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知识范文10篇-9游会真人第一品牌

时间:2023-12-11 17:14:50

新闻传播学知识

新闻传播学知识范文篇1

一、新闻传播学科范式的内外重构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更加注重媒体行业的发展,新闻传播有利于促进各行各业的发展,有效提升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现阶段,如果判定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主要决定于专业化程度,但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专业化程度可以使人们更好地认识与了解社会,但是却限制了人们有效了解与控制文化的整体性。在大数据时代,各学科之间联系发生转变,各国学科之间不断融合。(一)由外部促进新闻传播与其他学科融合。针对当前发展情况来看,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发展缓慢,但是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在与其他学科知识形成时,主要是将社会学中的有关统计调查为基础,了解所关注的社会组织、社会行为以及社会问题,从而有效促进发展。现阶段,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对新闻传播学造成重要影响,已经成为其他学科发展的基础。所以,其他学科在实际发展中,要积极学习、借鉴新闻传播学,从而能够有效吸取更具价值的东西。并且,大数据的出现,有效增加了学科之间研究层面的融合,各学科之间交流与联系,对新闻传播学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另外,在对论文大数据进行研究中,主要以新闻传播学中的脸书与推特为主,主要研究人员都是具备高素质计算机技术人才,有利于增加人才之间的交流。对于信息传播而言,新闻传播学通常注重其传播规律,并且能够依据社会问题及现象进行研究。在研究信息过程中,互联网技术具有重要作用,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问题、公共舆论、社会组织等问题,其研究方向主要为信息传播及生成方面。这一环境下,人们所关注的领域转向新闻传播学[1]。(二)由内部促进新闻传播学的学科转向。最早的新闻传播学是由新闻学与传播学两部分内容构成,两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异。针对新闻学而言,主要是以职业规范作为目标学科研究;针对传播学而言,属于经验科学,主要研究方向在于信息传播与信息对社会形成的影响。刚开始新闻传播学被人们称作人文科学,在研究中将新闻传播学归入到汉语言文学专业内,后来在其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便成立了独立的新闻传播专业。在社会不断发展以及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新闻传播学正在趋向具体化的传播领域发展。在进行数据信息研究中,很多学者也是在采用实证法进行分析研究。所以,人文性质相关的学科在实际研究中,需要不断向社会科学方向不断发展,从而体现专业性与精确化。另外,针对新闻传播的相关数据情况,传统数据收集方法资源有限,并不利于发展。但是在大数据时代,能够为其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有效拓宽发展领域。

二、新闻传播学重构图景

一般情况下,新闻传播学在发展过程中,来源于实践,特别是针对大型数据的传播与处理,一定要进行实践,才能具备有效性与科学性。所以,我们要不断进行拓展,并且逐渐发展新兴的新闻形式。对于内容方面,有利于促进新闻媒体的发展与转型。另外,在研究数据新闻中,与传统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进行对比,具有较高的精准度与准确性。所以,我们需要增加对实践性科学的分析与研究力度,从新闻数据信息的异常处理与可观性进行管理与控制,使其能够有效促进社会科学与新闻实践的研究,从而有效实现新闻传播学研究追求的目标。并且,在大数据时代的影响下,新闻传播由以往传播信息已经转向信息传播以及信息使用的共同发展,有利于提升人们的认识[2]。

三、新闻传播学研究进路

大数据对社会、生活等造成重要影响,改变社会科学研究模式,为新闻传播学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会。大数据在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有关学科范式造成冲击,从而使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及实践进行重构。首先,要明确学科之间的边界,注重突出新闻传播学的位置,注重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互动与交叉,从而为新闻传播学在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其次,新闻传播学要清楚自身的研究方向,明确研究核心;最后,新闻传播学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注重其中的薄弱环节,不能只是依靠以往的人文方法进行研究,更要加强其他方面领域知识的学习[3]。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构对新闻行业具有积极地促进作用。现阶段,我国新闻传播行业发展迅速,但是大数据的产生,新闻传播行业发生了变化,对于人们对社会的认知以及社会发展具有良好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丁伟.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教学改革研究[j/ol].现代交际[2018-04-18].

[2]秦双.浅议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教学的改革[j].现代经济信息,2016(23):426.

新闻传播学知识范文篇2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研究生;高等教育

一、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的内涵

新闻传播学硕士是一个介于学士及博士之间的研究生专业学位,新闻传播学要求本专业硕士具有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基础、独立的思考能力。世界上最早开办新闻传播学硕士学位课程的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其专业涉及新闻的各个领域,毕业生在美国乃至世界各主流媒体十分活跃。而我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本身起步较晚,无论是学科研究还是人才培养,都是在借鉴西方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学制一般为学分制,学时为三年,前两年是基础课和专业课学习时间,课程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通常可以修完绝大部分学分;第三年用来完成毕业论文、毕业实习以及求职。毕业后获得文学学士学位证书以及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开始于1978年,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招收一批新闻学硕士研究生,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批自己培养的高层次的新闻教育人才。经过几代新闻人数十年的努力后,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培养已经初具规模,形成了自己的模式,逐渐规范化。

二、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的特点

(一)人才培养的多元化

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培养注重多元化。近年来,跨专业报考新闻传播学硕士的人数比例逐年上升。跨专业学生在接收新闻传播学相关理论知识的同时,也可以将这些理论方法与自己本科专业所学的专业知识相结合,进行深入的辩证思考与分析。在学科交汇处提出新的理论设想,进而取得新的研究成果,促进学科融合发展。当前,业界需要这样既具有新闻专业素养又拥有其他领域专业知识储备的复合型人才。结合近几年状况来看,部分新闻从业人员也开始选择读研深造,他们的加入为新闻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战案例资料。

(二)课程设置重应用性

由于基本专业的特殊性,新闻传播学在人才培养上更加注重实用性、应用性。在专业课程设置上,比起本科阶段来更加注重的是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学习,并且在进行了系统的概论学习后,细化专业学习。应用型课程的设置将当下新兴的科学传播技术和先进的新闻传播理念引入课堂,弥补研究生在实践能力方面的短板,以更好地进行学术研究,使学术研究贴近实际生活,实现学术成果对实际生产力的转化,促进新闻传播理论更好地应用到实际的新闻业务中。这也能使研究生毕业后更快速地融入专业工作,使研究生教育与时俱进。

(三)注重思维及能力培养

与新闻传播学本科生相比,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的突出特点是强化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塑造,通过研究和讨论,引导学生对理论进行思考,结合新闻业务案例进行研究。在这一过程中,锻炼学生自主思考的能力,使学生建立逻辑思维能力,辩证地理解新闻传播理论,进一步研究新闻业务,发展学科理论学说。研究生教育需要从学术层面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在深刻理解新闻传播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案例进行研究分析,对学说进行发展或批判。研究生教育精且细,才能形成理论架构的系统搭建,逻辑思维的准确塑造,科研能力的着力培养。在不断训练的过程中获得的能力,是研究生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

三、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的意义

(一)促进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发展

我国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均起步较晚,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基本是在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过程中结合实际的新闻传播事件进行的,主要是对新闻业务和新闻事业发展的探索。其研究实用性质较强,相应的理论色彩就比较弱。传播学引入新闻学界后,经过一代专家学者的探索,将二者磨合,新闻学和传播学已经彼此交融,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和批判思想已经成为新闻学研究的一部分。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更加强调学科的融合,将二者的思想理念与研究方法融汇,以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探索新闻学研究。研究生教育就是在着力培养一群从事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人才,培养其科研能力,鼓励热心学术的学子攻读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储备人才。

(二)提升新闻传媒行业的竞争力

从新闻传播业界的角度看,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对我国新闻传媒行业的推动作用也是相当大的。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将新闻传播学术理论转换为新闻传媒行业的生产力,促进我国新闻传媒传播能力的提升,扩大我国新闻的传播影响范围,提升我国新闻的传播影响力,提高我国的国内外舆论引导能力,进一步增强我国现当代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新媒体的出现、社交媒体平台的强大给新闻传播力的提升带来了新的问题,如何在这样一个形势多变的环境下加强我国的新闻传播力,需要学界的研究者们不断提出新问题和新视角,反复地进行研究,探讨出最好的方案、办法。

(三)符合研究生自身发展的需要

随着本科毕业生数量的逐年增加,本科毕业生就业的压力持续增长,而本科文凭的竞争力却未曾增长。这使得本科毕业生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越发处于劣势地位。就目前的状况来看,硕士研究生在就业时相较于本科生会更有自信心、更有竞争力,部分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以及企业对高学历人才有更多的需求。尤其是西部地区、基层单位,研究生的优势较大。在工作中,学生在研究生阶段所接收的教育和培养出的思维能力能促使其在事务处理上看得更远、考虑得更周到、处理得更妥帖,这种能力使研究生在工作发展上有着足够的后劲。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无论是从个人还是从行业,甚至从国家的角度来看,都十分重要。国家传媒影响力的拓展、新闻传媒行业的发展以及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本身的发展,都离不开科学、规范的高等教育,需要高校和专家学者们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予以重视,完善学科教育体系,丰富研究生教育内容,鼓励学生刻苦钻研学术,促进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的健康发展。

作者:周婉馨 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参考文献:

[1]董天策.新闻与传播专业型硕士的培养目标与模式[j].新闻与写作,2014(4):65-68.

新闻传播学知识范文篇3

关键词:融媒体;新闻传播学;教学体系

媒体融合“是指在科技进步的催动下,生成了新的传输平台,可以使不同媒体之间进行交融与互动,在不同媒体之间,传播方式和内容可以相互借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形成共同发展之势”[1]。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融媒体不再是一个理念,它成了极具发展前景的事实。在我国传媒行业中,媒体融合大致经历了报网互动、多媒体联动和融媒体3个发展阶段。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各媒体的融合还仅仅停留在内容层面。直到融媒体时代,从采编到传播的各个环节的全面融通才真正得以实现。这种融合贯通,得益于数字化技术的发展,适应了更加多元化、多层次的受众需求,成为新的传播理念与行业趋势。作为新闻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高校应该做到与时俱进,对陈旧的课程体系与教学方式进行革新,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新闻行业的人才需求。

一、前融媒体时代传统教学体系的困境

为了适应融媒体时代对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提出的要求,高校的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学需要从教学理念、课程体系和教学方式3个方面对传统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学体系进行反思与革新。

(一)陈旧的教学理念

融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完成了对新闻生产及传播过程的融合和贯通,实现了对信息资源的整合和再造。传媒产业对图文、视频、网络,以及音频等信息的融合加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这些信息在内容上也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但目前多数高校在进行新闻教育时,未能将多元化的传播理念作为指导思想。对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仅仅停留在传统新闻“采、写、编”的层次,忽视融媒体时代行业发展对从业者提出的“内容策划”“平台运营”“数据分析”等多元信息处理加工能力的需求。同时,高校对新闻教育的理解仍停留在单一层面,将新闻教育理解为新闻传播学专业知识的填充,因而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的选择上都过于保守。正如所说,“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2]。在陈旧的教学理念下,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难以具备应有的融合性思维和信息整合加工能力,难以适应多元化的媒体传播环境。

(二)滞后的课程体系

传统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体系是在中国新闻教育的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一般包含专业理论课程和文化基础课程。首先,课程内容以传统大众媒体的运作方式为基础,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培养仍然停留在传统媒介技术的需求上。例如,理论类课程没有涉及媒体融合观念,实践类课程也仅仅包含新闻采访、拍摄录制、新闻写作等,忽视对学生的新媒体平台实践操作能力的锻炼。其次,新闻传播学专业的课程设置没有及时跟上新闻业务需求的变化。例如,融媒体时代对跨媒体叙事能力、多传播平台运营能力、双向互动能力提出的新要求,都未能在传统课程体系中得到应有的重视。要适应时代提出的新要求,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学需打破各媒介之间的条块分割,进而实现对新闻业务整体的融会贯通。但目前的课程设置完全没有体现对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整合能力培养的重视。最后,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内容仅仅以旧有的新闻传播学专业教材为支撑。一方面没有做到向其他学科知识进行渗透拓展;另一方面未能及时将新的业界成果和学界成果吸收到课程体系中,以确保课程的前沿性和有效性。

(三)单一的教学方式

在前融媒体时代,高校的新闻传播学专业教育往往围绕传统媒体的人才需求展开,在教学方式上往往存在过于单一、保守等问题,无法适应融媒体时代的行业发展。首先,教学方式中实践导向的缺位导致许多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在实践能力方面存在欠缺,甚至还有一部分学生对于实践内容产生抵触或懈怠的消极情绪。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教育长期以来忽视实践操作能力,必然无法培养出高素质的全方位新闻专业人才。同时,传统新闻传播学专业教育仅依托课堂这一平台,不重视多种媒体教学平台建设,无法跟上融媒体时代平台建设的步伐。学生能够利用的平台设施一方面过于陈旧,远远落后于日新月异的数字化技术变革下的行业发展;另一方面在数量上也无法满足教学需求,往往存在几个学生共用一台设备的情况。此外,教师对新媒体技术与融媒体手段缺乏应有的了解,更做不到将其熟练运用于课堂之上。教育者缺乏教学方式的创新意识,未能将媒体技术作为新闻教育的工作目标,这也是导致教学方式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

二、融媒体视域下的人才特质

在融媒体时代,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采、写、编”。新的新闻环境在思维理念、判断能力、信息处理等方面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要想培养出时代需要的高素质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就必须对这些新要求进行把握。

(一)开放性的用户思维导向

融媒体思维是一种开放性的、专业性互补的思维模式,具有典型的特点,如信息传播的互动性和精准化、内容生产的大众化和定制化、平台的开放性和共享性、内容形式的多维性和跟踪性[3]。融媒体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思维方式结合起来,一方面具有传统媒体力求真实、深度、权威的精英思维;另一方面加入了新媒体娱乐性、服务性、互动性、数据化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一种以用户、平台、跨界为关键词的综合传播力思维。而用户思维正是这种共建共享、内容为王、一体化的思维模式的核心。在融媒体时代,受众获得自主选择权,媒介从主导者变为服务者,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转变拉近了新闻工作者与受众之间的距离,也让新闻工作者更具大众意识和服务精神。例如,从前一篇报道往往由记者从主观判断出发,按照固定的写作模式制作,然后呈现给大众。受众的意见与观点往往被忽视,无法得到有效的接纳和吸收。但现在,受众一方面拥有更多可供选择的信息渠道,另一方面获得了有效的表达渠道,甚至可以直接参与到新闻制作、传播的过程中。新闻从业者如果不转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立场,势必会阻断与受众之间的双向互通,从而导致受众群体的流失。

(二)多层次的新闻判断能力

新闻判断能力是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需要具备的基础素质,但这里的判断能力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对新闻价值的判断,还包含对信息融合可能性的判断和对新闻真实性的判断。首先,融媒体时代的新闻工作者必须了解各种媒体的受众群体,能够熟悉、掌握其特征、偏好。例如,报纸、广播、电视媒体等传统媒体的受众可能更加偏好时事要闻,而社交媒体的受众可能更倾向于接受贴近生活、有话题性、有参与度的社会新闻。因此,一个新闻信息借助何种媒介手段、以怎样的形式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和传播,是新闻工作者需要在实践、调研的基础上培养的职业素养。同时,在自媒体早已得到普遍应用的今天,人人都可以通过网络成为新闻传播者,但由于未经专业训练,多数信息无法得到有效证实。因此,新闻工作者更应随时牢记其与“公民记者”之间的区别,坚守住“真实”这条新闻行业的底线。这并不是说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不能从网络渠道获取信息,而是说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新闻工作者要发挥好查找新闻来源、核实新闻内容的职能。数字时代的信息让判断新闻真伪成为新闻行业的一个难题,但新闻工作者唯有直面挑战,才能展现并发挥其专业价值。

(三)多环节的信息处理能力

任何时候,信息处理都是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的核心技能。但在融媒体时代,从信息的获取(采访、调查)到信息的整合再到信息的呈现,每个环节都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一,信息的泛滥扩大了新闻采访与调查的范围,也增加了采访和调查的难度。这就导致新闻工作者调查取证的工作需求大大提升。其二,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是能够进行跨媒体新闻采写的“多面手”,能够综合运用多媒体工具与技能完成对新闻事件的表达[4]。因此,新闻信息的跨媒体呈现能力成为新闻工作者的必备技能,要想掌握这项技能光有传统的文字写作功底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对图片、音频、视频等信息进行全面的搜集、整理,以针对不同媒介提供最有效的呈现方式。其三,融媒体以整合传播为核心特征,要求新闻工作者具备整合信息的能力。例如,新闻信息可能来自多个媒介之间的相互补充,需要新闻工作者对其进行多方面的整合;新闻传播后产生的受众反馈及用户生产内容也需要新闻工作者进行搜集、整合与呈现。其四,在互联网时代,对大数据进行有效挖掘和解读,并对其进行可视化的制作、呈现,也是融媒体对新闻工作者技能层面的新要求。而技术能力对新闻工作者来说可能是一个永远开放的课题,伴随着传播技术的更新迭代,新闻工作者需要掌握越来越多的技能。例如,5g技术就对新闻直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还会有新的传播技术在新闻行业得到广泛应用,学生在传播技能上的学习是无止境的。

三、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学体系的重构策略

融媒体时代对新闻工作者在各个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高校的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学要紧紧围绕时代的需求展开,结合新闻行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教学体系进行更具实践性、有效性的重构。

(一)跨学科的知识体系构建

2018年的《地平线报告》指出跨学科研究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这一趋势应该引起教育工作者的充分重视。跨学科整合要以学科为依托,但要超出单学科研究的视野,关注复杂问题或课题的全面认识与解决[5]。传统的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体系的核心部分包含新闻传播业务和新闻理论。但是如果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学仅仅局限于传授新闻理论、新闻业务的专业知识,培养出来的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必定是低层次的、不健全的。唯有满足知识背景复合化并将知识结构不断更新,方可与新闻传播环境的新变化相适应[6],因此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学必须注重人文素质的培养,打造跨学科的知识体系平台,帮助学生以正确的价值观、社会观去认知社会、进行独立思考。人文素质的培养不是依靠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这一单一知识类型就能完成的,需要构建完整的跨学科知识体系。哲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艺术学、经济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知识应有选择地纳入到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体系中,加强新闻传播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同时可以积极推进双学位教育的开展,鼓励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针对就业目标辅修适配的专业知识,借助其他学科的视角来对新闻信息和新闻行业进行思考,对新闻报道进行深度与广度上的拓展,创造出更深层、更新颖的新闻内容。

(二)复合型的专业课程设置

处于融媒体时代,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学的最大变化应在新闻业务课程的创新上有所体现。融媒体在新闻行业得到成熟运用,互联网技术在各行各业中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学必须突破陈旧的单一模式,建构多层次的复合型专业课程体系。首先,作为基础性的新闻业务课程,如“新闻理论”和“新闻史”的教学内容应及时更新,吸收业界与学界的最新成果,对融媒体理论知识与传统传播理论知识进行协调、贯通。其次,工具性课程,尤其是一些技术类的课程,应尽量接轨最新科技成果,从技术层面体现媒体融合下的行业变迁。最后,增设跨媒体课程,如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的“融媒体报道出镜主持”、南京大学开设的“融合媒体报道”等,这类课程着重培养学生对各种新闻传播媒介的使用和融合能力,紧紧贴合了时代对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的要求。除此之外,还可以开设一些相关选修课程,如通信、软件、网络等,培养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多元化的信息处理技能。例如,早在2010年,哥伦比亚大学就专门成立数据新闻研究中心,将计算机科学与新闻学教学统一起来,这对于培育数据化时代的复合型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三)实践性的教学方式改革

新闻传播学知识范文篇4

一、高校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历史和现状

2001年8月,国家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正式要求“各高校积极推动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的教学.国家重点建设高校.力争在三年内开出5%一10%的双语教学:高校要使用优秀的、先进的教材,特别是在信息科学、生命科学、国际通用性和可比性强的学科和专业直接使用高质量的原版教材”。在当年10月召开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教学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就高校开展双语教学的专业、开课比例等做了具体规定:“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金融、法律等专业,以及国家发展急需专业领域,力争3年内外语教育课程达到所开课程的5%一10%。对暂不具备直接用外语讲授条件的学校、专业,可对部分课程先实行外语教材、中文授课,分步到位;提倡编写、引进和使用先进的原版教材。对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等发展迅速、国际通用性、可比性强的学科和专业,可直接引进先进的、能反映学科发展前沿的原版教材”。上述两段文件精神,体现了国家对高校双语教学的重视。

除了上述文件中所提及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金融、法律等专业外,同样是应用性很强的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持续发展历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新闻传播学教育领域开展双语教学,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新闻传播人才已经起步。1978年,邓小平与亲自批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创办新闻系,中国社科院、新华社、中国日报三家联合设置英语新闻采编专业。从1978年到1989年,该专业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新闻传播人才。

从1983年起.、国家教委、新华社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在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中国新闻学院等高校开设双学士学位的国际新闻专业;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高校也相继开设了五年制的国际新闻专业。这两次在新闻传播学科培养上的实践,都是旨在通过中英文讲授新闻传播学的核心课程,以英文版专业著作为教材,试图培养出一批具有全球视野、熟悉中外社会与文化、具有良好英文新闻采写与编辑能力的高水平复合型专业人才。这段时期的双语教学实践是新闻传播专业开展双语教学的初步实验期,是为了满足当时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对新闻传播人才的新需要而作的一次教学改革。

上海外国语大学作为最早开展双语教学的学校之一,在1993年将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由国际新闻专业升格为新闻传播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在1999年10月成立了独具特色的国际传播学院,它的前身是北京广播学院建校之初的三大系之一的外语系。1982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国家教育部等部门的大力倡导和扶植下,北京广播学院开办了国际新闻本科专业,1986年起,该专业招收硕士研究生,1999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该专业强调英语与新闻学、传播学、国际关系学的复合,也十分重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努力把学生培养成政治、业务、外语具有高素质的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

多年来,中国传媒大学国际新闻专业根据社会对国际型人才的需求,逐渐摸索出一套“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路子,即结合广播电视新闻学、传播学、国际关系学的基础知识,结合对外传播的特点和规律,已经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既精外语又通新闻传播的优秀人才.有的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新闻节目主持,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在外交、外宣方面作出了杰出成绩,为中国传媒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2003年,在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提出,应加强和深化对外新闻传播工作。为此,清华大学在2004年恢复英语新闻采编专业的招生工作。

综上所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关新闻传播学,特别是国际新闻专业双语教学的实践一直没有停止,但与整个社会对高素质、复合型对外传播人才的需求差距仍然较大,对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也相对滞后。查询中国知网,截止到目前.中国大陆关于大学双语教学的论文达717篇,但有关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论文仅3篇,几乎是一片空白。在广西区内高校的新闻传播学专业中,目前还没有开展双语教学.相关研究也尚未起步。就教学改革和创新方面的意义而言,目前在广西区内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中开展双语教学,进行相关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二、广西高校开展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对策

(一)创造条件.因校制宜

开展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好大喜功,搞超前教育,甚至只把它作为某个高校或某个地区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开展双语教学应该实事求是,遵循客观规律,只有这样才符合开展双语教学的初衷。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也不能搞“一刀切”,在开办前应该争取创造以下四个条件:一要学校和主管院系高度重视,做好相应的资金投入和硬件建设准备,比如应保证开辟专门的多媒体教室供双语教学使用,有专业的摄影室和录音室:采购原版的西方经典新闻案例vcd等等。二要引进或培养一批既懂英语又熟悉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师资力量;三要打好学生的英语基础,激发并保持学生的热情。四要准备好几门适合实行双语教学的课程及配套的教材。

(二)办学思路:内外合作

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应打破高校各个专业封闭办学的传统思路,可尝试与校内外语专业合办,资源共享;与外国,特别是东盟国家的大学合办;与新闻媒体,特别是与有双语新闻传播人才需求的广西新闻媒体合办;与党和政府的外宣部门共建等等。

(三)实施步骤:稳步推进

作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有效途径之一,双语教学宜先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教学试点。在广西高校开展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可尝试以下推行方法:

1.首先,作为培养广西高校学生的媒介素养,开阔学生国际视野的的任意选修课,可面向所有有一定英语基础和兴趣的学生开设。

2.作为专业选修课,让有一定英语基础和兴趣的新闻专业学生选修。

3.在上述基础上,将双语课程逐步提升为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必修课。

在大学三年级阶段开设新闻传播学双语课程比较合适,这个时候学生已经接受了两年新闻传播学专业基础教育,对新闻传播学的基本概念和学习方法,有了一定的了解。两年的大学英语学习,也让学生具备了一定的英语听说能力。而且大学英语课程在大二结束,这时接着上双语课程,可以起到比较好的衔接作用。

4.在上述三种课程教学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在广西高校中大力推广。

(四)课程选择:注重前沿

在高校的双语教学中,并非所有的新闻传播课程都适宜双语教学。双语课程的确定应根据新闻传播学的自身特点,选用那些与新闻传播实践结合紧密、领先新闻传播理论前沿的专业实践课和基础理论课程,如传播学,外国新闻事业史,西方新闻理论等少数课程。尤其是传播学.作为20世纪80年代初传人我国的一门学科,其国际通用性和可比性较高,较合适先试行双语教学。近二十年来,随着我国对传播学概念的引入,传播学已经发展成为和传统新闻学并列的同级学科。传播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宽泛的视角,很多传统新闻学概念,都能在传播学的领域中找到更为准确,内涵更丰富的对应。

总体来看,目前传播学在我国还处于引进、吸收、消化阶段,引进的速度不快,传播学的译著不多。可选用的传播学教材数量和质量还无法与国外同类教材相提并论。国外许多有关传播学发展的新观点、新方法、新成果,还没有在我们的教材中得以体现。因此,选用传播学原版英文教材,从传播学开始尝试双语教学,对促进传播学科的发展,培养与国际接轨的传播学人才大有好处。除传播学外,还可以用双语开设英语新闻写作、英语新闻编译、经典新闻作品赏析、西方新闻发展史、舆论学等课程。这些课程或是来源于西方,或是涉及世界最新成果,通过英文原汁原味地讲授,可以使教师和学生更好地融入原著语境,有助于深化师生对西方新闻传播学理念的认知,并以此观照当代中国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些现象。如果使用翻译过来的西方新闻传播学教材,由于中间的翻译偏差,可能导致不能准确把握其内涵,体会不到作者精准的英文表述和良苦用心。用英语讲授新闻传播学,通过英语交流的环境为专业学习设定模拟的意境,有助于避免或减少这方面的偏差。双语教学虽然要求中英文并举,但可根据实际情况有所侧重,这既体现在教师对教材的选取、讲授上,也体现下学生在课堂的双语讨论和课外实践上。目的都是为了学生能在最清晰的语境内把握新闻传播学领域的核心知识和前沿问题。

(五)师资培养:一专多能

在广西区外高校的双语教学实践中,普遍感到师资不足,能流利自如地使用双语教学的不多。目前,要在广西高校推广双语教学,瓶颈问题之一就是师资。外语教师新闻传播专业知识不足,新闻传播专业教师又英语功底不深,尤其是口语水平差。师资培训是推广双语教学的基础之一,为加快双语教学的开展,应制定好双语教学师资培训计划,培养英语水平高、学科知识强的复合型教师。具体来说,可分以下三步实施:起步阶段:选派英语基础较好的专业教师参加学校组织的培训,培养出双语教学试点所需师资。结业后开始双语教学试点实验。第二阶段:对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教师加强英语训练。通过几年努力,从博士毕业生中选择一批素质较高的教师,从事双语教学,建构起双语教学的基本师资队伍。第三阶段:参加各级各类双语师资培训.聘请外教作短期培训,对双语教学课程专业教师进行轮训;将骨干教师送到国外参加专业培训,不断提高双语教学师资质量。另外,学校还可以多邀请一些知名学者、留学归国人员、跨国公司以及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到学校来开办各种形式的讲座,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变学生被动的、不情愿的学习为主动的、积极的学习。

(六)教材选择:引进为主

适当引进和借鉴国外的教材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一条捷径。选用合适的教材是双语教学至关重要的问题。双语教学必须使用原版英文教材,没有原版教材,双语教学就成了无源之水。可通过与国外大学建立友好学校。互相交换教材、引进国外的优秀原版教材。在引进和使用国外教材方面,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教师谢毅认为,国外新闻传播学教材内容的选编思路和编写形式与国内教材的风格不同,国外新闻传播学教材有其优点,如内容层次分明,反映学科前沿,知识较新,概念叙述详细。但国外教材也有其短处.因此,选择哪些课程采用双语教学不能盲目行事。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目前不适合采用双语教学,因为国外教材涉及这一块的内容相对较少,而学生英语水平偏低,课堂接受能力和课外复习能力较差。专业基础课是后续课程的基础,如果专业基础课程的内容少,又学得不好,势必影响后续课程的学习。所以他认为基础性的专业课程不宜作为双语教学课程。

(七)教学方案:因材施教

新闻传播学科开展双语教学,由于口授课程以英语为主,汉语为辅,还要解释一些生词和难旬,为了不影响教学进度.在授课前应“吃透”整本英语原版教材的内容和语言难点,充分做好备课工作,首先要确定授课的重点方向:一是传授专业知识;二是解释难以理解的语言表达方式。鉴于大学三、四年级学生对英语语法、结构已接触多年,专业课的教师在授课时的主要任务还是疏通理解,帮助学生尽快汲取文中的信息,而不是流连于语法结构讲解。其次,教师在备课方案中。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教材内容要求和实际应用状况,设计一些讨论题和某些课堂讲座活动,这样可以充分地利用学生想表达自己观点的情感,调动学习积极性,挖掘学习潜力,有助于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时,自然地习得英语。此外,组织教师一起讨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很必要,教师们可以从同一层次的学生水平上,从木同的角度讨论如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制定出符合本校学生具体状况的.详细合理的教学方案。12]

新闻传播学知识范文篇5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新闻传播科学建设;博士学位;新闻传播学发展史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发展历史概述

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期望培养具有厚实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熟悉新闻传播的历史和现状,掌握本学科的最新进展,在某一专业领域或研究方向有深入研究,具备独立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的高层次人才。与新闻传播学相关的学科有社会学、心理学、文学、法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我国新闻传播博士研究生教育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84-1999年为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萌芽阶段。在新闻学正式设立博士点之前,国内已有6所高校开设新闻系,8个高校开设新闻专业,1个广播学院,以及1个研究生新闻系。全国新闻专业应届毕业大学生达519名,研究生78名,专职教员274人(含副教授、教授25人),在校学生已达1561名。1984年1月3日,国务院批准《第二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名单》,中国人民大学与复旦大学首次获得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并于次年开始招生,这标志着中国大陆终于能培养最高级别的新闻人才。1997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调整,“新闻学”由过去的二级学科调升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次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第七批名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中国传媒大学获得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中国人民大学与复旦大学获得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权。1999年,武汉大学成立了大众传播与知识信息管理学院,获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成为20世纪末最后一个获得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在萌芽阶段,共有5所高校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拥有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的博士学位授予权;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以及武汉大学拥有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此时中国新闻传播博士教育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生源不足。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攻读博士学位要牺牲一定的经济利益,这导致了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源不足,缺少挑选余地,使博士生的质量受到影响(方汉奇,2000)。2000年-2009年为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成熟阶段。2000年12月28日,《第八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名单》获准通过。中国传媒大学获得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成为第3所拥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同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有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一级学科的高校可以自主设立二级学科专业点,这为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开辟新的空间,如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传媒经济学、复旦大学开设广播电视学等。2003年,在“第九批名单”中华中科技大学获得二级学科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武汉大学和清华大学获得二级学科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武汉大学升为第4所拥有一级学科.3newsdissemination新闻传播前沿论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2006年,“第十批名单”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和南京政治学院获得二级学科新闻学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北京大学、上海大学、浙江大学和厦门大学获得二级学科传播学的博士学位授予权;而清华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取得了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的博士学位授予权。跃进阶段的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的发展满足了许多高等院校和相关单位对高层次人才的急迫需求,是新闻传播教育时代的一次转折(陈培爱,2006)。共有10所高校在21世纪加入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培养的队伍之中。成熟阶段呈现出如下特点:首先,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发展是表现为层次性的逐步推进。比起萌芽阶段十余年的沉寂,在成熟阶段大陆新闻传播博士教育的发展,随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全国各高校博士、硕士点的宏观布局调整,每3年进行一次扩张,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其次,快速发展的同时保证质量。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要求,拟立项建设为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的高校,一般应已是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或该一级学科下所有二级学科均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拟立项建设为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的,一般应为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因此各个高校都是从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点的建设开始,稳步推进,在保证教学质量与师资条件完善的前提下,再根据社会对新闻传播博士人才的需求,进一步扩张学科。最后,发展注重整体性,布局由点到面。萌芽时期拥有新闻传播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高校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而在成熟阶段,在发展北京、上海和武汉等大城市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南京、广州、成都、杭州和厦门等城市,新闻传播博士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2010年至今则为大陆新闻传播博士教育的拓展阶段。2010年,北京大学、上海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河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共9所高校获得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并陆续开始招生。其中河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以及山东大学是首次直接获得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的博士学位授予权。算上授予新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南京政治学院和南京师范大学,目前大陆共有18个新闻学或传播学博士学位的授予点。在2010年的井喷式扩张之后,新闻传播博士教育的发展趋于缓和,拓展阶段有如下特点:首先,全国新闻传播教育博士点的分布趋于完善,原先具有优势的省份或地区得到巩固与加强,河北、山东、重庆和安徽等省份也逐渐加入到新闻传播博士人才培养的行列中。新闻传播博士人才培养的版图已基本奠定,即以北京、上海为核心的东部地区向西部输送人才的格局。其次,有些高校通过将新闻学或传播学挂靠在其他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下的方式,设置交叉学科的博士点,对原有的人才教育模式进行革新,培养跨学科、综合性的新闻传播人才。新闻学和传播学本来就是综合性非常强的科学,因此通过跨学科的方式培养博士级别的人才,是拓展阶段的必然趋势。最后,快速扩张式的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发展模式受到学界的反思与讨论。尽管现阶段新闻传播学博士培养的精英取向暂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是存在着规模扩张的压力和师生比例失调的隐患(罗以澄,2008;吴锋、张先龙,2011);以一级学科点和博士点的数量,来衡量学科建设水平,并作为学科乃至大学实力象征的粗放经营模式受到了质疑(吴廷俊,2009;胡春阳,2010;黄旦,2014)。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发展现状与师资

纵观整个大陆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的发展历程,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充分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在不同阶段下社会各界对新闻传播学高级人才需求与期望,也符合一般学科从兴起、繁荣到转型的发展规律。从总体上来看,大陆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质量较高,注重建设,各个培养单位特色突出,涌现出一批部级的学科建设示范点,在新闻传播教育中起到突出的引领作用(赵玉明、庞亮,2008),如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的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和中国传媒大学的二级学科新闻学皆列为国家重点学科名单。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主要是在国内较早开展新闻教育的、师资水平一流的综合性高校。除了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外(其新闻学专业始于20世纪60年代外,并于1995年重新恢复),剩余的16家培养单位均于1985年前——新闻学被列为博士学位二级学科前——开展了有建制的新闻教学活动。其中于2010年直接获得新闻传播学一级博士学位授予权的河北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同样也具有从事新闻教育悠久的历史。河北大学于1982年就开设过新闻专业,有教职工10人,在校本.3newsdissemination新闻传播前沿论衡科生30人,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大夏大学(1929年)和光华大学(1925年)——更是在创校伊始就开设新闻学和广告学的课程,是当时国内最早的一批开展新闻教育的高校之一。从各个高校的综合实力来看,在16所招收新闻传播学博士的高校中,有11所属于“985”兼“211”高校,5所属于“211”高校,而且有14所高校长期占据国内百强高校排名的前50名,剩余的2所高校的排名也在100名左右。尽管各个院校类型侧重有所不同,如清华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侧重于理工科,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侧重于师范类,但绝大多数高校都属于综合性院校(中国传媒大学属于艺术类院校),因此可以说承担大陆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的主体单位是老牌综合性一流大学,为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培养提供了天然的人文底蕴和跨学科培养的可能性(吴锋、张先龙,2011)。在17个具有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的命名上,有14个单位以“新闻/传播学院”命名(包含新闻学院、传播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与传播学系、新闻传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部、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等),这是在传播学在大陆被纳入学术视野和学科建制后,各个新闻传播学教育单位的主流命名方式。其中有2个单位仍然以“新闻学院”命名,分别是大陆最早开展新闻学硕士与博士教育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尽管“新闻学院”的内涵在发生变化,科系专业在不断丰富,但是保留“新闻学院”作为学院的招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老牌新闻院校的历史延承。余下的4个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单位系交叉型院系:山东大学和四川大学向来以文学见长,将文学与新闻传播学交叉,故以“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命名;上海大学将艺术学与新闻传播学交叉,成立“影视艺术技术学院”,于2015年改名为“电影学院”;浙江大学将文化学与新闻传播学交叉,故以“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命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点挂靠一级学科公共管理学下,设置了大众传播与媒介管理二级学科。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于2002年9月成立,在一级学科工商管理下设立新媒体传播与管理交叉学科的博士点,以及文化产业与媒体管理二级博士点。另外,其他挂靠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点还有,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设有新媒体艺术与理论博士研究方向;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于2012年起挂靠在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下,招收媒介文化方向博士研究生;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招收政治传播学、公共传播管理博士研究生;重庆大学新闻学院,于2013年起依托法学院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自主设置新闻法学二级学科博士点;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文学院共建“文化传播”博士点(与文学院分别设点招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设有传媒管理博士点。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博导队伍依照新闻教育发展历程大致能分为三个梯队。来自第一梯队的博导为当年同时拥有政治资本、业务资本和教育资本的“老新闻”,如甘惜分、王中。来自第二梯队的博导,一部分是前的教师,碰到好气候,迅速成长为骨干:如方汉奇、蓝鸿文和丁淦林等;另一部分是大陆新闻教育机构自己培养的博士、硕士中的后起之秀,如童兵、李良荣和刘建明等。来自第三梯队的博导具有高学历和新知识,视野更加开阔,知识结构更加合理,将带动新闻传播学研究走向高层次和规范化,包含自己培养的博士、硕士,以及从海外学成归国的洋博士(向芬,2009;吴廷俊,2009)。笔者对目前大陆17个具有新闻学或传播学博士点的高校或研究机构(不包含南京政治学院,以及挂靠在其他一级学科下的新闻传播博士点)的268位博士生导师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分析(所有资料来自于各新闻传播学博士授予点官方网站的师资简介,截至2016年6月),除个别博士生导师为副教授外,其余博导均为教师。60和70年代的博导是大陆目前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的主力军,占72%。处于退休边缘的50年代的博导占总人数的21%,20、80年代的博导极少,仅为个别现象。从性别比例来看,在40年代的博导中,女性博导占6%;在50年代的博导中,女性博导占16%;在60年代的博导中,女性博导占28%;在70年代的博导中,女性博导占37%,呈上升趋势。总体而言,大陆新闻传播学博导年龄构成较为合理、比例协调,女性博导的比列逐步增高,有利于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的长期发展。从博导从事的主要研究专业来看,新闻学和传播学是其主要研究方向,增长较快,而从事广播电视学和广告学的人数则增长较为平缓。在总量上来看,主要从事新闻学研究的博导在占绝对优势,传播学次之,但是以1960年代为转折点,主要从事新闻学或传.3newsdissemination新闻传播前沿论衡播学研究的博导数量发生转变,出生于1970年代的博导更多从事于传播学的研究,较少从事新闻学研究,其人数急剧减少。(详见图一)从各个高校或研究机构博导的年龄构成来看,每个新闻传播博士授予点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除了个别高校年龄结构偏老以外,总体上年龄结构合理。

三、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前景展望

新闻传播学知识范文篇6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新闻传播学知识范文篇7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2]韩炼.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j].现代传播,2004(2).

新闻传播学知识范文篇8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新闻传播学知识范文篇9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新闻传播学知识范文篇10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传播学;理论课程;教学改革;实践

在高校的新闻传播类专业中,传播学理论课程是重要的课程之一,也给学生未来的学习、形成整体的知识体系带来保障。在“互联网+”时代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传播学理论课程教学也在不断深入发展中,并且在学科教学中,更加突出网络信息技术的作用,显著提高了教学的水平。在本研究中,主要是分析当前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传播学理论课程教学的主要策略。

一、传统教学模式下传播学理论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模式十分传统。传播学是一门十分复杂和系统的学科,源自于欧洲,然而因为课堂教学的有限性,教师必须要在一定的课堂时间内完成理论知识的教学,这就需要学生在短时间中掌握系统的理论知识,学会消化和建立模型,这种模式无论对于教师还是学生来讲都是十分困难的。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主要是灌输式的教学方式,教师把课堂中的理论知识进行浓缩,然后传授给学生完成教学任务。该教学模式比较传统,同时容易让学生产生抵触的心理。(二)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严重脱节。在多数的高校中,传播学理论教学采用的教材都十分陈旧,虽然一些理论内容得到了修订,然而,在当前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该课程和实际的教学要求出现了严重的脱节,无法再为指导实践发挥有效的作用。在高校教学中,都十分重视理论教学的作用,很少进行实践课程的安排。同时,在传播学理论课程教学中,理论教学占去了大部分内容,这就使得多数的高校传播理论课逐渐成为了单纯的理论性课程。有的院校甚至一个学期都没有实践课程的。在这些教学中,教师主要是理论知识的讲解,很少和学生进行互动,没有意识到对学生引导作用的重要性。学生缺乏实践环节,难以利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践问题,这就使得人才培养严重脱离了教学的目标和要求。

二、新媒体时代传播学理论课程教学改革具体对策

(一)教学内容要与时俱进,将经典理论和传播。现实深入结合起来首先,在传播学教学内容之上,增加理论研究背景的教学。传播学理论是传播领域重要的“学术遗产”,主要是内容是分析当前的社会传播现状,掌握传播的规律。因此,在理论课程教学中必须要包含当时的背景和现实情况,让学生能够立足于当时环境掌握传播学的观点和意义。另外,在很多的传播学相关文献中,分析了传播理论的时代背景和产生的流程,因此在课堂教学之前可以让学生首先进行预习,在预习中了解这些文献内容,从而掌握相关的知识。很多大一、大二的学生因为专业知识缺乏导致他们理论著作阅读的效率十分低下,利用独立阅读很难快速掌握文献的内容和含义。因此,在教学课堂中,教师可以对背景和流程进行仔细地介绍,这就需要教师有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同时对教师的知识掌握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比如在进行“伊里调查”知识点教学中,罗斯福四次击败了威尔基,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该故事。在“大众传播功能”教学中,希特勒部队在假扮成波兰士兵之后,顺利拿下了德国电台,这些历史事件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应,同时也使得媒介研究者不断追踪,在教学中,这些事件也充分引起了学生的关心。利用该历史事件可知,传播学理论知识是让我们能够不断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的手段和方法,也是在现实社会中不能缺少的工具。在完成这些知识的讲解之后,教师可以给学生进行一些相关文献资料的推荐,让学生能够课下去阅读,从而不断巩固并加深他们已有的知识。(二)简化处理教学内容,注意应用时政热点。在传播学课程知识中,和人们的社会生活存在着很大的相关性,因此在开展传播学理论课程教学中,教师必须要实现对经典理论的本土化转化,并且不断提高学生知识探索的兴趣和积极性。另外,要立足于时代的变迁考虑,在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资讯更加娱乐化,如果没有深入思考,那么就会导致内容逐渐流于形式。因此,在进行教学时,教师必须要和当时的热点传播事件结合起来,在课程教学中利用理论知识进行分析,从而让课程更加具体和深入。在应用具体热点事件进行分析和研究中,必须要充分关注同一事件在不同媒体平台传播中的态度和表现,在不断对案例来源以及内容进行分析过程中,深入分析不同媒体平台的性质,同时,还需要重视在案例分析中不断增加新媒体的理论比重。在不断地对比和分析中,分析传播过程中的媒体变化,展望其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比如,在“大众传播理论”教学讲解时,教师可以充分加入最近热映的一些影视作品,并且和学生的兴趣点结合起来,将其引导至课堂思维逻辑和模式中,在提高学生思考热情的同时,不断提高基础概念,提高学生的媒介分析方式,使用内容分析方法等等,不断引导课堂,从而将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三)改变传统理论教学法,创设良好的教学情境。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传统教学课堂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在传播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必须要与时俱进,结合当前的新媒体技术,并且采用图片、视频等等作为教学资料的载体,为学生构建良好教学情境,从而使学生能够站在不同的角度、全方位地区学习理论知识,并掌握其实际价值,从而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深入结合起来,促进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具体的策略有:1.模拟传播学经典实验。传播学教师在教学中,必须要充分使用一些相关的经典理论和经典实验,构建良好教学情境,并且能够促进教学中多媒体技术作用的发挥,能够把一些抽象的复杂的知识变得具体化,让知识更加简单化,从而促使学生能够身临其境,让学生都能够参加到模拟实验中,感受理论知识产生的过程,更加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教学的内容。比如霍夫兰“一面提示”和“两面提示”,以及阿什“线段实验”都是能够应用在课堂中的试验。然而,因为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难以给学生带来十分严谨的高质量的实验环境,从而在实验中也会产生很多的实验结果和原实验结果存在差异的问题,因此,教师必须要能够意识到利用这种教学方式并不是为了得到一定的实验结果,而是能够让学生都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并参与其中,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掌握,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传播学理论。另外,还有一些传播学理论知识难以在课堂中进行调查实验的模拟,必须要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采用角色扮演法实现有效的教学。比如在“沉默的螺旋理论”产生中,将涵盖调查作为例子,在教学指导学生学习时,首先要在预习中进行有关文献的阅读,然后在课堂教学中,可以让学生承担着不同的角色,例如调查员以及被调查者等等,之后在进行调查过程的全面演示,最后“调查员”进行言论的发表,得出结论,教师根据学生的参与状况和结论进行总结和评价。这种方式显著提高了学生的参与热情,促使课堂更加积极活跃,同时在已经创设的情境中,能够让学生更好地感受知识的形成。2.经常举行传播学的实践研究。在设计环节中,教师必须要针对当前的一些传播现象,设计传播问题,并且进行调查项目的设计,关注实践活动的开展,同时对班级学生进行分组,分成不同的小组,教师带着学生去室外开展调查,然后统计最后的结果。在回归课堂之后,教师要鼓励学生分享自己的统计结果,并且能够具体分析,这样就让学生成为研究的主体,同时也能够促进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的知识,不断提高学生的沟通能力,提高学生的团队能力和团队意识,增强学生传播沟通能力。另外,在设计的课程课题中,能够和学生的毕业论文以及暑期调研实践等等项目创新深入结合起来,促使学生能够全面发展。3.研讨案例。传播学教师必须要根据当前的新闻热点,立足于时下的传媒现象,给学生寻找并创设“论题”,这些话题必须要是当前的热点问题,让学生能够自己查找资料,形成文字报告,在报告过程中能够使用图片、视频和音频等等不断丰富报告的内容,提高报告的质量,然后在课堂上,让学生进行这些案例的分享和研讨,不断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扩展他们的视野,增强学生的新闻敏感度,促进学生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提高他们的问题解决能力。同时,该方式可以促进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增强学生的传播学核心素养,加强传播学理论课程教学,促进教学的不断改革和发展。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的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中,传播学理论课程有着核心作用。在当前多媒体时代背景下,传播学教学的内容也不断多样化,教学方式更加灵活,同时教学结构也在不断深化和改革中,促使理论教学和教学实践充分结合起来,显著提高了教学的质量和水平,提高了学生的传播学核心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从而成为社会需要的综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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