforr分析了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旅游规划的交流网络，认为利益相关者由于在旅游政策网络中所处位置不同，对决策结果的影响力会有所差异，其中，政府机构和地方旅游协会是规划的核心行动者，可以左右决策的最终结果[5]。scott等对比传统旅游决策和网络化旅游决策方法，得出后者比前者更民主、更透明以及更具参与性的结论[6]。但网络化旅游决策是把双刃剑，基于共同目标的共识有助于信息共享，但参与者拒绝接受他人观点时会削弱网络效力[7]。此外，部分参与者仅代表自身的利 益[8]，但他们的利益未必与当地旅游发展方向相一致，这就可能导致旅游决策的偏差。最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往往需要正式政策的跟进才能顺利开展，即网络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政府参与[9]。总体上，国外相关研究倾向于用网络分析对决策结果进行回顾性描述和解释，对于在旅游决策中具有特殊地位的政府如何进行授权，网络决策合法化、网络的发展变化等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探索。

随着社会网络分析法逐渐成为国外旅游研究的热点之一，我国学者也开始运用该方法对我国的一些旅游现象展开分析，主要集中在旅游线路[10-11]或旅游流网络结构[12-14]、旅游空间结构[15-16]、旅游空间经济关系[17-19]、旅游网站[20]等领域，这些研究着重于对宏观的、显性的地理空间结构展开研究，而对于旅游发展中涉及的人及其社会关系的研究却极少。当前，伴随旅游快速发展而爆发出来的各种问题，很多是由于没有处理好利益相关者而引发的。王素洁[21]已开始关注目的地利益相关者和旅游规划决策，但总体上，现阶段学者们尚未从社会网络视角给予旅游规划决策足够的关注。旅游发展涉及许多不同利益相关者，随着人们权力意识和参与意识的增强，以往的集权式旅游决策也将向多元利益者合作的方向发展变化。旅游规划决策中，不同利益相关者会左右决策的制定与落实，同时这些利益相关者并非孤立的，他们会就旅游发展进行相关的合作或博弈。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已在我国实践尝试，但对这些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复杂社会网络的研究却相对滞后。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以潮州古城旅游规划决策为案例研究，期望探索决策网络在规划决策中的影响，并为其他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参考。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方法

1.1.1 社会网络分析法

社会网络分析法是一种跨学科的，对社会关系进行分析的一套规范和方法，主要目的是探查和分析行动者之间的社会纽带模式[22]。它以数学中的社群图法和矩阵代数方法，分析社会网络中的点和关系，其中，点代表行动者，关系即是行动者之间的联系。本文关注的是旅游规划决策中的利益相关者网络，其中，各利益相关者是点，他们之间就旅游规划决策所建立的正式工作联系为研究的重点关系。

根据网络类型，社会网络分析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个体网、局域网和整体网。个体网是由一个核心个体和与之直接相连的其他个体构成的网络，旨在研究个体网诸多结构性质，以及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的关系。局域网由个体网加上与个体网络成员有关联的其他点构成，局域网的边界和相关研究由研究的具体问题来确定。整体网是由一个群体内部所有成员及其间的关系构成的网络，旨在分析整个网络的关系结构[1]。本文尝试揭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结构，从而对旅游规划决策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解释，因此本研究采用整体网的研究范式，对旅游规划决策的利益相关者关系网络展开分析。

1.1.2 指标选择

整体网的社会网络分析将行动者集合为一个整体，对这个整体的构成、关系模式展开研究。在本研究中，选取网络中心性、网络结构洞、网络密度作为测量指标。

网络中心性（entrality），指的是某个个体或者组织在社会网络中相对于其他行为者而言，所处的地位，或者说其通过网络结构所获得的权力，常被用来考察行动者取得或控制资源可能性的结构属性。本研究选用的具体测量指标是点的中间中心度（betweenness centrality），测量的是个体对资源控制的程度。

网络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是由社会学家 burt用来表示非冗余的联系，他认为“非冗余的联系人被结构洞所连接，一个结构洞是两个行动者之间的非冗余联系”，也就是说，结构洞能够为其占据者提供获取“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的机会，从而获得竞争优势[23]。结构洞的主要考虑指标有：（1）有效规模（effective size），即一个行动者的个体网规模减去网络冗余度；（2）效率（efficiency），即一个行动者的有效规模与实际规模之比；（3）限制性（constraint），即一个人在自己的网络中拥有运用结构洞的能力；（4）等级度（hierarchy），即限制性在多大程度上集中在一个行动者身上。

网络密度（network density），包括整体网密度和整体网中的“个体网密度”。整体网密度等于网络中“实际存在的关系总数”除以“理论上可能存在的最多关系总数”。实际的关系数量越接近于网络中的所有可能关系的总量，网络的整体密度就越大，网络中所有成员的关系越紧密，该网络对其中行动者的态度、行为等产生的影响越大。整体网密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d=2lg（g-1）] （1）

式（1）中，d为密度，l表示网络中线的数目，g 为网络中节点的数量。

整体网中的“个体网密度”计算方式与整体网密度类似，是某一个行动者的“实际存在的关系总数”除以“理论上可能存在的最多关系总数”。

1.1.3 案例地选择

潮州古城位于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一直是粤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独特的潮州文化、潮州建筑、民间工艺和民俗构成了潮州古城独特的旅游吸引力。21世纪以来，潮州古城通过修复广济桥、牌坊街，大力发展旅游业，已形成一定的旅游规模，是粤东旅游的重要旅游目的地。潮州古城集聚了潮州最优秀的旅游资源，其旅游发展一直被当作城市旅游发展的重中之重来考虑。然而，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潮州古城在全国的知名度仍然不高，旅游发展的层次和带来的收入十分有限。调研发现，潮州古城虽然有十分优秀的旅游资源，但由于旅游规划决策中存在复杂的社会关系，许多良好的规划都不能得到落实。旅游发展需要政府、社会、市场的有效协调，但在潮州，不仅政府、社会和市场三者之间存在博弈和矛盾，即使政府内部、古城范围内不同街道之间也存在互相抢夺资源的情况，这归根结底是没有充分考虑和协调好各方利益群体，这也是很多社区类型旅游地遇到的问题和困境，潮州古城是该类型代表。

1.1.4 数据收集

（1）总体目标

根据对潮州古城的实地调查发现，潮州古城旅游规划决策中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当地社区、政府机构、旅游企业、旅游者、压力集团1、自然或人文旅游资源，共6类。由于自然或人文旅游资源不具备主观能动性，因此可排除在外。另外，虽然旅游者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但在我国的现实中，几乎没有旅游者参与旅游规划决策的情况，且旅游者的出现要滞后于旅游规划，所以在规划决策阶段无法获得旅游者的真实意见，所以本研究也将其排除在外。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旅游者不能参与决策，但旅游企业出于招徕旅游者的目的，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旅游者的利益代言人。因此，本研究关注的利益相关者可以分为当地社区、旅游企业、政府机构和压力集团四大类。

社会网络分析法着重对社会关系展开分析，无法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展开调研。本研究借鉴其他学者在进行社会网络分析时主要采用的抽样方法――参与法2和滚雪球法。首先，本研究通过查阅《潮州古城控制性详细规划》《潮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潮州市各级政府有关工作报告，运用参与法确定潮州古城旅游发展规划决策的部分核心行动者。其次，运用滚雪球法邀请核心行动者推荐与他们日常工作关系密切或他们认为对旅游规划决策非常重要且有影响力的其他利益相关者。随后访谈被推荐者，并请他们进一步推荐，不断重复这一过程，直到没有新的被推荐者。最后确定的利益相关者群体构成了潮州古城旅游规划决策网络。最终的调查结果显示，潮州古城旅游规划决策网络的目标总体包括了4个大类20个子类的利益相关者（表1）。

（2）样本选择

理想的整体网资料收集是进行总体调查，但潮州古城旅游规划决策网络中部分利益相关群体的总体规模过大，难以进行总体调查，且个体间同质化非常明显，亦无须分别进行调查，因而采取从总体中抽取代表性的个案样本的方式，如小商户、社区居民等；对于规模较小的，且个体间存在较大差异的群体，则采用总体调查。本研究选取样本的原则是，当一类利益相关者总体规模小于30时，采取总体调查；当规模大于30时，采用便利抽样。实际调查中，旅游产品经营商户、餐馆或餐饮店、非旅游类经营商户和潮州古城居民采用随机抽样调查，其他相关利益群体采用总体调查（表1）。

（3）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展开调查，主要用于收集利益相关者相互之间的关系数据，及其自身的属性数据，包括三类结构性问题：第一类问题调查潮州古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结构，构建利益相关者网络结构图，得出有关网络指标，通过询问被访问者“在过去一年里，您或您所在的单位在潮州古城旅游开发中，与哪些组织有合作行为或共同成员？”得出关系结构。第二类问题询问被访问者认可的潮州古城旅游规划决策利益相关者。第三类问题调查规划决策网络中各类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力1。

问卷调查从2015年3月开始至7月结束，历时5个月，主要通过直接拜访被访问者，发放纸质问卷并进行现场回收的方式收集，同时通过面对面访谈、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调查。在对有关组织进行调查时，本研究在该组织的核心领导层或居于领导职位的成员展开，并提醒他们填写问卷时要基于组织视角而非个人视角。

2 研究结果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263份，回收问卷225份，回收率为85.6%，剔除填写不完整或答案前后矛盾的无效问卷30份，有效问卷195份，有效率为86.7%。目前，分析整体网络关系数据最常用的软件有ucinet，本研究运用ucinet6.0对潮州古城旅游规划决策中的利益相关者网络结构进行分析。

2.1 关系矩阵及关系结构

社会网络研究要求将属性数据转化为关系数据，基于收集的数据本研究构建规模为“20×20”的“行动者-行动者”关系矩阵，该矩阵为“0”“1”二值矩阵。需要强调的是，在样本中，酒店或客栈、旅游产品经营商户、餐馆或餐饮点、旅游景区、旅行社、居委会、街道办、非旅游类经营商户、潮州古城居民这9类利益相关者中只要有一位受访者表示与其他利益相关者有联系，在关系矩阵中就可以表示为两类利益相关者有联系，但本研究并非针对某一具体个人的特殊选择，而是在大样本调查中，寻找整体的共性和规律性，因此，对这9类利益相关者进行了二值化处理，通过对这9类利益相关者关系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取标准化后数值的中位数作为临界值，对大于或等于临界值的数值取“1”，小于临界值的数值取“0”，据此得到本研究网络分析的关系数据（表2）。

运用ucinet6.0画出潮州古城利益相关者网络拓扑图，通过拓扑图直观体现各子类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为使4大类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在图中直观体现，本研究用同一类型符号对同一大类的利益相关者进行标示（图1）。

2.2 网络中心性

潮州古城旅游规划决策中，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模式特点：整个利益相关者网络的标准化中间中心势是0.181，这说明这个网络向某一点集中的趋势较小，不存在一个绝对强势群体在主导旅游规划决策；相关专家或旅游研究机构的点中间中心度最高，这说明具备专业知识的专家团队对旅游发展的影响十分重大，拥有资源的旅游发展公司、管委会、房管局、文物旅游局的中间中心度也较高，对旅游规划决策有重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街道办虽然不掌握旅游资源，却是古城居民、居委会与核心利益相关者的重要“中介”，对社区参与旅游有着重大影响，因而其中间中心度也比较高；旅游类和非旅游类商户、酒店或客栈、餐馆或餐饮点、古城居民、居委会处于外层，中间中心度小，这些利益群体大多个体规模小，相互之间也没有形成紧密联系，因而没能形成有影响力的组织，对决策的影响小；最后，处于中间层的是旅游景区、旅行社、规划局、区旅游局，以及工艺美术协会，其中，景区和旅行社掌握一定旅游资源，规划局、区旅游局拥有一定的政治权力，工艺美术协会拥有较高的社会影响力，这些利益群体中间中心度居中，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古城的旅游规划决策产生影响（表3）。

2.3 网络结构洞

潮州古城旅游规划决策中，利益相关者网络总体上有着较好的沟通和联系，四大类群体间没有出现明显的结构洞，但在当地社区这一大类利益相关者的子类之间却存在结构洞，尤其古城居民和非旅游类商户这两类利益相关者几乎不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产生联系。此外，他们在所有利益相关者中，受到的总限制性达到1，等级度也达到1，这说明他们虽然是潮州古城最大规模的东道主，在旅游规划决策中却被边缘化（表3）。另外，当地社区作为古城旅游发展中最基础的利益群体却与最核心的古城管理委员会之间发生关系断裂（图1）。这些结构洞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潮州古城旅游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当地社区的旅游参与度较低，另一方面是管委会及其属下旅游发展公司刚成立不久，还未充分整合古城旅游资源。必须注意的是，一个具有众多原住民的社区发展旅游，当地社区这一大类利益者是不容忽视的，只有充分提高他们在利益相关者网络中的地位，使他们能够参与信息传播和沟通，并与他们共享资源与利益，才能有效引导居民参与旅游发展，促进非旅游类商户进行商业转型，从而减少旅游发展的摩擦力，不仅提高旅游规划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也使旅游规划更加容易落地。

2.4 网络密度

潮州古城旅游规划决策利益相关者的整体网密度为0.3632，这说明总体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行为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尤其在跨大类的利益相关者之间，旅游资源共享、信息沟通和联系的程度较低。从利益相关者网络中的网络密度可以看出，处于核心地位的利益相关者，如潮州古城管委会及其属下的旅游发展公司网络密度不高，这虽然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两者成立时间短，还未对潮州古城的旅游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但也说明利益相关者相互之间的关系仍是比较疏远的，增加了决策执行的难度，阻碍潮州古城旅游发展。不过，酒店或客栈、旅游产品经营商户、餐馆或餐饮点、文物旅游局、区旅游局、民间工艺美术协会这些重要的旅游业类的密度相对比较高，可见经过多年的旅游发展，在民间已经形成了相对较好的合作网络（表3）。

3 结论

旅游业是一个关联性极高的产业，旅游发展过程中涉及众多类型的利益相关者。在对潮州古城旅游规划决策中的利益相关者网络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一个良好的决策网络应具备两个特征：第一，旅游规划决策中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相互之间应就旅游发展决策问题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和联系网，通过正式和非正式交流，使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都存在适当的中介，从而保持网络整体的联通性。第二，网络中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之间保持较高的紧密度，从而增强网络成员的凝聚力。为此就需要完善旅游规划决策的利益相关者网络，使网络更加完备和联通。

首先，对边缘利益相关者进行赋权，提高其中心度。尤其是居委会和当地居民，作为旅游地东道主群体，在旅游规划决策中却被边缘化，这不仅会破坏旅游政策的公平性，而且往往会引起旅游发展中游客与居民的矛盾。居委会是基层管理机构，沟通了居民与其他利益相关者，提高其中心度，不仅能听到来自基层的声音，也会使规划决策更容易获得理解。当地居民则可以通过政治上、经济上的赋权，提高他们在旅游规划决策中的地位，政治上，给予居民更多的旅游发展话语权和投票权，经济上，与他们分享旅游发展的利益，将他们的个人权利和利益与旅游发展紧密相连。

其次，还要加强利益相关者相互之间的联系，通过增加“桥”的数量，减少利益相关者网络的结构洞，强化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并增加网络密度。在旅游规划决策阶段，不同群体之间更加紧密和频繁的沟通，能有效地降低误解，并使规划更符合各方的利益，这会使规划落地阶段更容易实施。因此，通过强化不同相关利益者之间的联系，使网络逐渐靠近理想网络结构，从而使旅游决策能体现最大多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社区旅游发展不同于一般旅游景区发展，大量的原住民，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由于地缘和血缘而形成的复杂社会关系，使得规划决策不能仅由少量的人员来决定，而是要充分考虑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的权利、利益和意见。本文基于社会网络视角对潮州古城旅游规划决策中的利益相关者网络展开研究，不仅可以为潮州古城完善规划决策、促进旅游顺利发展提供指导，也可以为其他社区旅游发展的利益相关者研究提供参考。更为重要的是，本文的研究方法为旅游利益相关者研究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新的系统性思路。虽然本文仅对潮州古城进行案例研究，但任何一个社区的旅游发展，都必然涉及许多利益相关者，这些相关者并非孤立的，他们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因此在旅游规划决策中，应当将其考虑在内。

最后，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利益相关者的合作选择会受到其自身属性，如性别、年龄、经济条件、受教育程度等的影响，也会受到当地旅游资源特征、经济发展状况、社会观念的影响。受限于研究方法，本文没有对影响因素展开深入研究，而是着重于利益相关者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考虑上述影响因素对利益相关者合作行为的影响，亦可以针对特定的利益相关者子类展开相应的研究，这些都是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致谢：潮州古城旅游规划专家组成员张补宏老师、周锐波老师、林旭青规划师和陈健健规划师等为本研究提供帮助，潮州古城领导小组也为本研究提供了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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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总结心得体会篇3

关键词　旅游学基础理论；旅游学核心；旅游学科体系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006(2009)08―0017―07

一、问题的提出及国内外研究进展

旅游学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德国、瑞士和奥地利等国家的旅游学者在旅游研究中做出了许多开创性工作。马里奥蒂(mariotti)1927年首次从经济学角度对旅游现象作了系统的剖析和论证，但至今旅游研究依然众说纷纭，甚至有些学者认为旅游理论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吴必虎等学者通过对国际旅游学界权威学术刊物《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在1973―2003年间的《主题词索引》(subjeet index)进行了统计研究，发现“对旅游学理论……的研究已有相当的论著，但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尤其是旅游学基础理论，在很多问题上，譬如本文正在考察的旅游学科体系问题，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

从国内来看，虽然学术界对旅游学科体系、基本理论框架等方面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旅游学理论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与其他成熟学科相比，旅游学仍非常年轻。受到我国旅游发展经济利益导向的影响，我国旅游学研究的功利性色彩十分浓厚，旨在解决旅游发展中具体问题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比较多的成果，而旅游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却非常欠缺，至今在旅游研究对象、旅游学科体系框架等基本问题上都尚未形成共识。

总的说来，我国旅游学科框架方面有代表性的理论有以下几种：

“六要素说”是较有代表性的，即认为旅游学的研究对象是从活动角度界定的“食、宿、行、游、娱、购”六大要素。目前有学者以六要素为核心建立了旅游体系结构，并认为“旅游六要素不仅是旅游产业结构的主体，而且在旅游学科体系中也居于基础性的地位。旅游六要素有自己的概念和原理体系，使旅游学具有应用学科性质”。笔者认为，以“六要素说”来认识旅游业，带有明显的功能导向或者实践导向的色彩。以旅游者的活动为研究的轴线，优点在于有助于建立旅游者导向的旅游发展观念，在旅游规划和开发中，这一观念尤为重要。但仅从旅游者的角度来认识旅游，不可避免地将旅游供给方(包括旅游目的地、旅游企业和政府有关部门)排除在分析框架体系之外，使得分析结果不够完整。同时，以“六要素”理论来分析旅游学科框架也存在相互矛盾之处，如旅游人类学、旅游经济学、旅游社会学、旅游行业管理等方面无法进行分类，使分析结果不够清晰。

另一种影响较大的理论是“三体说”，即将旅游学科框架理解为主体、客体和介体(也称媒体)。有的学者认为，旅游学是以这3个要素为核心，研究旅游活动和旅游业发展规律的科学。在这一点上笔者同意谢彦君的观点，“把旅游的主体、客体和介体定义为旅游学研究对象的核心，太过于一般化，而没有体现旅游现象的特殊性。因为任何人为的行动，乃至任何生命活动，似乎都离不开行为的主体、客体和介体”。另外，“三体说”还存在一个理论上的硬伤，就是关于旅游介体的认识。有些学者认为旅游介体是指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连接起来的旅游交通，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其是指旅游业。前者虽然也有一定道理，但却失之片面，须知促使旅游活动发生的绝非仅仅是旅游交通，旅游业不仅通过营销刺激了其产生，也通过各个部门的协作使得旅游活动能正常的进行；正是因为旅游业的存在，大众旅游的出现才成为可能。而后者认为旅游介体就是旅游业，产生了一个逻辑上的混乱，即旅游资源的归属问题。在“三体说”中，旅游资源应该作为旅游活动的对象归为旅游客体，但同时，旅游资源以景点景区的形式表现出来又不得不归于旅游介体之下。总之，“三体说”搭建了一种学科体系的框架，对从整体上把握旅游学科体系是有意义的，但也存在着缺陷。

系统论的思想引入到旅游研究之后，立刻成为学者们研究旅游体系的工具。国外学者们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分别从结构一功能的角度、系统的混沌性和复杂性角度，以及空间结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旅游系统模型。在国内近年来以吴必虎为代表的系统论的观点受到了广泛的认同，即将旅游活动视为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旅游系统构架包括四个部分，即客源市场系统、出行系统、目的地系统和支持系统。这一理论从系统论的角度阐述了旅游学研究的范畴及其涉及的范围，尤其是支持和保障系统的提出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在用来描述和解释旅游现象是有力的，但在作为旅游学科体系的框架时，则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即旅游学科体系是否存在一个理论核心。如果不存在理论核心，则旅游系统也与前面所述的“三体说”一样，仅可作为旅游学科框架的一种视角，强调对旅游现象的描述，而前瞻性和指导性则不足。

以上仅是旅游学科体系建设中受到较为广泛认可的3种观点。旅游研究的框架虽然经过了30年的构建，至今仍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和看法。各种理论都有其合理之处，但或因不够全面，或因非旅游业所特有，或因重描述轻概括而未能形成旅游学科独特的研究体系框架。

二、认识旅游系统需注意的问题

要认识旅游学科研究体系，需要坚持以下的认识：首先，对理论的探索必须坚持与实践相结合。旅游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它来源于实践，并将用于指导实践，离开旅游发展的实践空谈理论是没有出路的。对旅游学科研究框架的认识首先来自对旅游发展实践的总结和规律的归纳。另外，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旅游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而社会现象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因此“研究旅游现象要放到历史发展的背景中去考察，探索它的起源，借以知道了事物的过去，可以明白它的现在，从而推断它的未来”。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方法。

按照旅游发生发展的顺序和相关学科的发展(图1)。可以看出，起初是个体旅游需要的产生，随着旅游人数的增多，旅游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对其形成机制的研究是旅游心理学、旅游人类学的内 但同时又是必然的，这是因为实践的特征和学者自身的因素。首先，“从科学研究的过程上看，实践的地方性、时间性和机会性因素都是在实际上发生作用的。”因此，如果想要为旅游学科建立一种大一统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完美体系，是不可能的，实践总是比理论所能抽象和概括得更加丰富多彩。其次，学者自身的因素也导致了目前旅游学基础理论的“战国”现象。因为纷繁复杂的旅游现象在进入不同学者视野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原有学术背景的影响，学者们带着自己的知识体系去观察和思考旅游现象时都带着主观色彩；另一方面，学者们在思考问题时总会努力地调整自己的研究目标，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资源，不存在完全独立和客观的研究。由于这两个原因的存在，旅游学科研究的路径必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有的学者利用混沌理论来研究旅游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旅游学混沌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旅游学‘前科学时期’的混沌态，体现了旅游学的不成熟性；二是指由旅游学‘内在随机性’而产生的混沌态，体现了旅游学自身固有的混沌性，它决定了旅游学科的多学科、交叉性和多维度等特点。”

在当前的认知条件下来讨论旅游学科体系的建立，既要看到现存现象的合理性，不能脱离当前的大环境来空谈建立一个排他的、绝对正确的学科体系，又要尊重实践和科研之中的多元化，注意体系的完整性和包容性。和所有的科学研究一样，旅游学科的研究也总是处于某种地方性、阶段性的情境之中，不可能脱离具体的场合而存在。因此，在对旅游体验说继承和思考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旅游的核心是旅游活动，其中包括旅游者的活动和旅游接待方的活动。旅游体验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它和“六要素”一样都是对旅游者活动的描述；旅游活动的其他方面也同样重要，那就是旅游接待方的活动，包括旅游接待地政府、相关旅游企业，旅游接待地社区和当地居民，以及当地自然环境因素，包括旅游地理等一系列内容，后者不仅是旅游活动的对象，也构成了旅游活动发生和发展的舞台。

基于对旅游核心的思考，旅游学科体系的核心也是旅游活动，需要研究的是旅游活动中的人(包括旅游者和旅游接待地区的管理者、居民)、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环境之间的矛盾。旅游活动既是这些矛盾的集中体现，也是这些矛盾的对立统一。

以旅游活动为旅游体系和旅游学科体系的核心，其意义在于以下两点：

首先，对旅游的关注和研究不应仅仅注意其对接待地区方面的作用，旅游经济说之所以不够全面，正在于此；而仅从发生学的角度去关注旅游的产生、发展，将旅游体验作为旅游研究的核心，或者仅关注旅游对接待地的环境影响也同样失之偏颇。旅游学科框架能否建立的关键是要找准对旅游学科研究路径的初始位置，目前的各个学科之间的研究能否融合起来，对这个“初值”的依赖性很大，有时会达到“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程度。而这个“初值”就应该反映出学术界对旅游所涉及的问题的全面关注。

其次，以旅游活动为旅游学科体系的核心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科学发展观体现出社会发展与管理范式的深刻转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其实质就是确立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范式，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诉求，规约了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目标。这与目前旅游发展的需要完全吻合，巴特勒(buder)认为，理想的可持续旅游是要在3个层面上都达到可持续性，即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而不是单指其中的某一方面，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我们用统筹兼顾的思想去思考旅游学科体系的问题，就必须将旅游者、接待地区社区和居民、旅游环境、旅游经济现象放在同等的位置上去考虑，而只有旅游活动能将它们统一起来。

四、对旅游学科框架的认识

围绕着旅游活动这一核心，借鉴以上提到的“三体说”、“六要素说”和“系统说”，可以就旅游学科体系的构建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在上文的讨论中已经明确了旅游活动是旅游所涉及的各种现象和活动的核心，同时也是旅游学科体系框架的核心，由此，可以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研究旅游活动发生的机制，为进一步得出旅游学科的框架体系做好准备。

图3表示的是旅游活动的发生机制。旅游者方面的旅游活动开始于对信息的需要，之后才是旅游动机的产生、旅游体验的发生和旅游后的反馈。其中，对信息的需要和信息搜索的结果构成了对旅游的推动力。旅游活动的提供方认为旅游活动包括旅游吸引物、旅游设施、旅游服务三大部分，实际上还有旅游市场营销这一部分，由此构成了旅游拉力。旅游推动力和旅游拉力共同组成了旅游动力系统。旅游活动过程包括两个方面，即旅游者方的旅游动机、旅游需要和旅游体验，以及旅游供给方的旅游吸引物、旅游设施、旅游服务。在旅游活动进行之后，旅游者会对本次旅游活动进行评价，这一评价将影响其下一次的旅游动力。同时，旅游活动的进行也会对旅游接待方产生影响，这个影响也会作用于下一次的市场营销活动。这一切活动都离不开支持保障系统。

图3中，旅游接待方的活动实际上包括旅游环境和旅游经济两个部分。旅游环境之中包括旅游资源、资源的规划与开发、旅游地理、气候等因素；而旅游经济则包括旅游活动中的各种经济现象、旅游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内容。

在对旅游活动的发生机制进行研究并由此探索旅游学科体系时，必须认识到旅游学术界正在进行的一种转变，即从注重旅游的经济功能转为重视旅游的社会功能。这也反映了我国政府发展旅游业的动机正在逐步转变为经济和社会双重动机，随着时间的推移，旅游的社会功能必定会大大加强。正如目前欧洲一些国家那样，政府发展旅游业的动机首先是提高社会发展水平，其次才是增加外汇收入、回笼货币、创造就业等经济动机。学者也注意到，“旅游业具有很强的社会事业性质”。另一方面，在和谐发展观的指导下，旅游活动需要实现的不仅是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还有环境功能。由于大众旅游和盲目的旅游开发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对旅游环境的关注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早已成为学术界，特别是国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大都仅仅停留在被动的保护上。如何通过旅游开发和经济的发展，积极主动地促进环境的保护，这不仅是在和谐发展观指导下的一个必然的课题，也是旅游学科体系建设中不能回避的问题。通过旅游来促进环境的积极保护，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从实践情况来看，许多宗教或考古建筑之所以从濒临毁坏的境地中被保护起来，更多的是由于旅游的发展，而不是由于它们在当地民众看来所具有的价值。因此，旅游学科体系中环境的这一部分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应该占到重要的位置。旅游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推动文化遗产和自然保护的社会力量。

根据图3，如果将旅游者和旅游接待地区居民都归为旅游活动中的“人”，并用旅游社会学来进行解释，并且将旅游接待方的活动分为旅游环境和旅游经济两部分，那么在总结旅游学科体系的时候，就 可以概括性地归结为旅游社会学、旅游环境学和旅游经济学3个方面。

如前所述，旅游活动本身就是人、环境、社会、经济等现象和关系的和谐统一，借助谢彦君的思想，学科的核心是矛盾，那么旅游现象中就充满了这三方面的矛盾，旅游者需要的满足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旅游者期望的满足与旅游业发展的矛盾。这些矛盾贯穿着旅游研究的始终。同时，这3个方面中的每两项之间都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及其表现、发展、变化，才构成了目前多姿多彩的旅游现象和多学科的旅游研究内容，如果摒弃其中一个而将另外两项列为旅游现象中的基本矛盾，则难免失之偏颇。

因此，如图4所示，围绕着旅游现象这一核心，旅游学科体系需要从旅游经济学、旅游环境学和旅游社会学3个角度对这些矛盾的发生机制等进行研究，这就形成了旅游学科体系的三足鼎立模型，这3种学科分别借鉴了较为成熟的经济学、环境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范式，从不同的出发点来研究旅游现象及其规律。在此，笔者将旅游文化学归入旅游社会学之中。

目前旅游研究中出现的各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可以统一在这个模型之中，如历史、语言、跨文化交际等领域，都可以归于旅游社会学的框架之下；旅游企业管理，包括饭店管理、旅行社管理，可以划为旅游经济学的范畴之内；而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等则可以归人旅游环境学之下。由于3种学科之间存在着交叉和重叠，如旅游消费者行为从传统上来看属于心理学范畴，但现在地理学家也从旅游流的角度进行研究，故其只能用虚线进行分隔。

在这一模型中，旅游活动是旅游学科体系的核心，围绕这一核心，旅游社会学、旅游经济学和旅游环境学3门学科各自承担了不同的功能。旅游社会学着眼于个体的旅游者体验及作为社会行为的旅游现象，是从旅游主体角度进行的研究；旅游经济学侧重于由作为社会现象的旅游活动引致产生的经济现象和关系，即旅游最明显的外在表现，这是从旅游接待地角度进行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最具实用性，对于促进旅游接待地的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旅游环境学也从旅游接待地的角度出发，侧重于旅游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特别是双方和谐关系的创造，这一角度的研究有助于促进旅游与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旅游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总之，在这一学科体系中，经济、社会和环境3个角度的研究在功能方面互相补充，形成完整的统一体，强调旅游中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统一与和谐。

五、结论

旅游总结心得体会篇4

关键词：国际旅游节事；家庭游客；感知；态度；西安世园会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2）11-0135-06

study on family tourists’perception and behavior attitude in the international tourism festival

zhang you-yin1， 2， hu qiao-juan3， gu jing2

（1. institute of regional tourism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china tourism academy， beijing 100005；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state key lab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system， beijing 100101； 3. college of tourism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in psychological， behavior and attitudesamong family tourists group， friends tourists group， colleague tourists group andindividual travel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ed researches about thefamily tourists’perception and attitudes，taking xi 'an international horticultural expo domestic tourists for example. it also analyzes the 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 in satisfaction perception about international tourism festivals， views about word-of-mouth effect and wiliness to travel again between family tourists and other tourists groups. tourism perception， internal behavior and attitudes are also discussed in it. it methodology adopted in this study involved questionnaire survey， single factor evaluation， homogeneity test of variances and similar matrix， etc. result shows that compare to other tourist groups， family tourist groups belong to the dominant tourism action group with the top service awa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veler’s perception and attitudes， the study shows that families of the 90’s have a higher general satisfaction while families have a lower general perception. among the total tourism services elements in international horticultural expo park， family tourist groups give a relatively high evaluation on hygiene， presentation about scenic and toilets， while shopping and catering win a lower evaluation. family tourist groups are more powerful in negative word-of-mouth effect than positive effect. they lack the wiliness to travel again and complaint to relevant authority.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tourism festivals； family tourist； perception； attitude； xi’an world horticultural expo

1 引言

家庭作为休闲度假社会群体的主体[1]，可以说家庭旅游是伴随着旅游现象的产生而产生的，其大规模的兴起最早是在西方国家，上世纪50年代在经济较发达的日本开始大规模兴起。上世纪末期家庭旅游也开始在我国兴起。由于家庭成员感情的密切联系、利益的深刻相关，家庭成员对个体的旅游行为具有最直接、最重要的影响[2]。在家庭旅游过程中，家庭成员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扮演的角色随旅游活动的变化而不同，同时家庭成员的角色和作用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3]。传统的旅游研究者认为在实践中有三种类型的家庭决策方式：丈夫主导决策型、妻子决策型和夫妻共同决策型[4]。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家庭结构、家庭观念、家庭成员间社会经济地位均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使家庭旅游的行为及态度也在不断呈现出新的特征[5]。当前孩子在家庭中的作用越来越强，尤其在我国，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家庭独生子女的比例不断扩大，而家庭旅游被视为父母同孩子增进感情、增长孩子见识的主要途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要孩子对旅游服务感到满意，家长往往也会认为比较满意。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网络的不断普及，青少年借助网络、微博、短信的形式对目的地的宣传强度也在不断增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目的地的发展。另外，随着80后、90后群体的不断成长，他们的家庭观念也在不断增强，对父母的关心也在日益剧增，所以陪同父母一起旅游也逐渐成为我国家庭旅游的主要形式。由于他们从小受到的国际化影响较多，对旅游的服务水平以及维权都有较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所以面对日益复杂化、多样化、差异化的家庭游客需求，对各类群体进行有效的市场细分和市场调查、研究不同年龄段的家庭成员在旅游过程中的感知和态度就成为旅游学研究的必然趋势[6]。本文运用问卷调查方法，以西安世园会为例，分析国内家庭旅游者群体与其他群体游客对国际旅游节事的满意度感知、正负面口碑效应、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的差异，并对不同年龄段家庭群体游客的旅游服务感知特征、口碑效应、重游和推荐意愿差异进行分析，从而为未来有针对性地开展家庭旅游市场营销和游客管理提供指导。

家庭旅游是指一家人一起进行的观光、休闲、度假等旅游活动，其目的在于通过旅游互动增进家人之间的情感。相对于一般的旅游活动而言，家庭旅游对象有特殊的限定。对于家庭旅游的研究一直是国外消费者行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7]。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研究体系，也出现了很多学者认可的观点，其中对家庭成员角色的研究尤其丰富。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家庭决策方式（单一或联合）[8，9]、内容（目的地选择和附加决策内容）及显性影响因素（家庭生命周期、家庭成员社会与经济地位、孩子等） [10～12]、家庭旅游决策中夫妻的冲突与互动[13，14]、决策过程中家庭成员权利与价值观的影响[15]、家庭文化类型等隐性影响因素[16]。随着家庭旅游在国内的不断兴起，我国学者也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研究内容包括了家庭旅游决策的过程、成员的关系、家庭旅游产品设计、细分市场等。崔庠等通过对影响长春市民家庭旅游消费行为的家庭收入、职业类型、受教育程度三个因素的分析，得出家庭收人水平是目前影响我国家庭旅游消费行为的决定因素，并说明了居民家庭旅游消费行为研究的重大意义[17]。刘敬伟对丹东市居民的家庭旅游消费行为进行了分析，得出家庭旅游消费行为随家庭收入、职业类型、户主文化程度的不同而变化[18]。向文雅等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前往张家界进行家庭旅游的夫妻为对象，调查夫妻双方在家庭旅游的5个决策阶段的相对影响力和13项细分决策任务中的参与情况，分析夫妻参与家庭旅游决策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19]。杨学燕等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以家庭结构为影响因素对其与居民出游决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20]。苏国良等对5个中小城市的游憩需求、游憩场所、游憩活动、游憩障碍进行调查。通过因子分析和单因素方差检验分析家庭规模对游憩行为的影响，提出家庭群体的游憩行为特征，并结合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对其游憩行为特征进行解释[21]。白凯等在分析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家庭旅游决策研究的本土化理论视角（现象学视角——发现问题；社会学与心理学视角——提炼与解析问题；管理学视角——解决问题）与分析思路（家庭结构、意识形态、内容与结构组成）[22]。殷平等根据旅游决策划分的三个阶段，通过在北京居民区及学校进行问卷调查的方法，分析了核心家庭、夫妻二人家庭和三代同堂家庭的决策模式与家庭成员的决策内容[23]。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对家庭旅游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然而以往研究对家庭旅游与其他旅游方式之间的区别以及不同年龄段家庭游客行为及态度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将在分析家庭游客与其他群体游客心理及行为区别的基础上，通过对年龄的划分，分析不同年龄段家庭游客的旅游服务满意度感知和意愿态度。

2 数据获取及研究方法

2.1 数据获取

本次调查于2011年7～8月在西安世园会园区内进行，调查采用的是随机偶遇式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形式，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915份，回收率为91.5%，排除不完全回答及真实性较低的样本后，最后得到有效问卷876份，问卷有效率87.6%。运用spss18.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其中信度标准值克朗巴哈（cronbachs'α）系数α值为0.918，说明问卷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效度的测量指标kmo的值为0.945，bartlett检验的f值等于0.000，表示各个变量不是相互独立的，说明数据存在良好的结构效度。

2.2 研究方法

对于问卷数据的分析，本文主要利用单因素评价模型。即计算出每个要素的李克特量表式得分。该模型数学公式是：

sj=5i=1ntn·mi

式中sj表示因素j的满意度或意愿强度，mi表示该影响因素在李克特量表下的评分（1～5分），ni表示选择该评分mi的人数，n表示填写问卷的总人数。其中ni/n表示某一因素在李克特量表下某一得分的评分人数占所有评分总人数的百分比。其中李克特得分在4.5分以上表示游客对该因素非常满意或意愿非常高，得分在4～4.5分之间表示游客对该因素满意或意愿高，得分在3.5～4分之间表示游客对该因素较满意或意愿较高，得分在3～3.5分之间表示游客对该因素基本满意或意愿中等偏高，而低于3分均表示游客对该因素不满意或意愿偏低。其中得分在2.5～3分之间表示游客对该因素稍不满意或意愿中等偏低，得分在2～2.5之间表示游客对该因素较不满意或意愿较低，而得分小于2表示游客对该因素不满意或意愿偏低，得分低于1.5表示游客对该因素非常不满意或意愿非常低。

为了检验样本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将运用spss18.0对样本的单因素评价结果进行方差分析（anova），并对方差分析结果进行方差齐性检验。其中假定方差齐性选择lsd检验法，未假定方差齐性选择tamhane’s t2检验法。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群体之间旅游服务感知及态度的总体差异，本文运用了双侧（two-tailed）的pearson检验法，通过构建相似矩阵对各群体的相似性进行了分析。

3 家庭游客的旅游感知及态度

3.1 家庭游客行为特征分析

对旅游方式的划分，当前最常见的方式主要是个体旅游和群体旅游两种。然而，由于群体内部成员关系的差异，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及态度也存在较大差异，对这种差异的研究以往相对较少。本研究将旅游群体划分为家庭旅游、朋友间旅游、同事间旅游以及个人旅游四类。其中家庭旅游无论是亲密度还是心理安全度都在四个群体中相对最高，所以在旅游行为态度方面表现为显性化特征，即旅游行为完全根据自己感受表达，不考虑相关群体对自己的看法，在满意时会特别满意，不满时也会表现出明显的不满。而家庭出游的旅游者群体响应度较高，特别是在不满意的服务感知方面，一位游客的不满会产生群体的整体不满。而朋友间出游，其亲密度弱于家庭，所以其心理安全度相对较低，其旅游的行为及态度受朋友影响较大，往往会考虑朋友的感受。同事间出游的旅游者群体，其亲密度和心理安全度均低于朋友间旅游的群体，所以其行为显现度相对更低，在遇到满意和不满时，行为表现总要考虑同事会如何看待自己后适度地表达。该群体的群体响应度也相对较低，一位游客的不满未必会产生群体的整体不满。而个人出游，由于“势单力薄”，所以心理安全度相对最低，其旅游行为的显性度也相对最低，往往会选择“忍气吞声”的保守方式来处理自己的不满。

从我国家庭旅游的群体决策来看，其中家庭决策最核心的决策层为夫妻之间的互动决策，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收入支配权问题。由于在普通家庭，夫妻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所以去哪里？如何旅游？停留多长时间均是由夫妻根据家庭自身条件作出决定。而这其中受到的最直接影响是来自父母和子女。其中父母方面主要是身体健康情况对旅游决策的影响，而子女方面主要是子女教育、爱好等方面的影响。在家庭旅游决策中除了家庭内部的影响，同时还受到亲友关系网的影响，即表现为受到夫妻双方兄弟姐妹及其兄弟姐妹的子女的影响。其次是朋友、邻居、同事和同学的影响。亲友关系网对家庭旅游决策的影响主要是从建议推荐等角度进行影响。而从调查分析来看，当前我国国际旅游节事的游客群主要还是以15～64岁之间的群体为主，即以50～90后群体为主。分析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当前的国际节事旅游大多是带有特定主题的、科普性较强的旅游产品，而这些旅游产品对老年人及儿童吸引力相对其他群体较小。

[ps，bp#]

为了分析家庭成员的旅游感知评价特征及行为态度，本文从调查问卷中抽取出旅游方式为“同家人一起出游”的样本，共获取样本438分，占总问卷的52.3%，说明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的游客国内游客还是以家庭出游为主要旅游方式。而从这部分群体的年龄特征来看，同家人旅游的游客以60后～90后家庭成员为主，所以本文仅以这部分游客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

3.2 家庭游客群体构成分析

从家庭游客的构成来看，女性游客是家庭旅游的主体，所占比例为55.02%，这也反映出我国女性相对顾家的心理；从年龄结构来看，主要集中在40岁以下，约占样本总量的87%，其中21～30岁之间的游客比重也较大，占到总量的33.79%；教育背景方面，本科及大专学历游客是最重要的游客，所占比例高达49.32%，其次是高中及中专，占28.54%；个人收入方面，月收入低于3000元的游客占70.55%，这主要是因为西安世园会游客以陕西省内部游客为主，而陕西省的居民收入总体水平相对全国较低。另一方面，由于受众年龄总体较小，很多都是刚毕业的学生或在校生，所以拉低了西安世园会国内旅游者的总体收入水平；家庭结构方面，西安世园会的游客以单身游客为主，占总游客量的35.43%，在实际调查中发现该群体多数是80后、90后年轻人陪同父母一起旅游。这也反映出节事旅游所吸引的游客以年轻群体为主。

3.3 家庭游客旅游感知分析

旅游服务质量直接影响旅游者的满意程度和回头率，影响旅游地的形象和声誉，从而影响目的地旅游收入的增加以及旅游业发展的成败[24]。旅游服务质量的最终评判者是游客，服务质量实际上是游客感知到的服务质量。关于旅游服务质量感知问题，国内外学者均做了大量研究，基本思路一般是从旅游者的角度来分析他们对旅游服务质量的期望、对旅游服务的满意程度、影响旅游服务感知的因素等，并据此为旅游企业改进服务提供建议[25]。本文也将从旅游者角度出发，从游客主观感知进行分析。一般来说，游客对旅游服务质量最直观的感知主要包括景观营造、导游讲解、环境卫生、购物服务、餐饮服务、厕所以及商品定价，本文将从以上7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家庭游客对西安世园会旅游服务的总体感知来看，其中满意度最高的是卫生，得分为3.61分。其次是景观和厕所，得分均为3.47分。这表明西安世园会在卫生以及景观打造方面比较成功。而游客对世园会园区内的购物和餐饮评价相对较低，分别是2.77和2.92分。在游客访谈中发现，游客对园区内餐饮的评价主要是“种类少、价格贵、卫生差、排队时间长”。而对购物的评价是“购物点太多、价格贵”。总体来看，游客对餐饮和购物不满的共同点表现为园区内旅游服务价格过高，而这个问题目前已成为我国景区内部存在的主要问题，也是未来旅游景区发展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另外，游客还对景区商业化存在很多不满，所以如何处理商品价格、种类和景区商业化之间的协调问题也是国际性节事旅游发展的主要问题。

从不同年龄段家庭游客群旅游感知对比来看， 90后群体对西安世园会最为满意的服务项目为景观，最不满意的是园区内的购物；80后、70后和60后群体对西安世园会最为满意的均是卫生，最不满意的也是购物；从总体来看，90后家庭游客对西安世园会服务满意度最高，80后的满意度相对最低，所以未来节事旅游活动的开展应重点关注80后群体对旅游服务的需求，从而提升该群体的满意度。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各群体之间的差异，在此对调查数据进行了方差分析。从结果（表1）来看，不同群体家庭对西安世园会的感知评价得分的显著性均大于0.05，得出7个指标在4个家庭群体间均满足方差齐性。即是适合做方差分析的。从方差分析结果来看，其中不同家庭结构的游客对景观、讲解和餐饮的显著性水平低于0.05，所以只有这三项存在群体性差异。而卫生、购物、厕所和定价几项的差异并不明显。

3.4 家庭游客反馈态度分析

从家庭游客的旅游态度来看，当旅游者对整个园区满意时，其正面口碑效应相对明显，其中有40%的游客选择“会给自己的亲友推荐”。而从意愿的强烈程度来看，李克特得分为3.19分，推荐的强度属于一般偏强。从游客的负面口碑效应来看，当游客遇到不满意的地方时，其负面口碑效应也相对明显，有38.6%的游客选择“会向亲友抱怨”，从负面口碑效应的强度来看，其李克特得分为3.47，说明负面口碑效应相对较强。同正面口碑效应相比，负面口碑效应明显较强；而从游客自身对满意及不满的处理来看，当游客满意时，其重游率相对较弱，其中选择“不会”的游客比例相对最高，占了37.2%，从总体强度来看，李克特得分为2.84，属于弱重游态度。分析其原因主要与节事旅游时间性特征有很大关系；从游客遇到不满时的处理来看，当游客遇到不满时仅有5.3%的游客表示“一定会”向相关部门投诉，23.5%的游客表示“会”向相关部门投诉，而48.6%的游客表示不会投诉。从投诉强度来看，李克特得分为2.78，说明游客的投诉意愿也属于弱投诉意愿。分析其原因主要与我国消费文化有关，一方面旅游者维权意识相对较弱；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处理维权的途径相对模糊，游客投诉往往找不到有效的投诉途径，或是对投诉结果并不抱很大希望，这在另一个层面也反映出我国旅游者对旅游主管部门信任不足的问题。

从不同年龄段家庭游客群旅游态度对比来看，正面口碑效应最高的群体主要是90后的家庭群体，最低的是60后家庭群体；而负面口碑效应最高的主要是80后家庭群体，最低的是90后家庭群体；重游意愿最高的是90后家庭群体，而重游意愿最低的是80后家庭群体；投诉意愿最高的是70后家庭群体，而投诉意愿最低的是80后家庭群体。总体来看，90后家庭旅游者对西安世园会的正面效应最强，而80后家庭旅游者对西安世园会的负面效应最强。这说明西安世园会应加强对80后群体的关注，提供更多满足该群体需求的旅游产品和设施；为了分析各年龄段旅游者之间的差异，在此对调查数据进行方差分析。从结果（表2）来看，除了重游意愿外，其他3个指标的方差齐性检验的显著水平均大于0.05，得出其他3个指标在4个家庭群体间均满足方差齐性。从方差分析结果来看，4个年龄段游客群在正面口碑效应、投诉意愿和重游意愿方面的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5，说明4个群体在这3个指标间均存在明显差异。

4 结论

从我国当前国际性节事旅游的游客组成来看，家庭旅游已经成为主要的旅游群体，几乎占了我国国际主题节事旅游游客的一半。所以对这部分游客群行为及态度的分析有利于我国未来更好地开展国际性旅游节事活动，并为国际旅游节事活动满足国内旅游者需求提供指导。

从家庭游客同其他群体游客之间的差异来看，家庭游客与其他群体游客主要差异表现在由于亲密度、群体响应度和心理安全度所引起的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对旅游服务感知及处理态度的差异。其中家庭旅游者亲密度、群体响应度和心理安全度总体较高，属于显表现群体，即态度和感知均表现得较为明显。具体来看，在旅游服务感知方面，家庭旅游的游客仅在景观和讲解方面同其他群体游客群存在差异，而其他5个因素之间均可视作无差异；而从群体之间的相似度来看，家庭游客与朋友及同事间旅游的游客群具有很大相似性，与个人出游的群体相似性最小；在旅游态度方面，家庭旅游对正面口碑效应、负面口碑效应、重游率、投诉意向等4个方面的态度和意愿同其他群体之间也不存在大的差异。从群体间的相似度对比来看，家庭旅游的游客与朋友间出游的游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与同事间旅游的游客群的相似性相对最小，分析发现，群体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正面口碑效应和投诉意愿方面。

从西安世园会家庭游客的总体特征来看，游客来源方面主要以西安本地及周边居民为主，其次是周边城市及省份游客，总体呈现出明显的距离衰减规律；游客年龄方面，主要以15～64岁之间的游客为主，反映出世界园艺博览会这种具有特定主题的旅游节事活动对儿童及老年人吸引力相对较弱；性别方面主要以女性为主，这正好反映出我国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地位，我国在长期儒释道思想的影响下，女性大多承担着照顾家人的责任，而女性与家人相处的时间相对最多。在调研中发现，女性游客与家人出游的形式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成年女性陪父母，二是夫妻同游，三是母亲携带子女；而在教育背景方面，西安世园会的游客主要以本科及大专学历为主，这主要与西安世园会这种主题突出的节事活动游客的局限性，由于世园会的主题是：“天人长安·创意自然——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其中蕴含有较深厚的文化特征，缺少普通旅游的参与性和娱乐性，所以对低学历游客的吸引力相对较弱；个人收入方面，西安世园会的游客个人月收入主要以低于3000元的游客为主，这也反映出西安当地当前的平均工资水平，也是我国近距离旅游的收入门槛。

从家庭游客西安世园会旅游服务感知来看，游客总体对世园会园区的卫生、讲解以及厕所的满意度很高，而对园区内的购物和餐饮满意度相对最低；从家庭游客对旅游的态度来看，当游客满意时会呈现出“较强”正面口碑效应，其中有40%的游客选择“会给自己的亲友推荐”；当游客不满意时，游客也会出现“较强”负面口碑效应，有38.6%的游客选择“会向亲友抱怨”；另外，由于世园会这种国际性旅游节事具有一定的时间性，所以游客重游的意愿相对较低；而当游客遇到不满时投诉意愿也相对较弱，这主要与我国消费文化及旅游投诉处理不利有一定关系。

从不同年龄段的家庭游客对比来看，90后的游客群无论是在满意度方面，还是在态度方面，均表现出对西安世园会较高的评价，这说明西安世园会的主题设置、活动内容以及服务设施均满足了该群体游客的旅游偏好。80后游客群对西安世园会的旅游服务满意度感知评价相对最低，而且，对世园会的口碑效应以及重游意愿的态度方面，也都是80后相对最低。分析发现，80后家庭游客当前的年龄主要以20～30岁为主，这部分群体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他们有较为丰富的旅游经验，并对国际化旅游服务有较高的认识，所以相对其他年龄段的家庭游客表现出更低的满意度和维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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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总结心得体会篇5

abstract： dark tourism， particularly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areas， has been an emerging tourism hot field for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the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ts， selected three aspects for questionnaire design： the tourists’ characteristics， tourism preference and tourism attitude toward dark tourism，then collected data through the web survey and carried on the analysis via spss19.0 statistical softwar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travel preferences， cognizance of dark tourism and the perceived colour shade of dark tourism a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ourists’ intention to dark tourism. hope this conclusion could be of some help to the dark tourisms'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marketing.

关键词： 旅游者；黑色旅游；意愿；影响因素

key words： tourists；dark tourism；intention；influence factor

中图分类号：f59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7-0142-04

0 引言

现代社会，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让人们的旅游需求日趋多元化。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人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历史文化遗址和风景名胜，开始选择与传统不同的，可以带给他们更深层次心灵震撼的黑色旅游，如选择9·11恐怖袭击事件“爆心投影点”、汶川地震遗址等黑色事件发生地参观游览。“黑色旅游”一词最早是由苏格兰大学马尔科姆·福利（malcolm foley）和约翰·伦农（john lennon）于1996年提出的，他们认为，黑色旅游是部分地或主要地为了现实的或象征性的面对死亡和灾难的旅游。2000年，马尔科姆·福利和约翰·伦农合作出版了《黑色旅游：死亡与灾难的吸引力》一书，此后黑色旅游现象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国外学术界有关黑色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黑色旅游理论体系构建上，包括黑色旅游的概念研究、分类研究，黑色旅游者行为研究、动机研究，黑色旅游资源开发及黑色旅游影响研究等。如斯通（stone）按照“黑色的强弱度”来划分黑色旅游类别，提出了“黑色旅游谱”（dark tourism spectrum），把黑色旅游分为从“最黑色旅游”到“轻黑色旅游”六类[1]；贝斯特以“积极情绪扩展-建构理论”为依据，以诺福克岛罪犯流放地及吸引物为例，研究了旅游者的情感体验[2]等等。

国内有关黑色旅游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学术研究和旅游实践进展较缓慢，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黑色旅游者行为动机、黑色旅游资源及黑色旅游开发等方面。自2006年刘丹萍、保继刚在透视西方学界关于旅游者摄影行为的研究时首次提到黑色旅游及北美学者对黑色旅游者摄影动机的研究[3]，我国有关黑色旅游的研究才正式起步。2006年李经龙、郑淑婧对黑色旅游进行了相对系统的描述[4]；2007年胡传东、罗仕伟等就黑色旅游开发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索[5]；2008年，朱俭、何海群对黑色旅游的旅游动机进行了简要分析[6]，晏兰萍、洪文文将“红色旅游”与“黑色旅游”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了二者的共同点与差异性[7]；2009年，申健健、喻学才通过对国外有关黑色旅游的文献进行了梳理，概括并辨析了国外黑色旅游研究的4大主题[8]；随后，申健健还基于死亡心理视角对黑色旅游行为动机进行了研究[9]等等。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国内有关黑色旅游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长，并且多以2008年汶川地震为研究对象，如曾献君、杨瑞从行为地理学中的感应-认知原理出发提出了以旅游者旅游动机与需求为导向的汶川黑色旅游资源开发思路[10]；齐丽娟从旅游伦理视角探讨了四川地震遗址黑色旅游开发问题[11]；王金伟、王士君以汶川8.0级地震后的四川为例进行了黑色旅游发展动力机制及“共生”模式研究[12]等等。

可以说，2008年的汶川地震客观成为国内黑色旅游开始系统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汶川地震后，大量游客前往地震遗址，使四川地震遗址旅游迅速升温，成为旅游的新热点，这引发了社会激烈的争论以及学者们的关注，同时也意味着黑色旅游在我国将不再是一个边缘化的旅游形式。

本文基于旅游者视角对黑色旅游意愿影响因素进行探讨，通过问卷设计、网络调查、数据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以期对我国黑色旅游的资源开发及市场营销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1 研究方法

本文在参考相关资料及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3，14]，从旅游者自身需求产生、对外界信息主动接收、加工直至形成最终旅游决策之前的这一心理活动过程中，从旅游者性格特征、旅游者旅游偏好、对黑色旅游的态度（包括对黑色旅游的认知、第一印象及感兴趣的黑色旅游景点）三个维度出发进行了问卷设计。

问卷主要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旨在收集被试者的社会人口结构特征，包括性别、年龄、职业、学历、收入；第二部分旨在了解被试者个体的性格特征及旅游偏好，第三部分旨在把握被试者对黑色旅游所持的态度，具体包括旅游者对黑色旅游的了解程度、了解渠道、第一印象、感兴趣的黑色旅游景点及黑色旅游意愿。问卷除黑色旅游第一印象为填空题外，其余均为选择题。

在设置感兴趣的黑色旅游地这一题项时，考虑到后续研究中数据统计分析的便捷性，笔者在stone提出的“黑色旅游谱”基础上，对其进行了简化。stone将黑色旅游分为了“最黑色旅游、更黑色旅游、黑色旅游、浅黑色旅游、淡黑色旅游、轻黑色旅游”六类[1]。此六分法虽然具体，但由于其色度分类较细，实际分类操作时不好把握，故本文将黑色旅游目的地按色度仅分为了淡黑、黑、浓黑三大类。具体黑色旅游地黑度的划分主要依据人物死亡的形式（自然/意外）、死亡/灾难的时间（久远/不久）、死后的丧葬方式（平和/恐怖）、参与死亡体验的程度、灾难事件的破坏程度等黑色感知强度予以衡量。具体分类情况见表3。

本次调查选择网上调查方式，以态度8和问卷星两大专业调查网站为平台，在微博、qq及各大论坛上随机设置网络问卷链接地址。

调查时间为2013年3月中旬至4月初，共回收问卷257份，其中有效问卷187份，有效回收率为72.7%。将调查数据通过excel数据库模式进行录入和编辑，然后将数据导入spss19.0中进行统计运算和分析。

2 数据分析

2.1 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描述分析

调查样本的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本次调查样本以年龄在18岁至44岁之间、具有大专/本科学历且月收入在2000至5000元之间的企业、技术人员及学生群体居多。

2.2 旅游者性格特征及旅游偏好统计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中性格类型以介于内、外向之间的中间型比例最高，占样本总体的41.7%；其次是偏内向型性格与外向型性格，分别为17.1%、15.5%；而内向型与偏外向型性格分别占13.4%、12.3%。整体看来，样本总体中以内外向中间型性格为主，内向与外向型性格比例相当，性格特征不明显。

被调查者的旅游偏好统计分析结果如图1。被调查者的旅游偏好特征差异比较明显，度假旅游和生态旅游两项最受旅游者青睐，二者所占比例接近样本总体的四分之三，为68.4%；其次是观光旅游，占样本总体的21.9%。而特种旅游与专项旅游所占比例均较小，分别为5.95%、2.70%。在物质和精神财富极大丰富的同时，资源、环境、生态等一系列问题唤醒了人们的环境意识，同时为了摆脱日常生活和工作环境造成的身心紧张，人们开始偏向于选择环境优美又能放松身心的海滨或山区等地方旅游，即偏好于度假旅游和生态旅游。而特种旅游由于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与技术性，不为大众群体所普遍接受；专项旅游则因为还是一种新兴的旅游形式而不为大众所了解，故二者所占比例均较低。

2.3 黑色旅游态度描述性分析

黑色旅游态度包括对黑色旅游的认知、情感及行为意愿三部分，分别对应调查问卷中旅游者对黑色旅游认知程度及认知渠道、对黑色旅游第一印象、感兴趣的黑色旅游地及黑色旅游意愿题项，其具体统计分析结果分别叙述如下。

2.3.1 黑色旅游认知分析

通过对被调查者黑色旅游认知情况的统计分析发现，对于黑色旅游景点——汶川地震遗址，“非常了解”的仅为1.6%，“了解”的占15%，“了解一些”的占58.3%，“不了解”的占19.8%，“根本不了解”的占5.3%。而知晓汶川地震遗址的这部分人中，通过互联网知道汶川地震遗址的占41.2%，通过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体知道的占31.0%，二者共占72.2%，而剩余27.8%是通过旅行社、亲友等其他方式知道的。

2.3.2 黑色旅游情感分析 有关黑色旅游第一印象题项（填空题）的调查结果见表2。

表中印象标签一栏是对调查结果中被调查者对“黑色旅游”第一印象作答情况的提炼与概括。

由表可知，人们对黑色旅游的第一印象主要以“灾难、死亡”及“？”为主，分别占样本总体的26.7%、19.8%，其中“？”表示被调查者对黑色旅游的疑问，即不知道什么是黑色旅游。

从调查结果来看，旅游者对黑色旅游的第一印象多以负面色彩为主，这可能源于旅游者对“黑色旅游”中“黑色”一词的理解而致。表中占样本总体5.3%的被调查者对黑色旅游的第一印象为冒险、刺激，这说明这部分人群有可能对黑色旅游充满好奇与期待，他们发展成为黑色旅游者的可能性较大。

通过对受调查者感兴趣的黑色旅游地一题分析发现，被调查者对黑色旅游地的兴趣程度大致随着黑度的不断加重而呈逐渐下降趋势，其中天葬除外，如图2所示。究其原因，可能是被试者对天葬具体过程不够了解，以致将其与其他常见葬制相等同了。

从表3可看出，被调查者对历史底蕴深厚、黑度较淡的旅游景点如金字塔、泰姬陵等兴致最高，占到了57.8%，而对黑度较浓厚的景点如恐怖事件爆炸现场兴致最低，仅占4.3%，另外还有9.6%的人对所列黑色景点毫无兴趣（因该题为多选题，故出现了重复选择，样本总数大于问卷有效回收份数）。由此推测，旅游者所感知的黑色旅游黑色度可能会影响其黑色旅游意愿。

2.3.3 黑色旅游意愿分析

为避免被调查者对黑色旅游可能存有的负面感彩而影响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在设置黑色旅游意愿这一题项时，将黑色旅游具化为了新近具有代表性的黑色旅游景点——汶川地震遗址。

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中愿意到访汶川地震遗址（即参与黑色旅游）的占62.6%，而明确表态不愿到访汶川地震遗址的仅占9.1%，剩余28.3%的人则表示不确定。这与预试调查问卷（黑色旅游未用汶川地震遗址替换）得出的结果有所不同。预试问卷中，明确表示愿意参与黑色旅游的仅占48.5%，23.9%的人表示不确定，剩余27.6%的人则明确表示不愿参与黑色旅游。这说明，大部分旅游者实际上并不排斥黑色旅游，但却由于对黑色旅游的不了解以及对“黑色旅游”中“黑色”一词存有的负面感情预设而影响到其旅游意愿，以致不愿意或不确定是否会参与黑色旅游。

2.4 黑色旅游意愿相关性分析

利用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将被调查者的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性格特征、旅游偏好、对黑色旅游的认知、对黑色旅游的第一印象及其感兴趣的黑色旅游景点分别与黑色旅游意愿进行相关分析后发现，上述各类因子与黑色旅游意愿的相关系数均在0.4以下，见表4。

其中，旅游者旅游偏好、对黑色旅游的认知均在0.01水平（双侧）上呈显著相关，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189、

-0.200，显著性概率（双侧）p值分别为0.010、0.006。而旅游者感兴趣的黑色旅游地则出现两类情形：黑度较轻的淡黑与黑色两类景点均与黑色旅游意愿在0.05水平（双侧）上呈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162、-0.180，显著性概率（双侧）p值分别为0.027、0.014；黑度较重的浓黑类旅游景点与黑色旅游意愿之间则不存在相关关系。

换言之，旅游者的黑色旅游意愿与旅游者旅游偏好、对黑色旅游认知及其所感知的黑色旅游色度存在弱相关关系。由于旅游者不同的心理需求会产生不同的旅游偏好，而旅游者在旅游决策之前首先都会考虑其喜欢、偏爱的旅游类型以达到愉悦、舒心的旅游目的。由前文对旅游偏好一题的分析以及旅游偏好与黑色旅游意愿相关分析中可得到证实，旅游者特定旅游偏好的存在会对其黑色旅游意愿产生影响。

旅游者对黑色旅游认知的不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黑色旅游负面情感预设会影响其黑色旅游意愿，这在前文问卷分析时就已提及，而随后的相关性分析则证实了此判断。

由前文问卷分析还得知，就黑色旅游地而言，旅游者对色度较淡的黑色旅游地（同时也是其他类型旅游地，如历史遗迹类旅游地、红色旅游地等）兴致较高；但随着黑度的不断加重，黑色旅游地与其他类型旅游地的交叉也越少，旅游者的兴致也随之降低。而通过相关性分析得出的结果也证实：旅游者所感知的黑色旅游色度会影响其黑色旅游意愿。

3 结论与讨论

综上，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①旅游者特定旅游偏好的存在会对其黑色旅游意愿产生影响。

②旅游者对黑色旅游认知的不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黑色旅游负面情感预设会影响其黑色旅游意愿。

③旅游者对黑色旅游地的兴趣程度大致随黑色旅游色度的不断加重而呈下降趋势，即旅游者所感知的黑色旅游色度会影响其黑色旅游意愿。

④旅游者旅游偏好、黑色旅游认知及其所感知的黑色旅游色度均与黑色旅游意愿均存在弱相关关系。即旅游者旅游偏好、旅游者对黑色旅游的认知以及旅游者感知的黑色旅游色度会影响旅游者的黑色旅游意愿。

通过研究，笔者认为，虽然大众旅游者对黑度较淡，但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并带有一定黑彩的旅游景点，如泰姬陵、金字塔等兴致很高，故他们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黑色旅游者。因此，为了保证黑色旅游研究的深入性及可区别性，必须将大众旅游者与严格的黑色旅游者区分开来，而有关黑色旅游者的识别与细分方法，是今后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另外，本文对黑色旅游地的分类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如何确定黑色旅游地的分类标准，形成黑色旅游的分类体系，将是今后研究仍需继续完善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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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总结心得体会篇6

关键词：旅游立省；产业；发展；战略；对策

2008年11月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提出了“旅游立省”的发展战略，这是一重大的带有全局性的战略。在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关键时刻，提出该发展战略对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对两个“跨越式”发展目标的实现，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实践意义。认真研究和论证“旅游立省”发展战略的内涵，制定实施该战略的措施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旅游立省”战略的内涵和意义

1．内涵

首先，“旅游立省”战略对全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意义。旅游立省不仅是把旅游业作为一项重要产业发展，而是要通过其发展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旅游业是经济的基石和支柱产业，是经济社会中优先发展的主导产业。

其次，“旅游立省”战略是重要的社会发展战略。通过旅游的跨越式发展，将带动社会建设多方面事业的发展。

再次，“旅游立省”战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大计，是兼顾当代和未来的战略。

最后，“旅游立省”战略是整体性战略。在全省总体目标和规划的指导下，全省各地区各方面协调一致发展。

综上所述，“旅游立省”战略是关于河南长远可持续发展，关系全局，带动经济社会建设各项事业实施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战略。

2．意义

①“旅游立省”战略是发挥河南资源优势的科学发展战略。河南是经济大省，经济总量处于全国前列，但人均gdp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河南缺乏能源（煤炭除外）和矿产等发展工业的资源，却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乃中华乃至世界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大省；河南是第一农业大省,但4700万农村劳动力中有2800万的剩余劳动力，人均耕地仅1.4亩，是一个农村经济较为落后、耕地资源稀缺的省份；河南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具有极丰富的人力资源且人力成本低廉；河南具有极其优越的区位优势，发达方便的铁路和公路交通使区位优势得以极大发挥，更突出了发展旅游的优势地位。

分析比较河南的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从省情出发扬长避短，最适合发展的产业应是旅游业。“旅游立省”战略正是在深刻分析了河南省情后提出的，是充分发挥资源优势，适合发展需要，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科学战略。

②河南的产业结构需要发展旅游业。经济大而不强已成为人们对河南经济的共识，其重要的原因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较低且发展缓慢。2007年河南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为29.3%，落后于全国平均水9.8个百分点。另一重要原因是城乡发展不协调，城镇化率较低，2007年全省城镇化率仅为34%，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10.9个百分点。农村经济形式单一，大量剩余劳动力得不到有效稳定转移，劳动生产率较低，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提高。上述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瓶颈。河南经济要由大变强，必须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农村各项事业，稳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城镇化率。

旅游业是产业链条长，关联度高，带动性强，能源消耗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实施“旅游立省”战略，可以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特别是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吸纳大量剩余劳动力，扩大就业，是河南调整产业结构，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

旅游业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拉动内需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旅游已渐成人们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2007年我国国内旅游达16.10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达7770.62亿元人民币，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部分。旅游业的大力发展，高水平的旅游服务必将催生人们的旅游动机，增大旅游消费拉动内需。

旅游业是外向型产业，旅游业为我国对外开放，创收外汇作出了重大贡献。我省经济外向型比较弱，旅游业可以凭借旅游资源和旅游服务吸引大量外国游客到河南消费，以最经济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成本，实现外向型经济发展。

分析河南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情况，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稳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拉动内需，发展外向型经济，都需要大力发展旅游业。所以说“旅游立省”战略，是河南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建立外向型经济，拉动内需扩大就业，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

③“旅游立省”是实现两个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实现从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从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实现跨越式发展。实施“旅游立省”战略将会对经济建设起到巨大的推进和带动作用，是增强经济实力，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经济建设转型升级的突破口。

旅游活动与文化活动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社会活动，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是关联度很高的产业。实施“旅游立省”战略寻找文化和旅游的最佳结合点，可把两者有机结合形成文化旅游产业。通过产业结合，旅游的文化内涵得到提高和深化，增强吸引力；文化产业借旅游业开发市场发展繁荣；两者互相延伸，互相渗透，结成有机体形成新的产业。文化旅游将成为文化产业的生力军，成为旅游产业的优质板块。大力发展文化旅游是文化产业发展的突破口和重头戏。因此，实施“旅游立省”战略将推动文化产业迅速发展。

综上分析，“旅游立省”战略符合河南资源、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内外部环境的实际，实施“旅游立省”战略是实现我省从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从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战略。是实现省委、省政府总体发展目标的重要战略，是保证发展目标实现的有力抓手和突破口。

二、河南旅游业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河南旅游业取得了巨大成绩。2007年全省累计接待海内外游客1.7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352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全省gdp的9%，旅游业的总体收入排在全国前列。但旅游业无论从规模、效益、质量和地位都与丰富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不相称，与旅游发达地区及周边省份有着一定差距。河南虽是旅游资源和旅游业大省但并非旅游强省，之所以大而不强综合分析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对旅游业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清

虽各级政府都提出大力发展旅游业，但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旅游业的地位和作用。只是把旅游业作为一个辅助的、装点性行业，甚至把旅游业混同于接来送往。在建设项目安排、人才培育、资金投入、政策扶持等实质方面旅游业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2．旅游业法律地位不明确

旅游业法律地位不明确，法律法规没有明确旅游业的地位。使得旅游业发展没有法律依据，往往因领导人的更迭或政府换届，对旅游业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态度。

3．缺乏对旅游发展的统一管理体制

旅游资源、旅游企业，被多个部门和地方分割管理，自成体系，从各自利益出发，往往互相掣肘形不成发展合力。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不具备对旅游业发展的统筹及协调的职能和能力。

4．全省缺乏统一的旅游形象

河南没有一个统一的、鲜明的旅游形象，对宣传河南，吸引旅游者和投资者很不利。

5．旅游产业规模小，产业链条较短

旅游业的产业规模较小，与丰富的旅游资源和优越的旅游区域优势不相称。旅游业产业链条较短，没有充分发挥拉动作用。在旅游总体收入中门票收入占了主要部分，有人称河南旅游经济为门票经济。在诸如旅游商品生产、销售，文化娱乐等方面一直是旅游业的“短腿”。1999～2007年，河南旅游商品销售收入占该省旅游总收入的15%左右，远低于全国25%的平均水平，较旅游发达省份的40%更低。旅游业缺乏与其它产业的结合，没有形成新的共同发展的产业。

6．旅游业的外向型较弱

入境旅游一直是河南旅游的薄弱环节，入境客源人数少，收入低，客源目的地单一。2007年入境旅游为88.09万人次，入境旅游接待收入3.18亿美元，分别居全国第19位和20位，在中部6省中居第4位。客源分布国家和地区较少，主要来自港、澳、台、南韩、日本、东南亚，欧美游客比例很小。薄弱的外向型旅游限制了旅游对外向型经济的拉动，减弱了对外形象传播的作用。

7．旅游企业弱小，缺乏核心竞争力

河南旅游企业普遍弱小，缺乏核心竞争力。旅行社业是旅游业的龙头行业，河南旅行社业基本可以用小、散、弱、乱评价。全省991家旅行社，每年进入全国百强的旅行社仅有一家，大大落后与其他省份。近年河南高档次的星级饭店增加较多，但没有世界著名的饭店，整体实力不强，服务质量、管理水平不高。旅游交通是河南一大优势，河南是全国重要铁路和公路交通枢纽。但国际航空航线少、航班稀，入境旅游进入性较差，成为制约入境旅游的重要因素。旅游景区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龙门石窟、少林寺等国家五a级景区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吸引了众多的游客。但对全省的旅游资源缺乏统一的评价、规划和整合，缺乏合力。

三、实施“旅游立省”战略对策建议

1．增强和统一对“旅游立省”战略的认识

各级政府应增强对“旅游战略”的认识，深刻理解其意义和内涵，认清旅游业的地位和作用，了解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科学认识河南发展旅游业的优势、现状和差距。全省上下对“旅游立省”战略形成共识。

2．加强立法确立旅游业地位

加强旅游立法工作，将“旅游立省”从法律上确立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战略。结合本省实际，在制定地方旅游法规方面走在全国前面，加强旅游执法的质量和力度，使旅游业发展纳入法制轨道健康发展。

3．在旅游业发展中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通过制定适合旅游业发展的财政税收政策、开发利用旅游资源政策、人才政策，政府投资导向等举措，引导旅游业健康快速发展，使政府始终处于旅游发展的主导地位。建议成立省旅游委员会，统一领导全省的旅游工作，协调隶属于各地、政府各部门的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行使法律赋予的省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的职权。

4．树立全省统一的旅游形象

在对旅游资源进行调查和评价的基础上，深入研究资源的文化特点和内涵，设计河南旅游形象。采取统一的具有鲜明特点的语言、图形、音乐符号表达和传播旅游形象。反复宣传和传播，使之逐渐深入人心。

5．制定统一的长期旅游发展规划

旅游发展规划先行，统一规划，明确发展目标。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利用要在总的规划下进行，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旅游项目建设要突出特点，彰显中原文化特色，力求体现项目的唯一性，增加竞争力和吸引力。

6．“旅游立省”战略要和“文化强省”战略有机结合

实施“旅游立省”战略和“文化强省”战略有机结合。寻找旅游和文化的最佳结合点，合理开发利用文化旅游资源打造文化旅游产业，增强旅游的文化内涵，拉长旅游产业链，拓展文化产业。

7．“旅游立省”战略要与解决“三农”问题相结合

实施“旅游立省”战略要与解决“三农”问题紧密相结合，应将发展乡村旅游作为重点，通过利用现有资源形成新的产业，调整农村经济结构，稳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

8．“旅游立省”战略要与中原城市群战略相结合

实施“旅游立省”战略要与中原城市群战略相结合。在中原城市群的建设中，整合城市群内各城市的资源、规模结构和功能分工，打破行政区划的束缚，形成统一的旅游大市场。逐步实现城市群的资源共享、产业互补、生态共建、各具特色、协调发展，构筑中原城市群旅游经济隆起带。

9．拉长旅游产业链充分发挥旅游的带动作用

实施“旅游立省”战略，发挥旅游业的带动作用。首先从拉长旅游产业链做起，在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六个方面做足文章，提升旅游综合功能，形成完善的旅游产业链。加快发展相关配套产业。制定政策鼓励旅游文化产品的创新，对旅游商品的设计和生产，给予资金、土地等方面的支持。对民间工艺品、艺术品、传统产品要挖掘、保护，培养传人，积极扶持生产和销售。

10．大力发展入境旅游，增强河南旅游的外向型

发展入境旅游应在打造有特色的旅游精品基础上，加强对外旅游宣传和促销，拓展客源市场。打破常规走在其他省市前面，采取吸引外国旅行商投资办旅行社的策略。目前重点应对日、韩、美、德、英、法、澳、意等客源国和港、台的大旅行商采取优惠政策，吸引他们到河南开办旅行社，利用其客源市场资源发展入境旅游。

11．打造世界级旅游精品

对旅游资源科学评价、认真整合，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突出其特点，改善环境，提高服务品质，极大增加对旅游者的吸引力。以龙门石窟、少林寺等知名景区点为核心内容，打造具有垄断性的，代表河南形象，国内人人皆知、国际著名的世界级旅游精品。

12．组建旅游企业集团，提升旅游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以资金为纽带，以资源为依托、以人才为核心，打破地区、部门的分割和限制，冲破体制束缚，招商引资，整合资源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旅游企业集团。

“旅游立省”战略是一项重大决策，实施此项战略关系到全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到亿万河南人民的切身利益。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关于“旅游立省”战略的理论，积极科学的实施“旅游立省”战略。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完善理论。在实施“旅游立省”战略的过程中，要与时俱进，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积极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破解决各种难题。不断的努力和探索，确保“旅游立省”战略的正确实施，推进河南经济社会建设又快又好的健康发展。[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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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总结心得体会篇7

[关键词]乡村旅游质量；游客感知；少数民族地区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旅游是以乡村社区为活动场所，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景观、文化环境和生活场景为资源，融多种旅游功能为一体的专项旅游活动。它已逐步发展成为我国国内旅游市场上重要的旅游形式。国内已有很多旅游研究者对其概念、特征、类型等进行了探讨。根据开发形式和资源禀赋特点可将其分为乡村农家乐、农庄或农场旅游、乡村民俗风情旅游；根据地理区位和目标市场等特征的不同又将其分为城郊型、景郊型及老少边贫型。随着国家新农村建设步伐的推进，人们发现发展乡村旅游对新农村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作为乡村旅游市场消费主体的游客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行为特征、出游动机、旅游满意度等方面。

研究者利用顾客感知价值理论中“感知利得—感知利失”的价值维度划分方法，对城市周边型的乡村农家乐旅游游客的感知价值模型进行了研究。www.133229.com游客对少数民族地区城郊型乡村农庄旅游产品质量感知的要素有哪些?农家乐旅游与农庄旅游虽同为乡村旅游，但在开发的规模与经营尺度及旅游功能与吸引物等方面存在差异，作为组合乡村旅游产品其质量各要素的游客感知水平是否相同?带着这些问题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从乡村旅游产品消费流程中筛选出游客质量感知较敏感的代表性因子构成测评体系，以实证研究的方法探索上述问题的答案。

二、乡村旅游质量感知概念结构

游客乡村旅游质量感知是指游客在乡村旅游产品消费过程中形成的对质量属性表现的综合评价。一些早期的旅游质量感知研究倾向于将旅游产品单纯地看作是一系列旅游服务的组合，从而把感知旅游质量的评价内容局限在旅游服务的表现上，事实上，旅游产品综合形象及其资源特征也对旅游质量感知有积极的影响。由旅游质量感知而形成的旅游景区游客满意度是游客对旅游区的旅游景观、基础设施、娱乐环境和接待服务等方面满足其旅游活动需求程度的综合评价。

综合文献回顾资料，根据游客休闲农庄旅游经历中接触的外部综合形象、核心吸引资源、接待服务态度与质量、农庄旅游基础设施等质量影响因素，设计出游客调查问卷。其中，外部综合形象感知是指游客对乡村旅游经历的景观、环境卫生、文化氛围、安全性等方面的优秀程度的总体判断；核心吸引资源感知包括本地区传统民族餐饮、土特产品、交通便捷程度等特色旅游资源的感知；接待服务态度与质量感知以农庄商品经营人员、管理人员及食宿服务人员的服务态度感知进行测评；农庄旅游基础设施通过引导标志系统、公共休息设施、公共卫生设施等的使用感知来测评。

本文采用访谈法、田野调查、抽样问卷调查法、观察法等方法，对新疆城郊型乡村农庄旅游质量游客感知进行了调查研究。论文基于两个基本假设展开论述。假设一：所有相关指标题项是相互独立的，且所有相关指标题项在旅游者的游玩过程中都是受关注并可感知的；假设二：旅游者在消费中的旅游质量感知具有相互关联性。

三、实证研究分析

本文采用访谈、田野调查、抽样问卷调查等方法，对新疆城郊型乡村农庄旅游质量的游客感知进行了实证研究。

1　调查对象

新疆是我国国土面积最大的省级区域。农牧业经济成分所占比重较大。新疆昌吉州与首府乌鲁木齐毗邻，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200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主管部门确立了其乡村旅游发展示范区的地位。

杜氏农庄是该地区乡村旅游发展中一个典型案例。农庄位于新疆昌吉市北郊，成立于1996年，距昌吉12千米、乌市36千米，总占地面积1800亩，是全疆发展最早、规模最大、游玩项目最多的康体、娱乐乡村旅游地，属国家4a级著名乡村旅游景区，自治区五星级农家乐、自治区乡村旅游示范点。景区按8个功能区划分为：野炊区、哈萨克风情园、荷芳园区、渔村烧烤区、运动康体健身区、农家院区、古街观赏购物区、养殖区，具有同时容纳1000人以上住宿及5000人游园的承载能力。同时，新疆杜氏旅游农庄首开新疆“四季旅游”的先河，休闲娱乐活动十分丰富。农庄开设了龙舟、游船、竹筏、射箭、网球、(独轮、双人、三人)自行车、乒乓球、羽毛球、沙滩排球、马车、织布、磨米、磨面、绿荫足球等20多个娱乐项目；在此可以住在农家四合院，体验睡农家炕的感觉，感受邻里和睦的亲情；可以吃上地地道道的农家饭菜；占地60亩的畜牧养殖小区，采取原始的放养方式，不仅为游客提供绿色无污染的畜产品，而且为游客提供了畜牧养殖观光。2006年，杜庄旅游度假区接待游客10万人次，旅游收入800万元。

本文选择此点为研究地点，以在此地游玩的旅游者为调查对象，辅以景区内部管理人员及服务人员访谈法，研究该景区游客的社会特征及游客对其旅游经历质量感知的评价。

2　问卷设计

通过访谈和实地考察掌握的一手资料，结合文献研究设计出了游客调查表。内容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游客社会统计特征资料。第二部分是乡村旅游景区游客感知评价资料，该部分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格式，用20个陈述句分别描述了外部综合形象、核心吸引资源、接待服务态度与质量、农庄旅游基础设施及旅游后的满意度等不同质量层面的个人感知。所有测评题项均表述为积极措辞，这有助于降低受测者出现默许、断言和一致性偏见的可能性。请受测的旅游者填写对20个陈述句的同意程度，1代表完全不同意，3代表既不同意也不反对，5代表完全同意。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40份，收回224份，经检查剔除漏填、绝大多数答案一致等问卷，获得有效问卷200份，有效率为89.3％。

3　调查过程

本次调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现场实地考察阶段，时间为2007年6月10日至12日，笔者分别对昌吉州旅游局和杜氏旅游度假村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主要任务是进行管理人员访谈，了解本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同时对典型示范点的旅游过程进行实际考察。掌握了昌吉州乡村旅游发展的基本 概况及杜氏农庄旅游的发展历程及目前经营状况。第二阶段为游客问卷预调查阶段。时间为2007年6月20日至25日。笔者结合文献资料与杜氏农庄旅游的特点设计了游客问卷调查表，在景区及工作单位附近随机发放了30份问卷进行了预调查。根据预调查反映出的问题修正了问卷设计中的缺陷项，最终形成较合理的调查表。第三阶段为游客现场抽样调查阶段。时间为2007年7月10日至8月20日。期间采用调查人员现场发放并收回问卷和委托景区服务人员发放并收回问卷两种方式，对现场的旅游者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

4　分析方法

采用spssll.5和excel统计分析软件。统计方法主要有(1)信度检验，采用克朗巴哈(cronbach)a系数检验其内部一致性；(2)kmo测度及巴特利特球检验，用于量表因子的效度分析；(3)因子分析，用于量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四、结果分

析

完成数据的整理与统计后，进入结果分析阶段。首先对本次调查的游客基本特征进行描述，对问卷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然后进行游客感知质量分析，主要从感知指标总体水平和单项感知维度的两个层面，通过游客社会特征与感知水平的比较及中西部游客感知质量的比较进行分析讨论。

1　游客样本描述

旅游者的社会特征是旅游地市场营销中目标市场选择的重要细分标准。调查结果显示(见表1)，昌吉州乡村旅游者中性别比例基本平衡，男性略高于女性。年龄结构方面以中青年人数最多，其中18—45岁的旅游者占总量的78.5％。受教育程度方面大学学历人数比重最大，其次是高中／中专及职高层次。月收入水平方面1201—2000元人数最多，其次是601—1200元及2000元以上旅游者并列为第二位。职业构成方面企业职工所占比重最大，达44％。最值得关注的是乡村旅游者的家庭所在地构成，从数据资料来看，昌吉州乡村旅游者中乌鲁木齐地区人数比例最大，占到50.5％，其次是昌吉地区，占32％，这两个主要客源地总和达82.5％。由此可见，昌吉州乡村旅游客源以乌昌地区城镇居民为主体，家庭型聚会和企事业单位组织出游形式占主导。

2　信度与效度检验

利用spassll.5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采用克朗巴哈(cronbach)a系数检验其内部一致性，用kmo进行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克朗巴哈(cronbach)a系数为0.9031，表示量表有较高的可靠性；kmo为0.898，大于0.7的可接受水平，巴特利特球检验显著，说明研究可适用于因子分析。

3　调查结果与分析

(1)感知指标总体分析

对问卷中的感知指标总体进行描述统计。由结果可知，乡村旅游质量20个题项的游客感知总体均值为3.28，其中题项“我喜欢这里的乡村田园景色”的感知均值最大，为3.71，说明景区点的乡村旅游环境得到游客的认可；购买乡村土特产品的感知题项值最小，为2.85，表明在乡村旅游特色商品的开发、生产、销售方面等尚有较多不足。结合游客本次旅游经历是否满意的调查题项分析，发现满意度总体均值为3.39，选择满意程度为一般和同意的分别占44％和38％(见图1)。这些都说明游客对本度假村的整体感知水平为良，在产品开发经营等方面尚需不断完善。

(2)感知维度分析

在spassll.5中对量表进行因子分析，利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提取，其中旋转方法为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共旋转了25次。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以特征根大于等于1为抽取原则，选择题项因子负荷值大于0.4为标准，得到由18个题项构成的4个因子，每个因子的特征根都大于1，累计方差贡献率达58.15％，将4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旅游者感知价值的4个维度。具体结果见表2。

在这4个感知维度中游客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核心吸引资源的感知水平最低，总平均值仅为3.0475，这就要求本地乡村旅游经营者及管理者在资源特色的挖掘与产品的开发方面加强力度。具体来说，一是应大力开发和生产乡土特色的旅游商品，二是注重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中对回族民族文化的挖掘与展示。相对而言，游客对本农庄的旅游基础设施和整体外部综合形象感知水平较高，说明经营者在乡村环境基础上进行的旅游卫生治理、旅游安全管理、游览解说服务建设与游客对乡村旅游需求是相匹配的。

(3)旅游质量感知差异分析

游客的年龄、性别、收入等社会特征会对其质量感知的形成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对游客的家庭所在地、性别和月收入水平因素对质量感知的影响展开分析研究。

a　收入水平对感知的影响

个人收入水平是产生乡村旅游需求的前提，也是实现旅游活动的物质基础，它决定着游客出游的消费水平和结构。以个人收入水平为自变量，以感知因子为因变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见表3。

总体来看，收入水平较低的游客(600元以下)其旅游质量感知的4个维度水平最高(均值为3.612)，收入水平在601—1200元之间的游客感知的均值却最低(均值为3.157)。结合分析中方差分析的显著性检验值来看，不同收入水平的游客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农庄旅游核心吸引资源质量的感知差异较大，收入水平在2000元以上的游客感知水平最低，而对农庄旅游基础设施质量，不同收入水平游客感知差异不显著。对于乡村农庄旅游综合外部形象感知的娱乐活动丰富程度的感知收入水平差异较显著。对接待服务态度与质量维度，不同收入水平游客的感知差异较显著。

分析其原因发现，处于两端的游客收入水平与感知均值呈反向变化与出游能力有关。收入水平较低的人平时旅游的机会较少，对旅游产品的消费经验少而预期期望值较低，相对而言，调查地旅游经营整体水平较好的条件下其感知水平较高，而收入水平高的游客平时出游机会多，见多识广而比较出的感知水平不高；收入水平中等偏下的游客有过一定的旅游经历但总体出游机会少，对乡村旅游怀有较高的期望值，游玩中某些方面的不尽如人意就会对其质量感知带来较大的影响，调查时段正处于本地乡村旅游旺季，游客量较大，农庄旅游接待方面的漏洞较多，投诉量增加，因此影响到这些类型游客的感知。

b　家庭所在地与性别对感知的影响

乡村旅游是本地短途休闲旅游的主要方式。调查发现乡村旅游游客群体主要集中在昌吉和乌鲁木齐地区，其他地点人数所占比重较小，因此重点分析昌吉和乌鲁木齐地区游客对本农庄旅游的感知。统计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乌鲁木齐地区游客对乡村农庄旅游质量的旅游基础设施、外部综合形象、接待服务态度与质量维度的感知水平高于昌吉地区游客，而对乡村旅游核心吸引资源维度的感知水平低于昌吉地 区游客。这一结果主要是由于旅游点位于昌吉市境内，昌吉地区游客对其资源特色有自豪感，感知水平较高，对其他维度要求的期望值高；乌鲁木齐地区游客在此游玩的消费水平高，参与项目多，获得的旅游经历较多，而表现出感知水平高。

性别方面，女性对本地乡村农庄旅游质量的4个维度感知水平都高于男性(见表4)。这一结果可能与女性对外界环境变化较为敏感的特点有关。与日常生活环境差异较大的乡村旅游经历给她们带来的心理刺激强于男性，参观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品尝少数民族风味饮食等多种旅游项目产生了较强的愉悦感，因此形成的整体旅游质量感知水平高于男性。

4　与中部经济发达地区游客乡村旅游质量感知比较研究

乡村旅游质量的游客感知在我国经济基础不同地区表现性的对比研究，有助于少数民族地区改进乡村旅游供给质量，提高整体供给水平。国内学者张迪(2006)对浙江临安白沙村和安吉大溪村的城市周边型乡村农家乐旅游游客感知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选取了其研究量表中与本次调查相同的旅游需求六要素项目进行了比较研究(见表5)。

结果表明，本次调查中乡村旅游接待的购物、交通、住宿、餐饮方面游客感知水平低于中部发达地区。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中部地区经济发达，旅游基础条件优于新疆，同时经济发展的差异又带来个人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等的差异，如游客样本特征方面，中部地区个人较高收入水平所占比率高于新疆乡村游客，中部地区月收入在2500元以上者占42.4％，而新疆乡村旅游游客中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者仅占25％。这些差异对质量感知的影响就表现为少数民族地区游客对住宿、餐饮价格的感知较为敏感，整体水平低于中部游客。另一方面，这种经济基础的差距也造成了新疆旅游经济发展缓慢，乡村旅游购物品开发滞后，从而影响游客对乡村土特产品感知水平。

调查还显示，新疆乡村旅游游客在乡村田园风光、乡村旅游卫生条件、娱乐活动丰富性和乡村旅游解说介绍方面的总体感知水平优于中部发达地区。分析其原因发现，因双方在乡村旅游游客抽样的调查地点及乡村旅游经营类型的选择上有较大差异。新疆杜氏农庄旅游度假村位于乌市近郊，场地规模大，经营规范，内部管理统一有度，投资额较大，开发了诸如水上拓展训练、农家生产生活方式体验等多种形式的游览项目，整体经营水平较高。中部地区调查地点位于浙江省临安地区，为乡村农家乐经营模式，其多为小规模家庭经营，综合开发与营销能力有限，整体经营水平不高。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新疆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农庄旅游点为对象，对其旅游质量的游客感知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影响游客城郊型农庄乡村旅游质量感知的要素主要是乡村旅游区的外部综合形象、核心吸引资源、接待服务态度与质量、农庄旅游基础设施。

这一结果对经营者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经营者可以根据旅游质量管理和游客感知要素设定相应的管理层次，通过清晰的管理边界及有效措施，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另一方面，通过调查所得到的各要素因子的游客感知水平分析，农庄的经营管理层可以发现现实中存在问题的环节，采取对症下药的有效措施，提高经营质量。

如通过分析还发现旅游农庄中乡村土特产品购买是游客感知水平最低的一项。现场调查也发现农庄中设计的几处购物点所销售的主要是新疆民族手工艺品，种类与新疆多数旅游景点或旅游集市上相同。访谈中了解到到此游乐的城镇居民想在此地买到的是新鲜、绿色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对现场陈列的旅游购物品不感兴趣。鉴于此，农庄应对其购物点销售内容进行重新设计，在提高感知水平的同时，也创造更多效益。在4个感知要素中还要关注的是农庄的餐饮服务质量。因旅游旺季游客数量较多，中午就餐排队等位现象较严重，也引起游客的不满。建议经营者采取设计临时就餐点或提供不同档次餐饮品种等措施解决这一质量节点问题。

第二，对比分析表明，游客收入水平对接待服务态度与质量和核心吸引资源的总体感知水平差异较大；而家庭所在地方面表现为乌鲁木齐地区游客总体质量感知水平高于昌吉地区游客；性别方面表现为女性的乡村旅游质量感知水平高于男性。

收入水平对比分析的结果提醒农庄经营者，游客收入水平决定其消费水平。在基本功能性要素如餐饮接待、土特产品购买等方面，应提供高、中、低等不同档次的产品，如设计“全鱼宴”、“农家福”等高档餐饮品种，既能满足一部分高收入游客求新求奇的消费需求，又能减弱前文所述的午餐拥挤现象。

家庭所在地及性别对比分析的结果也为农庄经营者提供了有益的营销信息。针对乌市及女性游客感知水平高的特点，经营者可采取多种形式，积极拓展乌鲁木齐这一新疆最大城市居民市场，并可增加设计一些适合女性游客的参与性游乐项目，吸引更多游客。

旅游总结心得体会篇8

关键词：环渤海 区域旅游 中心城市 结构体系

中心地理论由德国经济学家克里斯塔勒在其《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中提出。随后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对旅游中心地理论进行研究，主要是从旅游中心地概念、旅游中心地职能、旅游中心地空间结构模式和界定方法、旅游中心地理论在旅游地应用等方面进行研究。旅游中心城市是旅游中心地的一部分，旅游中心城市方面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对旅游中心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和等级结构体系的定量研究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

本文从区域旅游经济联系度模型出发，以城市在区域中旅游作用影响力为界定标准，探讨环渤海区域中心城市等级，优化环渤海区域中心城市等级结构体系。

一、区域概况与研究方法

（一） 区域研究概况

本文研究环渤海区域范围界定为：由北京、天津、青岛、济南、威海、日照、潍坊、滨州、烟台、东营、大连、沈阳、唐山、秦皇岛、锦州、盘锦、营口、葫芦岛、丹东19座城市组成的区域。进入21世纪以来，以第二产业为核心的环渤海地区逐步实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区域旅游发展迅速。2009年旅游总收入逾6000亿元，区域旅游发展速度处于全国前列，旅游发展空间巨大。

自1985年在大连举行的渤海湾经济圈协作研讨会上提出环渤海地区开展旅游合作以来，环渤海区域旅游合作在诸多方面已取得了一定进展，环渤海区域各省市已先后达成“京津冀旅游合作共识”、“环渤海港口城市旅游合作”等合作协议。环渤海各省市竭力实现旅游合作发展，但与达到环渤海区域无边界、无障碍旅游目标仍有一定差距，与国内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相比，环渤海区域旅游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

（二） 研究方法

根据区域旅游中心地、中心城市内涵与特征，本文以城市在区域中旅游作用影响力作为旅游中心城市界定标准。对于城市在区域中旅游作用影响力的测度，本文首先引入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度模型，从此模型数据计算结果出发，将每一城市与其余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度指数中位数值作为城市在区域中旅游作用影响力指标，并以旅游经济联系度指数的变异系数测度某城市在区域中旅游作用影响的差异程度。

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度模型为：。式中， rij为城市i与城市j之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度；p、v为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旅游接待能力某种测度；d为城市间距离某种测度；k为经验估计系数。

二、 结果与比对分析

（一） 环渤海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度

运用上述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度模型，p、v分别为环渤海各城市2007年、2008年、2009年旅游总收入、旅游接待总人数均值，d为城市间实际交通里程，将数据代入模型计算，k取值为 ，结果如表1。

（二） 旅游中心城市体系

由于数据样本量为19，每一城市均有18个联系度值（除与该城市本身外），在计算中位数值的过程中，应选取每行、列的升序或降序排列中间两值均值作为中位数值，即 ti=（ai9 a10）/2。环渤海各旅游城市在区域中作用影响力指数如表2。

注：表2中按城市作用影响力指数大小进行降序排列。

以城市在区域中旅游作用影响力指数，将环渤海区域旅游中心城市分为四大层次。

第一层次：北京，t指数达到0.9471。北京是环渤海区域的经济、交通、旅游、信息和文化中心，在环渤海区域中北京影响最大。其良好的区位、资源、发达程度等对外界具有极大吸引力，为环渤海区域部级旅游中心城市。

第二层次：天津、青岛、大连、沈阳为省域级旅游中心城市。天津作为直辖市的政策优势、优越区位条件、便捷交通，受到北京辐射效果，成为环渤海区域中仅次于北京的旅游中心城市。青岛和大连凭借着现代化城市风貌、特色旅游资源、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较强城市经济实力，旅游发展迅速，成为省域级旅游中心城市。沈阳作为辽宁省政治、文化中心以及便捷的交通优势，与天津、青岛、大连成为环渤海区域内的省域级旅游中心城市。

第三层次：唐山、秦皇岛、烟台、威海、济南、锦州为区域级旅游中心城市。唐山、秦皇岛与北京邻近，在北京和天津的辐射作用下，旅游业获得较快发展。烟台、威海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和良好的城市环境。济南作为山东的省会，政治中心，交通便利。锦州作为辽西主要城市和沟通关内外的交通枢纽，和唐山、秦皇岛、烟台、威海、济南成为区域级旅游中心城市。

第四层次：潍坊、日照、盘锦、丹东、营口、葫芦岛、东营、滨州为地方级旅游中心城市。这些城市或受旅游业发展规模的限制，或受城市规模、经济实力、城市环境和交通通达性等因素的影响，相对其他城市而言，旅游影响力较低。

从环渤海区域中心城市空间结构分布来看（如图1）：（一）环渤海区域中心城市空间分布未呈现明显圈层结构。相比长三角区域以上海为中心的圈层空间分布结构，环渤海区域中只有京津冀板块呈现以北京为中心的圈层空间分布特征，环渤海区域中心城市空间结构分布未呈明显圈层结构；（二）亚区域中呈现明显的空间结构分布。山东以青岛为中心辐射周边城市的空间结构分布，辽宁省以沈阳、大连为双核心的空间结构分布，京津冀板块呈圈层结构分布。

三、结论与讨论

本文总结了前人对旅游中心地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试图有所突破，以环渤海19座地级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旅游经济联系模型定量化研究环渤海区域旅游中心城市等级结构体系。环渤海区域各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差异化程度较大，高层级的旅游中心城市对低层级中心城市的辐射效果不明显。密切各个城市之间的联系，促进各个城市旅游合作，从而实现区域旅游多层级联动发展。

本文有几方面今后仍需作补充研究：（一）旅游中心城市等级结构体系的合理性方面说服力不足，对结构体系合理性需进一步探讨；（二）旅游中心城市等级结构体系与旅游流聚散、旅游产业集聚等交互作用影响。

参考文献：

[1]殷柏慧,吴必虎.长三角与环渤海区域旅游合作条件对比研究[j].旅游学刊, 2004, (6).

[2]李超,曾坚.环渤海区域旅游规划分析及对策建议 [j].现代管理科学, 2009 (7).

[3]何调霞.长三角旅游中心地等级体系及职能优化研究[d].安徽师范大学, 2006.

[4]黄细嘉.创新区域中心城市旅游联动发展模式 [j].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7, (6).

[5]郭庆胜,闫卫阳,李圣权.中心城市空间影响范围的近似性划分 [j].武汉大学学报, 2003, (5).

旅游总结心得体会篇9

关键词：科技旅游 功能 特性  

 

一、科技旅游的概念 

科技旅游是将科技和旅游有机地结合为一体的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类型，其基本形式是以旅游资源中的科学技术要素和成分为基础，利用各种自然和人文景观，进行科技和旅游的综合规划设计，形成集科普、生产、加工、销售、观光、尝试、体验、娱乐为一体的旅游活动或产品。 

二、科技旅游功能的特性 

1.科技旅游功能的多重性 

科技旅游是一种集科技、经济、社会等多重功能于一身的旅游形式或产品。首先，科技旅游的科技功能表现在科技旅游是科技普及的新途径，科技旅游是提高科学素养的新方式，科技旅游是推动科技发展的新动力。 

其次，科技旅游为第三产业与第一、二产业的结合提供了良好的切入点，有利于一二与第三产业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和相互促进。为工业企业部门发展第三产业、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确立了良好的途径，而且在政府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方面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推动了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有利于农村和农业资源的有效利用，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科技旅游可以大幅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素质，是改善农村面貌的重要途径。更为重要的是农业科技旅游的开展，为促进农业科技创新、转化、交流与推广提供了无限的机遇，这就意味着农业科技旅游的发展，将有利于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现代化。这是传统的观光旅游所望尘莫及的。与此同时，科技旅游还对旅游产业的内部结构进行拓展和优化，对现有资源进行合理整合，使之表现形式更加新颖，内涵更加丰富，实质更加科学，从而避免了旅游资源的闲置和浪费，这是现代旅游产业集约化发展模式的一个代表，充分体现了旅游业作为“无烟产业”、“绿色产业”和“朝阳产业”的本质特征。通过组织科技旅游，转移和分散一部分假日旅游的游客，这对缓解长假旅游综合症起着重要作用并能带来稳定的经济效益。这些都无不体现的科技旅游对经济的积极作用。 

再次，科技旅游的社会作用也很是显著。科技旅游有助于促进文化传播。通过科技旅游，人们能够在学习和借鉴世界先进科学文化成果的同时，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科学文化，从而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科技旅游还有助于人们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培育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通过参加科技旅游，学习科学技术史可以发现我国历史上曾涌现出许多杰出的科学人物，科技发明在世界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人们就能够增强和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培养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科技旅游还有助于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一方面，开展科技旅游可以使人们认识到科技不是万能的，滥用科技是造成各种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人们通过参加科技旅游可以开启心智，动手动脑利用废旧物品搞一些小发明小创造，变废为宝，既增加了科学技术知识又加强了环保意识，实为一举两得之举。 

科技旅游功能的多重性必然会带来多重的效益，科技旅游正是因为有了自身功能的优势才被各国政府争相开发，也正是因为这样它才不断的受到人们的重视和青睐。 

2.科技旅游功能的互动性 

科技旅游的众多功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紧密相连、彼此依靠，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模式。科技旅游通过激发公众对科学技术的好奇心以及求知欲来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实现科技旅游的科技功能。公众的科学素养一旦提高，就会形成尊重科学、热爱科学和支持科学的热情，从而实现科技旅游的社会功能。科技旅游社会功能的实现又营造了全民关心科学发展、热爱科学事业的氛围，促使公众更加多的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科技旅游活动中来，这又能使科技旅游的经济功能得到实现。经济功能的实现又会加大对科技研究的投入，促进科技创新，丰富科技旅游的内容，这样一来又促进了科技旅游的科技功能的实现。以沈阳世博园为例，它的开发目的无疑在于它的社会效益，然而在它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的同时，其经济功能和对科技的作用也在不断的显现出来。2006年在沈阳世博园举办的沈阳世界园艺博览会（以下简称世园会）历时184天的世园会共接待游客1260.80万人次，创下了世界园艺博览会展期内接待游客总量的新纪录。其中“五一”和“十一”两个黄金周，接待游客高达310万人次。5月2日当天接待游客34万人次，创造了世界园艺博览会历史上单日游客总量的最高纪录。世园会的成功举办，对沈阳经济的促进作用已经显现。据测算，世园会的举办使棋盘山地区的土地价格升值了五倍，拉动沈阳的 gdp增长100亿元以上，沈阳城市建设水平提前了五到十年。2006年前三季度，沈阳市共接待国内外旅游者3165.7万人次，旅游业总收入205.7亿元，两项指标均增长18%以上。1至9月份，全市接待国内外旅游者总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96.5万人次，增幅达18.6％。其中国内旅游者3134.9万人次，同比增长18.5％；入境旅游者30.8万人次，同比增长33.3％。世园会的成功举办为中国在国际上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同时塑造了沈阳“国家森林城市”形象，提升了沈阳的城市品位和城市影响力，促进了沈阳城市的大幅度升值，增强了沈阳全体市民自豪感，成为了沈阳由重化工业城市向现代城市的转折点和全面振兴新的推动力。在名利双收的同时，世博园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普及科学知识领略技术之美的好机会。园区植物数量共7000余种，其中精品种类630余种，550万株郁金香，820万株宿根花，130万株球根花，有3500余种15万株玫瑰花，有300盆园内极品盆景。通过参观游览，人们加深了对各种植物的了解以及对珍贵稀有物种的认知。世博园的建筑和设计上无处不体现着科技之光。园中的上海园——“空中花园”，总占地面积1345平方米，绿化面积1077平方米，绿地率80％。其主题为“生态多彩，科技之光”，园内观景台最高处离地3米，游人可在下面穿行。离地45厘米的木栈道弯曲而行，象征美丽的黄浦江；井字形的花卉展区象征上海市民丰富多彩的生活；连接地面与空中花园的坡道则寓意上海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园区中有一座时钟指针形栈桥，它体现了上海的时代进取精神。其中一个指针是从地面攀升到二层观景台的坡道，另一个指针是伸向园区的观台。观景台中心建筑“生态科技光”由上海市花白玉兰的抽象花瓣围合而成，墙体外部装有液晶电视屏幕，用于展示上海园艺绿化发展的前景。整个观景台大量采用钢和玻璃两种料。条块分割的花卉展区在体现城市机理的同时，便于日常养护管理，并能让游人与花草亲近。新型园艺技术在园中得到巧妙运用。通过改装，园区内的栏杆形成了一个滴灌系统。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就体会到了现代园艺、科技与生活的完美结合。

旅游总结心得体会篇10

[关键词]旅游后悔心理；后续行为特征；因子分析；方差分析；认知

1　引言

消费者行为研究结果是市场拓展策略制定的基础。消费者行为研究中所强调的消费者动机、感知、期望、满意度、感知价值等行为变量最终是为了更好地预测消费者未来的行为意图。消费者后悔心理是消费者对所使用或体验产品不满的直接反应，此种心理及其后续行为被认为是全面理解消费者对产品／服务的满意度和解释多种售后行为(例如在购买意愿、品牌转换、投诉及口碑传播)的重要因素。对消费者而言，后悔情绪可引发不满和消费转移，事实上，简单的一个后悔期望就足以改变消费者的后续购买行为。

旅游者行为作为消费者行为研究的重要分支方向之一，其研究方法和范式上和消费者行为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www.133229.com旅游活动的特殊性导致旅游者后续行为表现的多样化。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有相关旅游体验后，其后悔心理所导致的后续行为表现对旅游目的地稳定和发展客源意义重大。从学科研究角度看，国内外从后悔心理角度对旅游者后续行为表现的研究尚显缺乏。

2 理论基础评述

后悔被定义为产生于认知的消极情绪。当代关于后悔的研究取向主要有3种：哲学取向(philosophical approaches)、经济学取向(economic approaches)与心理学取向(psychology approaches)。鉴于个体消费的特点，消费者行为研究多借鉴心理学成熟的研究方法和内容，这也决定了心理学取向对消费者后悔心理研究的主导地位。

国外心理学取向对消费者后悔心理的研究结论是不一而同的。泽兰伯格等(zeelenberg et al.)把后悔归纳为与观念、感受相关，是一种深切的感受，也就是消费者认为做错某件事，或失去了某次机会，对自己不满并想纠正自己，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做而寄希望于第二次机会的一种理想。卡尼曼和米勒(kahneman&miller)指出可能是消费选择引发了消费者的一种逆反想法而导致了后悔的出现。因此，当购买者仔细考虑放弃的选择时，他们认为放弃了可能更好地选择，犯了选择性错误，并后悔没有选择应选而未选的。从后悔情绪研究的理解来看，消费个体越是认真地考虑其他选项，越有可能体会到后悔。米勒等(miller et al.)的研究证明：可供消费者选择的可能性数量，影响其对自身消费行为和结果的常规认定(惯性认定)，即购买前选择的可能性越多，购买行为越不常规化(越不符合习惯)，购买后悔情绪越高。

当消费者购买后，后悔和满意可能同时出现。因购买者对选择的产品既感到满意，也感到对其他产品没有被选而产生后悔和不安。尽管后悔和不满意都来自不愉快的经历，但是它们的参照不同。当产品的性能达不到顾客对产品的期望时，不满意就产生了；但产品的性能比不上顾客应选而未选的产品功能时，就会产生后悔情绪。后悔与购买者对产品的选择有关，而不满意与期望的比较结果有关。当购买者完成了产品特质之间的比较评估之后，他可能感到总体满意，但同时，如果产品的一些特质比不上未选的产品时，也会感到后悔。因此，后悔情绪是由“作为”和“不作为”之间的比较引起的。

大多数研究都认为态度有情感(affect)、行为(behavior)和认知(cognition)，即所谓的abc态度模型(abc modal of attitudes)。从国外后悔心理研究结果看，后悔是基于认知信息加工而生成的个体态度(态度的标准学习层级)，其结果指向必然是“认知个情感于行为”。因此，以消费者认知为主导的后悔心理必然能更好地预测消费者后续的行为意图和行为表现方式。

基于上述的分析并结合旅游者行为活动的特点，笔者认为可以这样解释旅游后悔心理，它是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体验活动基础上做出的以认知因素为主导的个体态度，这种后悔心理可能是实际旅游体验质量和旅游期望的比较结果，也可能是旅游者将本次旅游目的地和未选择旅游目的地之间的比较结果，或二者皆有的结果。因后悔心理和行为的直接相关，研究旅游者后悔心理比研究旅游者抱怨能更好地预测和分析旅游者行为意图。

3 旅游后悔的行为表现实证分析

3．1 研究设计及数据说明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原始资料与信息，采用统计分析软件matlab7.01对所得的数据进行各项统计分析并得出结论。笔者于2007年9月进行2次预调查，预调查主要是访谈形式，选择20位大学2～3年级有过旅游经历的学生进行深度访谈，选择和确定旅游后悔心理的行为表现特征，为正式调查做准备。问卷的设计包括两部分：①旅游后悔心理所导致的后续行为特征19类(具体内容见表2)，采取李克特5点量表尺度(likert scale)，依序由1分到5分代表此类行为特征表现的程度(非常小、小、一般、大、非常大)；②样本的个人情况，包括被调查者的性别和学科差别。

正式抽样调查于2007年10月，调查主体以大学2-3年级有过旅游经历的学生为主。调查问卷共发放260份，回收244份，回收率为93％，排除回答不完全及真实性较低的样本后，最终使用有效样本共计224份，有效问卷率86％。调查样本中理科生为105人，占总量的46.88％；文科生为119人，占总量的53.12％。男性为93人，占总量的41.52％；女性为131人，占总量的58.48％。

对所收集调查数据进行信度及kmo值分析，结果如下：数据信度标准值克朗巴哈α值(cronbach α)为0.768，标准化克朗巴哈α值(cronbach’s α basedon standardized items)为00771，共分析项目19个。根据纳恩诺里和伯恩汀(nunnally&bemtein)的研究，测量工具的克朗巴哈。值(cronbach o)最好高于 0.7，但是，如果量表中的测量项目数个数小于6个，克朗巴哈α值(cronbach α)大于0.6也表明数据质量可靠。此处问卷信度值都在0.75以上，说明了本文所使用数据具有较高的置信度。问卷的kmo值为0.766，巴特勒球体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说明数据存在良好的结构效度，适合于下文所使用的因子分析法(见表1)。

3．2 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是用少数几个因子去描述许多指标或因素之间的联系，即将相关比较密切的几个变量归在同一类中，新因子的提取标准一般为特征值大于1。和主成分分析相比，因子分析可以使用旋转技术帮助解释因子。因子旋转最常用的方法是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varimax)。因子旋转的目的就是要使因子载荷矩阵中因子载荷的平方值向0和1两个方向分化，使大的载荷更大，小的载荷更小。本研究数据的因子分析使用该技术线路。

数据因子分析正交旋转后结果如表2所示。19个问卷项目通过因子分析及正交旋转后新萃取因子5个，分别是“采取相对激烈的对抗行为”、“通过网络负面宣传”、“向旅游管理机关投诉”、“断绝该地旅游并影响亲友”及“借鉴经历调整心态”。

3．3 单因素方差分析

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用来研究一个控制变量的不同水平是否对观测变量产生了显著影响。本研究数据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受调查者学科门类的差异对旅游后悔心理驱使下导致的后续行为特征没有必然的联系，即不论是学习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学生旅游后悔心理的后续行为特征不存在差异性(见表3)。

旅游后悔心理导致的3种后续行为特征和受调查者性别存在明显的差异，即男性和女性在“采取相对激烈的对抗行为”、“通过网络负面宣传”、“向旅游管理机关投诉”的行为方式上存在明显的不同。“断绝该地旅游并影响亲友”和“借鉴经历调整心态”两类行为表现方式在性别上没有明显的差异(见表4)。

3．4 总体分析

为了更清晰地揭示旅游后悔心理对个体后续行为特征的影响，笔者对收集数据进行了加权平均，其权重由主成分分析法确定，结果如表5所示。

数据结果显示：当旅游后悔心理产生后，旅游者选择采取“断绝该地旅游并影响亲友”的倾向较强(3.1794)。另外，因本研究调查样本为在校大学生，该年龄层次对网络使用率较高，因此，“通过网络负面宣传”(3.1719)成为该旅游群体产生旅游后悔心理后行为意图表达的另一类重要选择。相关研究表明：处世态度能直接反映中国人人格结构中的个体动机水平。大学生在旅游后悔心理产生后表现出“借鉴经历调整心态”倾向较强(2.9790)，这说明了当代大学生能更多地从社会现实的角度上不断完善自我的处世态度，充分理解社会现状，以积极的心态适应社会现实。在旅游管理机制不断完善的背景下，旅游者会更加理性的寻找一定的渠道和途径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也是“采取相对激烈的对抗行为”赋值较低(2.0761)，而“向旅游管理机关投诉”赋值较高(2.8567)的原因。

现实生活中，男性一般处于主导地位，其行为外显性表现总是略强于女性。本研究结果显示：男性在旅游后悔心理产生后所采取的各类后续行为表现赋值均高于女性。该结果符合男女性别差异在行为表现上的社会认识。

相关实证研究显示：文科生多接触社会人文科学，社会人文科学缺乏精确的定量和实证性，这使文科生在行为表现上更多的具有感性色彩，易冲动；而理工科生多接触自然科学，而自然科学具有较高的稳定性、精确性、严密性和规则性，这就使得理工科学生的人格趋向理智、精细、守则。本研究结果从学科赋值差异上看：自然学科背景的个体在“通过网络负面宣传”(3.2664)、“借鉴经历调整心态”(2.9406)来表现旅游后悔心理上的赋值较高；社会学科背景的个体在以“断绝该地旅游并影响亲友”(3.0699)、“向旅游管理机关投诉”(2.9808)来表达旅游后悔情绪上赋值较高。该赋值评价基本符合以往对自然学科背景和社会学科背景学生行为表现方式差异的研究结果。

结合上文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可以给出如下结论：男性较女性更容易“采取相对激烈的对抗行为”、“通过网络负面宣传”及“向旅游管理机关投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旅游后悔心理。

4 结论、管理借鉴及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在后悔心理研究总结评价的基础上，结合旅游者行为活动的特点提出了旅游后悔是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体验活动基础上做出的以认知因素为主导的个体态度，这种后悔心理可能是实际旅游体验质量和旅游期望的比较结果，也可能是旅游者将本次旅游目的地和未选择旅游目的地之间的比较结果，或二者皆有的结果。使用因子分析法萃取了旅游后悔心理导致的后续行为表现主要为：采取相对激烈的对抗行为、通过网络负面宣传、向旅游管理机关投诉、断绝该地旅游并影响亲友和借鉴经历调整心态等5种表现方式。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说明了男性较女性更容易“采取相对激烈的对抗行为”、“通过网络负面宣传”及“向旅游管理机关投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旅游后悔心理。从学科差异来看，个体所学科别的差异，对采取这5种行为方式来表达旅游后悔心理没有明显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